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号是君王死后在太庙中被供奉时所称的名号，太祖与高祖是庙号中最知名的两个，也是中国古代王朝开国皇帝的常用庙号，除了少数靠父祖铺路的开国皇帝（如晋世祖司马炎、元世祖忽必烈），以及延续前朝的开国皇帝（如汉世祖刘秀、汉烈祖刘备、晋中宗司马睿、宋高宗赵构）外，其他王朝的开国皇帝的庙号基本都是太祖与高祖的二选一，二者相比，太祖是白手起家（如刘邦、朱元璋），高祖则是依仗父祖功绩成就大业（如曹丕、李渊），因此太祖的地位要高一些。
北京太庙
一般来说，如果开国皇帝的庙号被议定为高祖，那么大概率太祖的庙号会落到更有功绩的前代开拓者头上。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非总是如此。由于庙号关乎到统治合法性，因此在议立庙号的过程中并不一定能论功立庙号，有的皇帝在生前就确立了庙号，有的皇帝的庙号则被后人改过。庙号的背后，是一部封建王朝的权力斗争史。
庙号与谥号是中华文明的两项独特发明，两者的作用与意义相近，都重视人生前的功绩与德行，对帝王的行为起到了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这种对身后名的看重让中国人更倾向于依靠自身的努力活出现世的精彩与价值，而不是寄希望于死后那个由神明主导，充斥着救赎与惩罚的虚无世界。因而，庙号与谥号的出现，让中国成功的避免了陷入宗教分裂与战争的泥潭，可谓意义非凡。但细究起来，二者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庙号源于祖宗祭祀，早在商朝就已出现，如商汤庙号太祖、盘庚庙号世祖等，得到庙号的君王得以在太庙中与商人的始祖契一同接受子孙后代的祭祀。周朝建立后，废除庙号，改用以德行为评判标准的谥号。周武王在灭商后为了宣扬自己的合法性，提出了天命有德的理论，商朝失德因此失天命，周朝有德因而得天命。为了让后代子孙遵守德行，承受天命，在周武王和周公的主持下，谥号制度被全面建立起来。商朝的亡国之君原名子受，又称帝辛，周朝为了彰显其恶行，称其为纣王，这个“纣”与周文王的“文”，周武王的“武”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谥号。
武王伐纣
周朝虽然废除了庙号制度，但祭祀文化却仿效商朝的太庙，建立了七庙制。所谓七庙制就是在太庙之中立七座宗庙供奉七位先祖，始祖居中，左右为三昭三穆，三昭庙供奉现任君主的烈祖、高祖、祖父，三穆庙供奉现任君主的父亲、曾祖、天祖，依次排列。如果世系较多，七庙住不下了，新君即位就要把世系最远的祖先神主迁出，是为“亲尽则毁”。然后把剩下的几位先祖神主依次升位，留出末位用于祭祀自己刚过世的父王。由于周人始祖后稷地位尊崇，享万世供奉。周文王、周武王有开国之功，不能移出宗庙，是为不祧（tiāo）之祖。二王的庙与始祖庙并为三祖庙，万世不毁，其余宗庙则为亲庙，遵循亲尽则毁的原则。
七庙制看似十分简单，但实际情况却相当复杂。由于周朝年代久远，孔子在编修《礼记》时对七庙制度描述又过于简单化、理想化，回避了许多现实问题，导致后人对此争议不断。后世关于七庙制最主要的争论在于如果周文王、周文王不迁出，那他们占不占用七庙的名额。如果占用名额，那么后世君王实际上只能祭祀四世祖先，七庙制就是三祖庙，四亲庙，即四亲庙制，持此观点的有汉末大儒郑玄。三国时期的王肃认为，周文王、周武王并不占用名额，后世君王就可以祭祀六世祖先，即六亲庙制。
除此之外，如果帝位在兄弟之间传承，那兄弟二人都去世后是昭穆同位算为一世，还是昭穆异位，算作两世？更极端的情况还有叔叔继承了侄子的皇位，又该怎么办？如果开国太祖上面还有昭穆，那以太祖为尊还是以太祖的长辈为尊？寒门天子家世模糊，皇室的始祖要怎么追寻？如果皇室大宗绝嗣，由藩王继承大统，藩王的父亲能不能进太庙？这些情况并不稀奇，在之后的历史中不断出现，每一次出现都会引发一系列的权力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依周制，只有谥号，没有庙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不成体统，也予以废除，皇帝只以世系相称。但秦朝二世而亡，谥号制度在汉朝得以回归，庙号也一并恢复，刘邦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同时拥有庙号与谥号的皇帝。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将刘邦的谥号与庙号混一，称高祖，汉高祖之名便约定俗成下来。
刘邦出身寒微，世系不明，而且刘邦称帝时他父亲刘太公还在世，总不能给活人立庙吧，于是就没有立太庙。汉惠帝即位后建立了祭祀刘邦的高庙，也没有正式确立太庙制度。汉惠帝死后也没有入庙，功绩浅薄是一个原因，掌权者的态度也至关重要。惠帝之后掌权的是吕后，总不能让母亲祭祀儿子吧。吕后病逝后，汉文帝在功臣的拥立下即位，文帝为了宣扬自己的合法性，强调自己的帝位是继承自刘邦，也不可能再去祭祀惠帝了。
长安高庙
汉文帝去世后，因功劳巨大，被上庙号太宗，立庙祭祀。之后的景帝虽也不差，还平定了七囯之乱，但还是没有达到上庙号的标准。本来霸气开疆的汉武帝因穷兵黩武也失去了上庙号的资格，但在汉宣帝刘病已即位后，为了强调自己帝位继承自武帝的合法性，为武帝上庙号世宗。汉元帝时，儒家士大夫集团开始掌握朝政，复兴七庙制度呼声高涨。当时文帝、武帝还没有被立为不祧之祖，由于文帝世系已远，有大臣建议应拆毁文帝宗庙，但也有大臣主张文帝功高，应世代祭祀，最终元帝确认了七庙名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景帝、世宗武皇帝、昭帝、皇考刘进（宣帝之父），宣帝，并采用了四亲庙制，太祖、太宗、世宗三祖庙世代祭祀，其他四亲庙依序迁出。
王莽篡位后曾将七庙制改为九庙制，祖庙五、亲庙四，黄帝、虞舜都被王莽追尊为祖先。但新朝的短命让九庙制很快废除，东汉建立后，又恢复了七庙制。刘秀的特殊身份让太庙祭祀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是东汉承袭西汉，要祭祀西汉皇帝。另一方面，光武帝刘秀又有自己的直系祖先，刘秀是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的五世孙，从武帝之后就岔开了，景帝之后的皇帝与刘秀其实没什么关系了。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着实犯难。
建武二年（26年），邓禹西征夺取长安，由于久经战乱，长安的太庙已毁于兵火，邓禹前往祭祀，而后将西汉十一位皇帝的神主送往洛阳。刘秀自诩汉室后裔，以复兴汉朝为己任，对邓禹送来的先帝神主虔敬恭迎，下令在洛阳建立太庙祭祀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与世宗武皇帝。但对于自己的祖先，刘秀也不能怠慢，立了四亲庙（高祖舂陵节侯刘买、曾祖郁林太守刘外、祖父钜鹿都尉刘回、父亲南顿县令刘钦）。如此一来刚好凑成七庙，但刘秀的四亲祖生前并未称帝，功绩也不显，遭到了士大夫群体的反对。
建武十九年（43年），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联名上奏，奏请刘秀废除四亲庙，请立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庙。刘秀对此大为光火，因为这四位皇帝都不咋地，而且按辈分刘秀与成帝是平辈，是哀帝和平帝的皇叔，让长辈祭祀晚辈也太不像话了。但群臣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刘秀虽然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毕竟使用了汉室名号，理应祭祀先帝而非先祖。于是在拉扯之后，双方各退一步，刘秀追尊西汉最后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汉宣帝为中宗，入庙祭祀，昭帝、元帝因是长辈，也位列太庙。元帝以下诸帝在长安立庙祭祀，刘秀的四亲祖在老家春陵立庙祭祀，长安、春陵祭祀都由地方官负责，档次上比洛阳太庙低了一级。
春陵起兵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病逝，群臣上庙号世祖，单独立庙祭祀。至此东汉七庙正式成型，但七庙之中，有五位都有庙号，只有两亲庙。这意味着将昭帝、元帝迁出后，后续的皇帝皇帝都只能祭祀两世祖先。然而由于庙号的标准在东汉放宽，东汉诸帝中，除了早夭的殇帝、冲帝、质帝，以及还没来得及上庙号的灵帝，其他全部都有庙号，太庙里都挤不下了。有鉴于此，蔡邕上书汉献帝，奏请将和帝以下的昏君安帝（庙号恭宗），顺帝（庙号敬宗），桓帝（庙号威宗）的庙号全部废除。献帝批准，意图进行宗庙改革，重振汉室声望。但汉室将倾，宗庙改革也无济于事，最终不了了之。
进入三国时代后，各国的太庙制度有所不同。刘备堪称刘秀第二，蜀汉宗庙制度也类似于东汉，将两汉先帝入庙祭祀，刘备去时后庙号烈祖，单独立庙祭祀。孙权依仗父兄基业才三分天下，按道理应把父亲孙坚、兄长孙策请入太庙的，但孙权并未在京师建邺建立太庙，只是效法刘秀四亲庙旧例，在地方上为父兄立庙祭祀。原因可能是孙氏称帝的合法性最弱，孙权本人在曹丕篡位后甚至还当过一段时间的魏臣。也有可能是兄弟平辈，祭祀兄长有违颜面。还有可能就是孙权要占开国之功，将太祖的庙号留给自己，在他死后也确实得到了。
三国鼎立
曹魏在立国之前就已建立祭庙，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册命为魏公，《礼记》有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曹操作为公爵，按照礼制，应建立五庙，但实际上只建立了三庙（曾祖父曹节、祖父曹腾、父亲曹嵩）。曹操死后，曹丕篡位，为曹操上庙号为太祖，但并未正式建立七庙制度。
曹氏三祖中，曹节、曹腾都是宦官，为士大夫集团所耻。曹嵩是曹腾养子，虽官至太尉，却是花钱买来的。因此曹氏三祖遭到了非议，曹操在时，英武过人，别人就是再不待见曹氏，也不得不畏服曹操的威严。曹丕时期，曹操提拔的良臣猛将都还在，士大夫集团也不敢造次。可到了明帝曹叡即位后，朝中已经被世家大族所掌控，为了应对群臣非议，曹叡急于确立七庙制度，以太祖曹操为开头，将前面的翻篇。于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奇景就出现了，曹叡在活着的时候就被上庙号烈祖，与太祖曹操、高祖曹丕并为三祖庙，留下四亲庙让后世子孙则循序供入迁出。
在建立七庙后，曹叡又确立了配享太庙制度，将曹操时代功勋卓著的大臣供入曹操太庙，享受皇家祭祀。配享太庙由此成为朝臣的至高荣誉，激励着大臣们为国尽忠职守。然而曹叡的这一系列措施却并没有让曹魏政权得以稳固，可能是生前就被上庙号招来了晦气，曹叡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将江山托付给了废柴曹爽。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靠着世家大族的支持，最终挖空了曹魏江山，经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二人的十五年的经营，到了司马炎这总算是撤下了最后的一点伪装，篡夺了政权。
司马氏不同于家世浅薄的曹氏，自安帝朝征西将军司马钧起，一直到司马懿的父亲、京兆尹司马防，四世都官至两千石。但祖宗都在，司马懿这个太祖又该怎么安置？最后司马炎采用了虚太庙之位的做法，司马懿以上四世祖先与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共六世七庙按三昭三穆排列。后世子孙即位后，就把太祖以上关系最远的祖先迁出，直到太祖以上没有了昭穆，再供奉于太庙。到了东晋穆帝即位后，司马懿才入主太庙，此时距司马炎开国已有八十年。
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在建立太庙时也依西晋旧制，立六亲庙，暂虚太祖之位。北方的太庙制度因战乱不止，礼教荒废就混乱的多了。前燕开国皇帝慕容皝庙号太祖，他的父亲慕容廆为前燕建立奠定了根基，庙号却是高祖。后赵石虎庙号太祖，而他的叔父、开创后赵江山的石勒庙号却是高祖。这样的情况在南朝也有一例，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庙号为高祖，他的儿子刘义隆反而成了太祖。
南朝建康太庙
刘义隆被儿子刘邵所杀后，刘邵为刘义隆上谥号景皇帝，庙号中宗。刘邵的兄弟武陵王刘骏起兵夺权，诛杀了刘邵，自立为帝。为了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刘骏为刘义隆上谥号文皇帝，庙号为太祖。太祖之子的地位显然高于高祖之子，刘骏的那些手握重兵的藩王叔叔们就被边缘化了，慕容皝、石虎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到了北魏时期，北朝的庙制依旧混乱，北魏甚至出现了两位太祖，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追尊曾祖父拓跋郁律为太祖，拓跋珪死后也被上庙号太祖。孝文帝拓跋宏掌权后，改革太庙制度，将道武帝以上先祖全部迁出，尊道武帝为太祖，原来的高祖是拓跋什翼健被迁出后高祖庙虚位，留着给自己用。孝文帝志在汉化改革，此举并非仅是贪图名号，还有打击鲜卑旧贵的用意。鲜卑旧贵们动不动就打着太祖（拓跋郁律）和高祖子孙的名号反对汉化改革，在太庙改革后，鲜卑旧贵们在名义上被踢出了皇室圈子，影响力和地位大幅下降。
孝文帝迁都洛阳
同样对太庙进行改革的还有北齐，北齐高洋开国后，为父亲高欢上庙号太祖，兄长高澄为世宗，再加上高欢之上的四亲庙，共六庙。高洋死后庙号为显祖，与父兄并为三祖庙。但高洋之子高殷能力不足，高洋的弟弟高演、高湛相继夺权即位。为了抬高自己，高湛否定了三位兄长的皇位，将父亲高欢也拉下来，庙号由太祖改为高祖，太祖庙号被上给高欢的祖父高谧，于是就形成了高谧，高欢、高湛（世祖）新的三祖体系。
高湛的狂妄自大再次刷新了庙号制度的下限，但庙号制度的溃烂并非是高湛一人所为。人之所欲，无非名利二字，常人都是如此，更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帝王。从东汉开始，庙号的标准就开始一路降低，原因很简单，庙号的议立不仅关乎已故君王的身后名，也关系到在任君主的合法性。如果没有给父皇上一个高规格的庙号，现任君主很难支棱起来。如果祖父庙号称祖，而叔父藩王们又都很有势力，那就形势微妙了。因此于公于私，皇帝们总是要给父皇和自己整个庙号出来的，其结果就是，除了部分在位短暂、无道亡国、以及被兄终弟及、叔夺侄位的皇帝外，其他的皇帝基本人手一个庙号。七庙制和庙号制度几乎崩毁。隋朝终结乱世后，中华重回一统，大力整顿前代留下的诸多弊病，已经烂大街的庙号制度也即将迎来一轮重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