▲杨武能在重庆家中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龚雪梅 摄

一生中最骄傲的是什么？

在重庆图书馆专为他建立的巴蜀译翁文献馆，杨武能思考着记者提出的问题。

这个以他的笔名命名的文献馆内，墙上挂着他的照片和生平介绍展板，展柜里是他翻译的德语名著的不同版本，写作手稿，冯至、季羡林、钱钟书等师友的书信，以及世界歌德研究领域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联邦德国总统颁授的“国家功勋奖章”、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奖章。

85岁的德语文学翻译家，戴着眼镜，穿着短裤和凉鞋，语速缓慢。自己评价自己，是件难事。

“我这个人很骄傲，不可一世，也爱吹牛。”杨武能说。但在2019年，当他的老家重庆武隆区提出要在仙女山上给他建一个亭子时，他还是觉得“受不起”。“当地要叫译翁亭，对应滁州醉翁亭，我说要不得，我不敢把自己和欧阳修相提并论。”

在杨武能的坚持下，亭子以巴蜀译翁命名。亭子的楹联，是他一生的写照：

浮士德格林童话魔山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翻译家歌德学者作家一世书不尽的传奇

从事翻译60多年，杨武能出版了《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魔山》《茵梦湖》《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等30余种德语文学译著，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格林童话》第一个全译本的译者。杨武能说，自己的读者应该数以亿计。“中国有多少家庭，我相信有不少家庭的孩子，都看过《格林童话》吧，而且这些书现在还在不断地再版。”他继续“骄傲”起来。

谈话中，他不大愿意聊太多翻译，而是喜欢回忆自己的老师和亲友，“一个小女人，还来保护我”的妻子王荫祺，弹得一首好三弦的音乐老师王抒情、“像个皮球”的俄语老师许文戎……但是当谈到恩师冯至时，他突然哽咽。“他死了，我就像父亲死了一样。别再问下去了，够了。”

他中止了采访。我们相约两天后在他家中见面。

“吹口琴，我是认真的”

第二次与我们见面，坐在家里阳台的单人沙发上，杨武能从一个木匣子里取出他的宝贝——口琴。

音符开始跳跃，他闭上了眼睛，一吹一吸之间，胸膛起伏，脸有些涨红，似乎浑身都在使劲。吹完一段弗兰兹·雷哈尔的《风流寡妇圆舞曲》，一旁的大女儿杨悦请他稍作休息。他没听，连吹三首后，才停下来喘口气。

85岁的老人像个“人来疯”的孩子，向来访的记者展示着才艺。他玩口琴已经玩到一定的段位，最近正摸索用名家弹的琵琶曲当伴奏，和自己吹的口琴配在一起。“我要吹和伴奏一致的调，不然吹出来怪难听的。”他的匣子里有十几支口琴，“从C调到G调都有。吹口琴，我是认真的。”

杨武能说自己是“母性的人”，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所说的，富有艺术气质和流浪汉心态的人，对文艺特别是音乐有天生的领悟能力。学生时代，杨武能就对音乐有着浓厚兴趣。高中时，课间休息他要么弹三弦，要么起音领唱，他还是校乐队的队长，在台上用板胡领奏《金蛇狂舞》。人到晚年，音乐才能让他又一次被人群围绕。小区里，这位个头不高、腿脚不便的小老头，笑眯眯地把口琴吹起，就恢复了年轻时的魅力，和身边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唱跳——这是他的社交。

初次和杨武能接触的人，会觉得他说话直率，容易得罪人。曾有人称赞他是“德语界的傅雷”，他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但他不高兴。傅雷也是他的榜样，可榜样不能成为他的“天花板”，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好比：“我非常尊重我的老师和前辈，但是不是我事事都不如他们？”“如果我的学生都是没有进取精神、超越精神的人，作为老师我心里高兴吗？”

生活里的评价，他也在意。身上穿的白色短袖衬衫，朋友问他，杨教授，这件衣服是在德国买的吧？杨武能心里高兴，明明是在楼下地摊上淘的，“穿起来好看就行，管它在哪买的。”

杨武能戴着一块运动手表，时间管理曾是他的得意之处，“以前我抓时间抓得很紧，要不哪能翻译出那么多书。”在去年B站播出的纪录片中，杨武能还保持着多年来的工作习惯，4点半起床，5点开始修订书稿。不少观众看到这个起床时间，都在弹幕里发出惊叹。现在，杨武能开始接受“晚起”，允许自己“松懈”。

“6点多钟起来，比以前推迟了，起来以后很松懈，不像以前起来就坐在电脑前做事。我就慢慢地，洗漱好了看看微信，8点钟左右吃饭，10点多下楼晒太阳。午饭后睡午觉，下午3点多才起床。”

快到85岁时，杨武能下决心改变过去忙碌的状态，“就是要好好休息。但休息也不是躺下不动、什么都不干，我就干我喜欢的事。不那么喜欢的事，我就不干。”但一生挚爱的翻译目前可能也被列入了“不干”的事中，杨武能把自己的很多译著样本，都摞在了阳台的储物柜里。他说，眼睛不行了，想翻的都翻了，其他的“自有后来人”。

自在、放松，杨武能享受着如今的状态。他感叹，这两三年很多和他同龄的翻译家都走了，“我把时间留下来，搞好我的身体。因为多活一年，就能多创造，多奉献。”

6月，杨武能开始录制讲解自己的译著、学术著作、散文随笔的《译翁说书》，这一节目近期将在B站播出。他打算将自己的著作一本本讲下去，“就是讲1000期也不算多。”

平时，杨武能用运动手表监测自己的睡眠质量。“昨晚是我一两年来睡得最好的一晚。夜里睡了6个多小时，深度睡眠两个多小时，最重要的是夜里只起来了一次。”他对记者说，这些新科技好用，拒绝才是傻瓜。

“在我这个年龄的人里头，能像我这样的很少。”对新事物的接受，也让杨武能“骄傲”。

“因祸得福”

在杨武能看来，自己总能“因祸得福”。

1953年，杨武能从重庆育才学校毕业，考入重庆一中，升学体检时却查出先天色弱，这意味着他只能学当时多数学生都不屑的文科。杨武能曾立志当一名电气工程师，将来修建三峡水电站，但是色弱让梦想破灭。

此时，另一扇门向他敞开了。高中期间，文学带给这个敏感的少年精神上的慰藉。他和同学们一起朗诵鲁藜、绿原、普希金的诗歌；他还爱读小说，屠格涅夫是他的最爱，《罗亭》《贵族之家》等作品让他如醉如痴。由于俄语老师讲课生动，杨武能就盼着上俄语课，还下决心报考俄语专业。

1956年，杨武能考入西南俄专，立志成为一名俄语翻译。没想到1957年中苏关系恶化，俄语人才过剩，杨武能只能转入南京大学德语专业。

看似无奈的选择，却改变了杨武能的命运。在南京大学，由于已有俄语的扎实基础，学德语对杨武能来说小菜一碟。在学校里，杨武能一年到头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可他还是有自己的骄傲：我的德语比你们都棒！

但这时，家里却出了变故。当电工的父亲被送去农场改造，家里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来源，母亲只能靠拼命做杂工赚钱拉扯几个孩子。一些亲戚劝杨武能这个长子早点工作，但即便这样困难，父母都没有流露过让杨武能中断学业的想法。

生活的压力让杨武能意外地找寻到毕生的事业。在南京大学的第二年，为了解决自己乃至家庭的经济困难，杨武能开始试着做翻译，他先是从《国际展望》等东德报刊选译一些短文去投稿，一篇不足千字的短稿也能赚八块钱，相当于普通学生大半个月的生活费。

1959年春的一个午后，杨武能正站在校园阅报栏前读报，也在读报的好友舒雨突然冲着他叫：“杨武能！快来看，你小子的译文登出来啦！”原来，他翻译的一篇非洲童话登上了《人民日报》，这更加坚定了杨武能翻译的信心。

南京大学求学期间，恩师叶逢植成为杨武能从事文学翻译的领路人。叶逢植鼓励杨武能多译些名家作品，向当时国内唯一发表文学翻译作品的刊物《世界文学》投稿。

1962年，杨武能翻译的三篇作品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做文学翻译的人很少，发表译作也极为困难，但大学还没毕业的杨武能已经登上译坛。

杨武能说，命运像位父亲，看似对他十分严酷，但心眼儿里却对自己先天不足的儿子格外疼爱。

第一批文学翻译作品给杨武能带来190元左右的稿酬，他接济了家里，还在鼓楼附近给自己买了件夹克衫，破天荒地改善了一下形象。

大学第五学年，杨武能住进了肺结核疗养所，这段灰暗的经历，成为多年后他翻译《魔山》时的重要助力，因为《魔山》的故事背景就是一座肺病疗养院。人生中又一次“因祸得福”。

毕业后，杨武能被分配回了已升格为四川外语学院（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西南俄专。“文革”时期，杨武能被勒令去扫厕所。他说：“我一生中经历的坎坷很多，受的打击很多，只是越打击越来劲。”

一生的“贵人”

1978年是杨武能的“命运之年”。

那一年，40岁的杨武能作出一个惊人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当时，他已经在四川外语学院任教16年，大女儿在念小学，妻子即将分娩。还有人劝他说考不上会成为笑柄，但只要是杨武能认定的事，没有人拦得住他。

骨子里，杨武能有着重庆人的倔强。当年在南京大学利用课余时间搞翻译时，学校虽不明令禁止也不赞成，系里的干部找他谈话，说他“种自留地”，可杨武能并不收手，继续换着几个笔名翻译。在四川外语学院，他觉得自己因为所谓的出身不好“被穿了小鞋”，一怒之下想拍屁股走人。

40岁那年，成为杨武能生命中的转折。他遇到了冯至这位一生的“贵人”。

1978年10月，杨武能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如愿成为冯至的及门弟子。后来，杨武能听一位工作人员说，社科院宿舍紧张，不想招外地户口的考生，冯至却告诉学校，“杨武能没房子住，我的所长办公室给他住！”杨武能感觉，“老师对我很有些偏爱。”

杨武能跟冯至研究德语古典文学，专攻歌德。“当时，搞外国文学的中青年学者，谁不以当冯至的弟子为荣？”杨武能说，老师是享誉海内外的歌德研究专家，能得他亲传，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是早晚的事。

但在当时，人到中年的紧迫感，让杨武能把许多精力用在了出名快、稿费多的翻译上，对学术研究投入不多。“当时我的旁骛太多，没有深入进行歌德研究。”杨武能心存歉疚。但对弟子的“不务正业”，一贯对人对己严格要求的老师始终保持沉默。

杨武能说，他明白，老师的沉默绝非赞许，而是一位胸怀博大的长者和智者，对人到中年背井离乡的弟子的理解和宽容。

1980年3月下旬，杨武能的研究生学业刚完成了一半，突然接到远在重庆的母亲脑溢血离世的噩耗。他慌忙前去老师家中请假，在街上正巧碰见老师迎面走来。冯至握住弟子的手，过了好久才语气沉重且恳挚地说了一句话：“希望你还回来。”老师的手厚实温暖，此时，杨武能强抑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杨武能说，冯先生这个人很含蓄，他一般不会向你表露情感，或者表扬你。但那天，短短的一句话，让杨武能感受到老师对自己殷切而巨大的期望。

办完母亲的丧事，杨武能又回到老师身边。

毕业时，社科院想让杨武能留下，留在北京的前途似乎更好。但这一次杨武能为家庭做出了牺牲，他回到四川外语学院，回到妻女身边。

没能留在老师身边继续歌德研究的遗憾，让在四川外语学院担任副院长的杨武能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坚持从事歌德研究，并且最终下定决心，于1990年调到四川大学工作，潜心学术。“精神上，我还是留在了老师身边。”

每次回北京，杨武能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冯至。“寡言少语、不苟言笑的大学者、大诗人，看见我这个老弟子，话也变得多了。”杨武能说，在治学和做人方面，“老师都教了我很多，他就像父亲一样。”

“有心眼儿”

好机会要靠自己争取，杨武能很会抓住机会，既有闯劲，还有些“心眼儿”。

年少气盛，读大学一年级时他就敢直接找校长提要求。那时他刚到西南俄专，一年级的基础课程，对中学就开始学俄语的他来说毫无难度。杨武能在午休时闯到校长家里，要求跳级。校长拥被坐在床上说，“你想跳班就考考呗。考上了，跳！”杨武能真就考上了。

他给自己争取到的更大机会，是重译《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1979年，杨武能正随导师冯至研究歌德，歌德的代表作《维特》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读着郭沫若1922年的译本，杨武能感觉这个译本不好懂，不易被现代读者接受，于是大胆提出重译的想法。在当时，作为一个还在读书的学生，“挑战”文坛泰斗的想法多少有些僭越。有朋友劝他，德国文学可译的东西多，何必惹那个麻烦呢。

但杨武能知道，此时重译正是时机。十年浩劫刚刚过去，人们正需要《维特》这样一部追求个性解放、感情自由的作品。

这一次，杨武能直接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绿原。绿原对杨武能说，这本书本来也打算请人重译，但以前出的是郭老的译本，重译必须特别慎重，先交一万字试译稿，领导研究了再定。

试译稿顺利通过，杨武能为自己争取到了机会。1981年，杨武能重译的《维特》横空出世，大受欢迎，至今仍然畅销。成功重译和出版《维特》，对杨武能个人关系重大，他自此在译坛崭露头角，译著也随之成了各出版社争抢的“香饽饽”。

不论译著出版，还是学术成果发表，杨武能似乎总能觅得合适的时机“踩上点”，他说这是因为自己“有心眼儿”。

选择研究歌德，除了老师冯至是研究歌德的权威、专家，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歌德研究后继乏人，老一辈专家也屈指可数，在填补空白和物以稀为贵的“侥幸心理”推动下，杨武能选择了一条“人少的赛道”。

1982年是歌德逝世150周年，杨武能不失时机地把早已准备好的歌德研究学术文章一篇接一篇发表了出来，引起了学界的注意，随后应邀参加了在德国海德堡举行的“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9年歌德诞辰250周年之际，杨武能也“早有预谋”。由他和刘硕良主编的14卷《歌德文集》面世，成为我国百年来研究、译介歌德最具规模、最为系统也最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之一，实现了郭沫若等前辈把歌德“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盘翻译介绍过来”的百年宏愿。

2005年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诞辰130周年和逝世50周年，杨武能新译的托马斯·曼代表作《魔山》也选在这个时间点出版，“此时不出版，哪里还有更好的时机？”

最让杨武能引以为豪的“心眼儿”，还是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采访中，他笑着对记者“夸耀”：“我不是说我很有心眼儿吗？我就想到，我不能用有限的生命去翻译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既然此生有限，就要干最重要的事，所以我翻的都是经典。”

这也是杨武能作为一位翻译大家的“骄傲”，用他的话说就是“非经典，我不译”。

“自己也是浮士德”

翻译文学作品时，杨武能要“进入角色”，入戏。“比演员要求还高，演员一般就进入一个角色，翻译家得进入作品里几乎每个角色。”杨武能说，翻译家要进入忘我的状态，忘记流逝的时间，忘记工作的劳累，才容易臻于“化境”。

翻译《维特》时，曾和维特一样被认为出身不好的杨武能与主人公产生了共鸣，绿原说杨武能“又当了一次维特”；翻译《魔山》时，与书中主人公一样得过肺结核的杨武能也觉得亲切，“咯血什么的我都经历过。”但所有角色中，杨武能最喜欢也最想成为的是浮士德。

他曾和同样翻译了《浮士德》等德语文学经典的翻译家钱春绮探讨翻译的苦与乐。“我们这些搞翻译的人也是浮士德。”杨武能感慨地说，“一迷上这件事，就像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一样，要想停下不干都不行了。”钱春绮回答：“是的，一切文艺都是梅菲斯托，都有不可抗拒的魔力，要我们为它受苦、牺牲，不过，受苦和牺牲也自会带来乐趣。”

50岁那年，杨武能写过一首小诗：

他知道“名位是虚影，事业是一切”，

因为他读过《浮士德》，

自己也是浮士德。

杨武能认为，浮士德身上有一种献身精神，这点和他很像。

他说翻译家是文化界的“苦力”。翻译《魔山》时，正赶上1986年山城的盛夏，杨武能一大早把当书案的活动饭桌搬到阳台，午后又搬回屋里，摆在旋转的大吊扇下边，还要小心身上的汗水打湿面前的稿纸。上世纪90年代初翻译《格林童话全集》时，还不方便用电脑输入，200多篇译稿全靠一笔一画写出来，每天译写八九个小时，写得手腕颤抖、头晕目眩、颈椎病发。

也许是重庆人爬坡上坎的出行方式，给了杨武能坚韧与执着。在杨武能出生的重庆十八梯，几百级台阶曾是连接山城重庆上下半城的通道。住在歌乐山麓的四川外语学院时，他也要爬学生们戏称的“彩云梯”上下山。“回家走到一半能不走了吗？不能啊，一定要走到顶上去。”杨武能说。

而浮士德不安于现状、敢作敢为、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等精神，也激励着“扮演”他的杨武能在翻译和学术路上一步步攀上高峰。

2004年，杨武能在大学里基本不再授课，时间更为充裕，刚好又受聘担任欧洲翻译家协会的驻会翻译家。尽管已年近古稀，他仍想弥补自己多年前的遗憾——1990年，由于交稿时间紧迫，杨武能统稿的《魔山》出版时为四人合译，前后风格明显欠和谐统一。这一次，他再闯“魔山”，在老伴的陪伴和照顾下，完成了这部经典的新译本。

杨武能说，自己翻译《魔山》前后经历20载，有了“魔山”之旅的历练和积累，他便能以不同的眼光观察和认识变化了的自己和世界，这大概就是文学翻译工作的最大魅力。“一个翻译家能有机会翻译《魔山》这样一部巨著，并且顺利出版，哪怕为此折腾20年，甚至耗去更多的时间精力，我看仍然十分幸运。”

近年来，杨武能渐渐将重心从翻译转移到讲学。他利用重庆图书馆举办“格林童话之夜”的机会，与小读者们近距离交流。2022年，因为“不满足于文学翻译的成就和影响”，已经84岁的他在重庆图书馆“巴蜀译翁文献馆”的基础上，推动创建“译翁书院”，准备不定期在此讲授歌德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以及德国文学和文化。近期投入时间精力的《译翁说书》，也是他讲学计划的一部分。

回顾人生，杨武能说，自己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家是误打误撞，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命运）对我太好了。叫我再选职业，我也许还做这个。”（完）（原标题：“巴蜀译翁”，“译”不尽的骄傲与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