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圆明园九州清晏宫，寂静如常。
此时的大清皇帝还在批折，御笔朱批写得一气呵成，宫女太监无不称赞万岁爷精神矍铄。然而，仅过一夜，一道紧急召见传遍园中，太医仓皇而入，诸王急急奔来。
到了子时，乾清宫未亮灯，皇帝突然“龙驭上宾”。
事发突然，病程只有两日，连“太医进药罔效”都显得太仓促。最诡异的，是继位的乾隆第一件事，不是祭祖，不是昭告天下，而是下令把宫里所有炼丹的道士赶走，并严禁宫人议论皇帝死因。真相被尘封，传言四起。
有人说是丹药中毒，有人讲是女侠行刺，还有说是操劳过度。这场“天子之死”，光环褪尽，连“怎么死的”都成了历史上最尴尬的谜团。
谁动了雍正的脑袋？江湖八卦混进史书民国以来最热门的说法，是一个名叫吕四娘的女子，刺杀了雍正皇帝。
她被传是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这个名字，在康熙四十七年被钦定为“反清乱党”，死后连棺材都没放过，直接开棺戮尸。其孙子、儿子全被诛杀或发配宁古塔为奴。
传说吕四娘逃过一劫，隐姓埋名，拜在“江南八侠”之甘凤池门下，苦练十年武艺，一朝混入圆明园，杀掉雍正，一刀封喉，再割首逃逸。
这段故事，光听就知道是戏曲编排。问题不在剧情，而在逻辑。清朝八旗包衣、内务府守卫，不是摆设。
圆明园内设“圆明园八旗”，还有“包衣三旗”，从雍正二年设园兵营开始，园内便昼夜巡逻。每一进门、每一处偏殿，都设有“堆拨”（哨所）值守。吕四娘要是混进去，除非天上飞。
更重要的是，雍正八年，雍正亲自下旨查“吕氏孤儿”。浙江总督李卫密奏回复：吕家坟地有人昼夜看守，活人没了，死人也逃不出去。
李卫是雍正倚重的“铁腕探长”，手段严密，连他都说“无一漏网”，基本说明吕四娘之事根本子虚乌有。
雍正继位后，把圆明园改成自己的“政治指挥中心”。不仅有勤政殿、正大光明殿、军机处、内阁、六部都设立在园内，连御书房、太医院值房都配齐。大清政治的中枢，基本挪到了园子里。
雍正在园中年均驻跸超过210天，比在紫禁城还久。
安全级别也与皇宫无异。园子四周修建深壕，内设护军数百，哨所百余。园中每夜有甲士巡逻，各值门岗每三刻一轮查，记录时间、路线、人数。就连园中宫女，夜间也不得单独行走。
吕四娘混进去的唯一“理论可能”，是“宫女换岗时顶替”。但圆明园宫女入职前要验身、核籍、押纸、按指纹，入夜前要登记入宿宫殿、清点人数。
这种管理体制下，别说刺杀皇帝，就是偷块饼干都能被查出来。
更为讽刺的是，这起“刺杀说”的灵感，很可能来自于另一起皇帝遇刺事件。
嘉庆八年，嘉庆皇帝在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途中，在顺贞门附近遭刺客陈德袭击，现场被擒。后来民间演义将“陈德”写成“成德”，将“嘉庆”改成“雍正”，连时间地点都倒腾了一遍，一场真实的刺杀案，结果成了雍正的“死因版本”。
吕四娘刺杀案，根本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一场“编年体爽文”。但它为什么流传这么广？因为雍正死得太突然，真相太模糊，老百姓越是搞不懂，就越爱听有头有尾的版本。就算不靠谱，至少够热闹。
吃丹药吃出大事了？皇帝“吃成仙”，结果先走一步雍正对道术的迷恋，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雍正初年，他就多次御批命术士进宫，不是讲风水，就是炼丹。
圆明园之内，有多个丹房地点：紫碧山房、深柳读书堂、别有洞天等，全都设有密闭炉室，用煤、白碳、硫磺、矿银等高温熔炼之物，连炼丹专用水源都单独引自福海边渠。
雍正最爱的“炼丹诗”甚至写道：“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半耀，灵异卫龙蟠。”在御制文集中，这种诗有十几首。说明他不是玩票，而是真信。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稍觉违和”，八月二十二日夜间突然急召张廷玉、庄亲王、果亲王等人入园，子时驾崩。药石罔效，用的是太医院平日常备药，未见特殊治疗方案。
八月二十三日午后，弘历即位。乾隆的第一件事，不是继位诏书，不是祭祖，而是立刻发布谕旨：驱逐所有宫中道士。与此同时，太监宫女接到密令，禁止谈论“宫内任何传言”，违者处斩。
史料显示，仅乾隆初年就有四批道士被遣送出宫，多数“失踪”，甚至连档案中都未再记载其去向。同时，从圆明园搬出的物资中，出现了“未名药瓶”、“银丹砂混合器”、“硫磺浆”等奇特器具。
张廷玉年谱中清楚写道：雍正二十二日深夜尚在听政，亲批折子；二十三日凌晨突然重疾，“惊骇欲绝”，太医束手无策。病前并无长期症状，死后又不留尸检报告，也无“祭告天地”常规仪式，说明事发太突然，皇室来不及准备。
乾隆为何对“道士”格外敏感？若无实情，仅凭“迷信克皇”说法不至于如此急迫。
而且从官员调任节奏来看，乾隆接位后第一波清洗的，正是与圆明园丹房有关的内务府、太医院、工部人员，说明事件背后不是迷信，而是实锤事故。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可笑又真实的结论：雍正极有可能，是在追求长生中，先一步“驾鹤西归”。
皇帝别太卷，累死是真的雍正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史料显示存世奏折四万余件，平均每天批十件，每件不光是画个圈，而是亲笔朱批、长达千字者不在少数。他不设文臣代批，奏折必须本人开封、本人审阅、本人落笔。
雍正五年到十三年之间，奏折增长尤为迅速。雍正制定“密折制度”，使各地封疆大吏直接向皇帝个人回报，信封必须用“加密御封”，由专人送至圆明园。密折多则日十份，少也有五六，每份不看完不睡觉。
这种工作强度，比当今某些“996”公司还离谱。历史学者评价：“雍正死在工作岗位上，不是比喻，是事实。”
雍正八年春，因怡亲王丧礼亲临哭灵，“情绪激动，体内不适”。从三月持续到五月，夜间多次失眠、热寒交替。太医建议静养，雍正反而加班补折，连续十夜未歇，七月写诗“自觉体轻，力倍”。
到了雍正十三年秋，已57岁，圆明园内设“御疾堂”，雍正亲批“身未康，折仍阅”。最后两日中，宫中调取“熏香助眠剂”，太医院开出“丹砂合银末”方子，均无效。
八月二十日晚，雍正仍召内阁讨论江西水患；二十二日夜紧急发热，出现意识不清症状；子时前无发语，驾崩于榻。全程无缓解、无抢救方案，属典型“猝死”。
圆明园虽为休养胜地，但雍正入住其中，并未享受“山水之乐”。他建“为君难”匾，题“勤政殿”，用作办公区；“正大光明殿”用于朝会，“富春楼”设档案存取地，“九州清晏”为寝宫，与政务接连一体。
雍正自称“以勤先天下”，拒绝巡幸、拒绝南巡，终年驻跸园中，每年平均办公日达300天，除夕照批公文，连正月初一也不休。
皇帝不是铁人。连续十二年超负荷工作，长期精神紧绷，加之嗜食偏寒食物、对病症不重视，再加“仙丹辅助”，一场系统性崩溃终结了这位“工作狂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