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上面突然刊登出了一条比较引人注目的“寻人启事”，内容当中这样写道：
“寻人启事：伍豪兄，家有要事相商，请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24号房间，与吾一晤。”
这个看似比较普通的一则“寻人启事”，实际上并不普通，究竟是什么人发表在上海《申报》上面的呢？
有人猜测，这个“寻人启事”是国民党特务发布的，因为他们曾经为了清剿中共党员就使用过相同的方式，这样又再故技重施。
那么，在这个“寻人启事”当中的“伍豪”究竟是什么人呢？
周恩来
早在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返回祖国参加“五四运动”的时候，在他的带领之下，集合了许多天津大学生并且成立了一个名叫“觉悟社”的社团。
在觉悟社里面，社员们想要开展一些新的形式，例如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名字，而是各自起一个代号。
有一位社员提出建议说：“我们可以采用抓阄的方式来定，抽到几号，就用编号的谐音来给自己命名。”
由于周恩来抽到的编号是第五号，“五号”的谐音是“伍豪”，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因此他就把“伍豪”当作自己的别名。
1931年3月，因为工作需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来到了武汉，刚一来到这里，他就被这里的灯红酒绿所吸引。
于是，顾顺章想要在武汉多待几天。
有一天，顾顺章来到位于汉口的大世界游艺场，看到台上一位美女正在表演魔术，他禁不住美女的挑逗，朝着台上扔了两块银元之后，说道：“好，演得好，好魔术，美女，我也来和你表演一出魔术怎么样？”
看到顾顺章出手如此阔绰，美女朝他使了一个眼神，用手指暗示他可以上台。
于是，顾顺章兴奋地跑上舞台，还没有等到美女介绍接下来要表演什么魔术，他就迫不及待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美女动手动脚了起来，简直就是一场风俗表演。
当时，在风月场合卖艺的美女几乎都是靠大尺度的穿着，以及对观众暗送秋波，以此来吸引打赏。
顾顺章和美女在台上的不雅行为，不仅没有引起观众的抵制，反而赢得一片叫好之声，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围观。
就在这时，台下围观的观众当中有一个名叫尤崇新的叛徒，他一眼就认出了台上的顾顺章，顿时激动万分，眼看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他第一时间就跑到了汉口警察局，向局长蔡孟坚报告。
蔡孟坚虽然没见过顾顺章，但是早已耳闻这个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的负责人，于是马上派人将他逮捕。
身为是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对中共的一些机密了如指掌，一旦他当了叛徒，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果不其然，在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之下，顾顺章禁不住诱惑，把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全部秘密据点全盘说出，导致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聂荣臻等人险些被一网打尽。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在上海，周恩来等人之所以能够顺利脱线，还是蔡孟坚“间接帮了忙”。
原来，由于蔡孟坚立功心切，他不顾顾顺章说的“千万不能发送电报”的嘱咐，依然给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发送电报，阐述了抓捕顾顺章的详细经过。
然而，这份电报却被我党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截获，并且马上通知周恩来等人赶快转移。
钱壮飞
当蔡孟坚押着顾顺章来到上海之后，立即开始按照顾顺章交待的地点，一个一个的抓捕中共党员，却全部扑了空。
可是，国民党特务并不甘心，他们又策划出了一条“离间计”。
1932年2月20日和2月21日，国民党特务利用伍豪的名义，连续两天在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报纸上，陆续刊登了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的标题为《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宣称伍豪等243人重要干部即日起脱离共产党。
这条新闻通过报纸的广泛传播，顿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蒋介石
1932年3月4日，就在这一份启事见报不久，身在江西瑞金的毛泽东深知，这条新闻一定是国民党特务故意散布的谣言，于是以中央苏区的名义在《申报》上面发表一则澄清信息：
“兹据周少山君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而在四年之后的1936年4月，上海报纸上又刊登了同样的“寻找伍豪”的寻人启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次又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这次国民党特务故技重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就在蒋介石忙着对共产党实施围剿的同时，万恶的日本侵略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以后，又开始垂涎于广袤的华北地区。
为了实现侵占华北地区的目的，日本侵略者以“天津日租界的亲日报社社长被人暗杀”为由，不断向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施加压力，还提出了许多无理的要求。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同意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全部要求，史称“何梅协定”。
随着“何梅协定”的达成，使得中国丧失了对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其中还包括：
“罢免于学忠、蒋孝先等人、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阻碍中日关系的秘密团体，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省以外，国民政府禁止排日运动。”
周恩来
直到1936年春天，中国的大片国土几乎都已经沦陷到了日本侵略者之手，而中共中央也被赶出了蒋介石的视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想要寻找伍豪呢？
正如中共中央所预料的那样，这则“寻人启事”正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其策划人是中统局的黄毅，他的真名叫作张冲。
而在四年之前在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事件”，也正是张冲干的。
其实，张冲之所以要在上海《申报》上面刊登“寻找伍豪”的寻人启事，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才发布的。
蒋介石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要试探一下共产党的态度，商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大计。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经在1935年8月1日起草发表了一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就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的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了这一宣言，并且把宣言的内容抄送给蒋介石。
在蒋介石的眼里看来，被赶到陕北地区的共产党已经没有能力与他抗衡，根据以往收编地方军阀势力的经验，是时候拉拢共产党站在自己这边了。
而且，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纷纷赞成蒋介石的意见，主张采取招安策略。
自从“何梅协定”达成之后，引发了华北地区各地实力派的生存焦虑，导致华北地区的政治秩序紊乱，而蒋介石也逐渐转变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开始更加积极的准备对日本侵略者的作战。
因此，蒋介石内心深知，想要全心对抗日本侵略者，就必须“攘外必先安内”，尽快把国内的纷争摆平。
面对张冲送过来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蒋介石只是简单地瞄了几眼，并没有仔细地阅读，因为他本来就有意寻找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双方坐下来商谈收编的事宜。
蒋介石认为，如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土地虎视眈眈，此时开展国共和谈正是大好时机。
蒋介石和宋美龄
但是，在蒋介石实施多年的清剿之下，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被迫转移到了地下，他想要开展国共和谈，却不知道如何联络中共中央领导人。
于是，蒋介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南京国民政府的CC系大佬陈立夫。
而陈立夫急于求成，他知道周恩来的化名是叫作伍豪，干脆吩咐张冲直接在报纸上尝试寻找周恩来。
当张冲在报纸上“寻人启事”刊登之后，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昼夜等候，却始终不见周恩来的出现。
转眼之间，又过去了半个月时间，还是没有任何关于周恩来的消息，这让陈立夫和张冲非常着急。
陈立夫
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其中声明：“愿意和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这一天，张冲依然守在报纸上约定的地点，焦急等待着中共中央的人员前来接头。
然而，周恩来虽然没有出现在约定的地点，但是中共中央发表的一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似乎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种回应。
两个月时间过去了，依然没有周恩来的任何消息。
1936年7月7日，无奈之下，张冲再一次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面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内容如下：
“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
“寻人启事”从上海转移到了香港，而寻找的人也从“伍豪”变成了“叔安”。
张冲在“寻人启事”当中所说的“叔安”，就是活跃在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中共党员潘汉年。
此时的潘汉年正在香港的六国饭店，当他从《生活日报》上面看到这则“寻人启事”的时候，不禁眼前一亮。
潘汉年知道，南京国民政府派来的联络人已经抵达到了香港。
当天下午，化名为叔安的潘汉年根据“寻人启事”上面的地点，匆匆来到香港的九龙酒店，跟化名为黄毅的张冲见上了面。
潘汉年
这是潘汉年和张冲的第一次见面。
那么，潘汉年是如何知道张冲的暗号的呢？张冲又是如何知道潘汉年在香港等待他呢？
关于这件事情，还得从蒋介石说起......
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看到日本侵略者不断膨胀的侵略野心，严重影响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出兵抵抗日本侵略者已经是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共产党、以及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都发生了改变。
叶剑英、张冲和周恩来
为了对抗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希望苏联能够从军事装备上提供大力援助。
苏联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但是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必须停止内战”。
于是，蒋介石就把“联合苏联、联合中共”的事宜全权交给了陈立夫负责。
其实，从1936年年初开始，蒋介石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中共中央领导人，不仅是要对他们进行招安，更重要的是“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所以，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以后，就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根据与陈果夫、陈立夫商量出来的办法，首先找到共产国际，希望能够会见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可是，当邓文仪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反目成仇了十年时间，被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果断拒绝。
尽管吃了闭门羹，但是邓文仪可是带着蒋介石交待的任务来的，当然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说客说情。
在邓文仪的努力之下，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决定以谈判的规格跟他见面，并且派出正在莫斯科参加会议的潘汉年。
在邓文仪和潘汉年的会谈当中，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问题上一拍即合，双方决定另选他日再继续谈判。
周恩来和张冲
但是，到了第二天，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邓文仪对潘汉年说：“我临时接到了任务，要去一趟欧洲”。
临行之前，邓文仪提议“让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南京进行谈判”，为了保证谈判的安全性和隐秘性，他建议潘汉年返回祖国的时候可以先到香港。
邓文仪对潘汉年说：“你到香港以后，要多多留意当地的报纸，报纸上会刊登一则寻人启事，通过这种方式，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就能联络到你！”
就是这样，潘汉年与张冲这两位长期在隐秘战线上的对手，各自带着各自的使命，终于在香港见面了。
潘汉年
潘汉年和张冲这次在香港的会面，史称“潘张会谈”。
潘汉年和张冲分别展示了各自的政治才能，在对于一些实质性的会谈当中，他们谈得非常顺利。
随后，潘汉年和张冲一同乘坐轮船离开香港，先后来到上海和南京，并多次洽谈了国共合作的事宜。
直到这个时候，“潘张会谈”成为了国共反目成仇十年之后双方唯一的高层沟通渠道。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与张冲会谈的相关情况。
潘汉年
通过潘汉年的汇报，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认为，虽然蒋介石没有和平相处的诚意，但是并非“铁板一块”，主动寻求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接触渠道就是一个鲜明的“讯号”。
1936年12月12日，为了逼迫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者，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张学良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而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一同扣押。
随着张冲被扣押在西安，导致“潘张会谈”被迫中断，使得国共双方一度失去了联络。
张学良
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瞬间乱作一团，宋美龄急忙致电宋庆龄，希望能够得到宋庆龄的支持。
于是，宋庆龄马上约见了潘汉年，让他继续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联络，促成了宋子文和宋美龄陆续飞赴西安，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的从中斡旋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圆满解决，在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前提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则同意释放蒋介石。
蒋介石刚一见到周恩来，立即涌上了一股难言之情，他说道：“恩来，你来了，你还是黄埔的好同志，我以领袖人格担保，决不再打内战，以后你可以来到南京与我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