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3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桩特别案件。
此案涉及侵权，规模不大，但两位当事人身份特殊，致使该案备受瞩目。
原告为董健吾之子董龙飞，被告身份显赫，乃毛主席儿媳、毛岸英遗孀刘思齐。
董龙飞诉刘思齐一案起因于一场演讲。具体为何，需追溯至该演讲事件。
1月19日，刘思齐受邀前往武汉理工大学进行演讲。
演讲时，她述及毛岸英及其两位兄弟在上海漂泊的日子。
董龙飞认为刘思齐的陈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涉嫌诋毁董健吾，此行为损害了董家的名誉。
因此，他向法院递交诉状，旨在为父亲争取正义。
刘思齐的具体言论内容为何？董龙飞为何声称其与历史事实不符？
【董龙飞状告刘思齐】
2002年1月19日，72岁的刘思齐受邀前往武汉理工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毛岸英的演讲。
刘思齐多次参与此类演讲，她与毛岸英虽仅有一载夫妻之缘，却对那段深情念念不忘，始终难以释怀。
岸英是我生命中永远的痛楚，同时也是我毕生的骄傲所在。
刘思齐耗时两年爱上毛岸英，而后需用整个人生去缅怀他。
毛岸英逝世后，刘思齐从未缺席其纪念活动。因此，面对武汉理工大学的邀请，她果断应允。
刘思齐于演讲台上，详尽叙述毛岸英的一生事迹，言辞间饱含深情，内容条理清晰，准确传达了毛岸英的英雄形象。
谈及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的漂泊岁月，她揭露了一个令人心痛的秘密。
毛岸英与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时，历经与三毛相似的困境，唯未做资本家义子或行窃之事。
刘思齐动容道，眼中满是心疼：“她如同三毛流浪记中的主角，历经五年漂泊生涯。”
刘思齐的发言迅速传播开来。
众人皆知，毛家兄弟曾得“红色牧师”董健吾庇护。据刘思齐所言，二人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苦，境遇不佳，此或为“流浪五年”之说的由来。
质疑纷至沓来，董家备受困扰，这不仅给董家人带来沉重苦恼，还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名誉。
董龙飞作为董健吾的后裔，对这段历史颇为熟知。
因此，他坚信刘思齐的陈述与史实相悖，且导致董家名誉受损。
董龙飞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正式控告刘思齐。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
【“五年流浪生活”的真相】
1930年11月，杨开慧于长沙识字岭壮烈牺牲。
次年春，为确保毛主席三子安全，湖南地下党联络上海地下党，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及毛岸龙转至上海大同幼稚园。
董健吾根据周总理指示创办了幼稚园，旨在专门接收并抚养革命后代及烈士留下的孤儿。
毛家三兄弟入园时，年龄各异：毛岸英9岁，毛岸青7岁，而最小的毛岸龙年仅4岁。
大同幼稚园内，三兄弟共度温馨安宁岁月，然时光匆匆，好景未久。
1931年，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遭捕后叛变。
董健吾在执行任务时身份被揭露，导致与之相关的大同幼稚园同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董健吾无奈，只得暂弃幼稚园，避至挚友杨度家中。
幼稚园工作人员有的被捕，有的隐匿，同时，党中央所有机关均已完成转移。
事发紧急，幼稚园孩子未获妥善安排，致其失去归宿，流落至街头。
毛岸英携小弟于背，牵大弟之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之路。
他携弟翻垃圾桶寻食，日间推黄包车、做零工、行乞维生，夜晚则宿于马路，只为糊口度日。
毛岸英后来忆及往昔，笑言：“我几同《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无异，唯二不同，乃未窃人财物，亦未曾做富人之养子。”
刘思齐演讲中的那段话源自毛岸英，这证实了毛家三兄弟在上海确有流浪生活的经历。
然而，关于“流浪了五年”的表述，具有多重解释。
大同幼儿园事件发生后，董健吾在杨家暂居数月。
期间，他获悉毛岸英兄弟流离失所，遂派妻子郑兰芳前往寻找。
郑兰芳寻至毛家兄弟处，得知毛岸龙已失踪，遂将毛岸英与毛岸青带至董健吾家中。
董健吾与丈母娘同住，但她不愿照料毛岸英兄弟，常发牢骚。
半年后，为确保两孩子得到妥善照顾，董健吾将他们送至前妻黄慧英处安顿。
送孩子时，董健吾简述情况，称他们名为杨永福与杨永寿，现暂居此地，日后会有其他安排。
两个孩子寄居黄家时，生活费由党组织负担，董健吾每月另付黄慧英二十元作为两子的抚养费用。
过了一段时间，黄慧英获悉毛岸英与毛岸青的真实身份，心中生惧。然而，望着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她又不忍舍弃。
她无需承担费用，仅需供给孩子饭食，提供瓦片遮顶即可。
因此，毛岸英与毛岸青得以继续留在黄家。
这一时期，他们虽身处他乡依附他人，但生活状态却相当稳定。
1933年，党中央迁至瑞金，原机关未迁部分遭敌破坏。因此，毛岸英与其弟的生活费供应被迫停止。
董健吾恰遇困境，辞去牧师职位后，生活陷入艰难，无力支付抚养费，导致探望兄弟俩的次数日渐稀少。
黄慧英并非独自一人，肩负养育着四个孩子的重任。
无党组织与董健吾补贴，她携子做零工，早出晚归，辛勤劳作以维持生计。
黄慧英忙于赚钱、家务及照顾孩子，对毛岸英和毛岸青的关照有所疏忽，存在照顾不周全的情况。
兄弟俩身为“外人”，加之家中孩子众多，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欺负与排挤。
小孩极为敏感，亲人生离死别令其痛苦，而寄居他人之下，这种感受更为难熬。
贫困的生活与频繁的欺凌，将这种痛苦加剧了无数倍。
最终，毛岸英无法再忍受，决定携同弟弟离开黄家。
他们确切的离开时间已无法确定。
1936年春，兄弟两人最终被党组织寻获，这一事实得以确认。
1931年至1936年间，毛岸英在外漂泊长达五年。
他赴苏联留学期间，致信亲友提及：“于上海历经五年漂泊岁月。”此乃刘思齐“漂泊五年”之说的由来。
将流浪定义为脱离父母亲人，独自在外谋生，此定义准确无误。
然而，若将流浪定义为街头乞讨、饱受风霜且无处安身，则毛岸英的流浪经历，并未持续五年之久。
根据毛岸英的经历判断，信中之意倾向于是指较早提及的那种情况。
我认为，无论何种含义，此事均未达到需通过法庭解决的地步。
董健吾与黄慧英均对毛家有恩情，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即便黄慧英对毛岸英兄弟照顾有所欠缺，但她勇于收留两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已彰显出比多数人更高的道德情操。
刘思齐绝无恶意，更不会诋毁董健吾。
双方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流浪”的定义存在不同理解。
在此情境下，最佳方式是双方私下协商解决问题，避免将事态扩大至法院层面。
他们都是有影响力的正面人物，事态扩大化并不适宜。众人普遍认为，应保持克制，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