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处中华文化圈，韩国与日本事奉中国为何不同？

在东亚版图，中日韩是三个密不可分的邻国，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中国作为日韩教主，在两位学生面前却是受到不同的礼遇，一个是敬而凌之，一个是毁而辱之；韩国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日本是“好犯上而好作乱者”。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韩国已经抛弃了“事大”中国的外交路线，采取了若即若离的邦交政策。

特别是二战后，韩国在美国的卵翼下，经济高速发展，跃居发达国家行列，于是，韩国民族意识开始膨胀，认为韩国在东亚乃至亚洲已是阔绰贵人，开始看不起亚洲贫穷的国家，就连邻居老师中国也不在他的眼中，尽管中国曾经是韩国的宗主国，曾经是中华文明的私塾先生。

但“富而骄人”这是韩国人的嘴脸，很有些小人得志的味道。在韩国人眼里，文化已然成为富人的附庸与点缀，不足道也，或者说，文强经穷，不如经强文弱，似乎韩国人不是凭文化强国，而是凭奴化强国，所以，韩国唯美国马首是瞻。

另一个国家日本，与韩国相比又有不同。日本一直是拜中国为文化老师，在文化方面，日本是谦恭有礼的，他们承认日本文化的骨肉与皮毛皆附之于中国。

从公元六世纪起，日本文字、绘画、建筑到佛教、和服、医药等都是中为日用。颜小四认为，对于中国，日本在文化方面是跪拜的，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却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与中国从不以文过招，而是以武论剑，拼的是血气之勇，所以，日本人对中国有两面性，坐下是君子，站起是武夫。

在经济、文化背景之下，当韩国人富了，便开始喜欢用文化装饰门面。他们知道自己文化底子薄，没有傲人的文化家谱，于是，韩国人想到了窃取，他想到了从老师书斋里拿几样文化古玩，据为己有。

比如汉字、服饰、中医，甚至名人，凡是能拿的都可以发扬“拿来主义”思想，他们想用文化为自己粉饰，充当斯文人，以表明韩国不是暴发户，而是有内含的儒商。

韩国对中国的态度是有些妇人心理的，拉近了距离，他对中国不屑一顾，横竖看不上，一旦中国疏远了他，韩国又满腹牢骚，埋怨中国不重视中韩关系，以小媳妇的心态极力丑化中国，总之，中国动辄得咎，很难拿捏中韩关系。

相对于韩国，日本没有那么多的娘娘腔。日本常常喜怒于色，他们与美国勾肩搭背是公开的，不藏着，不腋着，有点像《水浒传》中泼皮牛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味道，很有些武士道的精神。

他们自明朝亡国后，对中国就开始犯上作乱，做起了欺师灭祖的事。从甲午战争之后，亡我之心不死，屡屡侵扰中国。诚然，中国这个老师除了之乎者也外，也没有什么好教给日本人的东西，相反，日本人以洋制中，用西方的利器与中国老师争雄。

日本人只崇拜强者，遇强则弱。当年中国汉唐盛世之时，日本是崇拜中国的，而中国清朝积贫积弱之时，日本却敢于来中国效楚王“问鼎”的套路，想取而代之，直至今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谋亚之心未泯。

中日韩，既是东亚小三角，又是亚洲三剑客，无论是文化、经济、军事都是举足轻重的。任何一角发生变化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也是群雄逐鹿的主将。

三者之间，既有历史的恩怨，又有现实的结欢，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围棋理论很适合推演中日韩三国关系，所以，中日韩一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