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末，李敏搬出中南海的消息在一个平静的下午传到了李讷耳中。她没想到，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更让她意外的是，父亲毛泽东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当她向父亲提起时，父亲脸上闪过一丝惊讶。几天后，父亲让她去看望李敏，带去了一些日常用品和书籍。站在李敏的新居门前，李讷回想起了这些年来姐妹俩的点点滴滴。从李敏回到父亲身边的那一天起，她们就像亲生姐妹一般相依为命。为什么李敏会突然搬离中南海？她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父亲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带着这些疑问，李讷轻轻地敲响了门。
一、李敏的童年时光（1936-1946）
1936年的陕北保安，战火纷飞中迎来了一个新生命。7月11日，在一间土窑洞里，贺子珍生下了李敏。窑洞简陋，连一张像样的床铺都没有，只能用门板支起来当产床。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有限，接生全靠几位老乡帮忙。
出生后的李敏显得特别瘦小，但很少啼哭。当时在场的邓颖超心疼地说：＂这个小家伙真像个小娇娇。＂这一声＂娇娇＂，便成了李敏最初的乳名。
然而，革命形势紧张，李敏出生仅4个月，就不得不被送到当地一户农家寄养。这户人家姓张，是当地的老党员。张大娘将李敏视如己出，每天用自己的羊奶喂养她。这段时期，李敏虽然生活简单，但在张家人的精心照料下，渐渐长得白净可爱。
1937年春天，为了让李敏得到更好的照顾，组织决定将她送到延安的洛杉矶幼儿园。这是一所专门收留革命干部子女的幼儿园，由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的妹妹佩吉·斯诺创办。在这里，李敏开始接受正规的幼儿教育，学习唱歌、画画和简单的游戏。
同年9月，贺子珍因病前往苏联治疗。此时她已怀有身孕，到达苏联后不久生下一个男婴，但遗憾的是孩子很快夭折。这个打击让贺子珍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为了安慰妻子，毛泽东决定将李敏送往苏联。
1941年1月，经过长途跋涉，4岁的李敏终于抵达莫斯科。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妹三人很快熟络起来，常常一起玩耍学习。在国际儿童院，李敏开始系统地学习俄语，很快就能用俄语与其他孩子交流。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告急。贺子珍带着三个孩子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市。战时物资匮乏，贺子珍省吃俭用，想方设法保证孩子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这段时期，年幼的李敏因营养不良一度病倒，被送进了国际儿童院的临时医务室。贺子珍日夜守护，直到女儿病情好转。
在苏联的岁月里，李敏虽然经历了战争的艰辛，但也收获了母爱的温暖和兄长的关爱。这段经历对她的性格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她日后的成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回归父亲身边（1947-1954）
1947年初春，李敏随贺子珍从苏联返回哈尔滨。十二岁的她已经完全不会说中文，只能用俄语与周围的人交流。每天，她跟着哥哥毛岸青一起重新学习中文，从最基础的拼音和生字开始。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李敏渐渐适应了祖国的生活节奏，也开始重拾儿时的记忆。
1949年夏天，组织安排李敏前往北京。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毛泽东。当时的场景颇为特别：在中南海的一间会客室里，李敏站在门口，看着坐在藤椅上的毛泽东。她用刚刚学会的不太标准的中文说：＂您好，爸爸。＂毛泽东站起来，仔细打量着这个阔别多年的女儿，随后让她坐下，询问她在苏联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搬入中南海后，李敏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江青对这个继女格外关照，为她安排了单独的房间，还特意请来老师教她弹钢琴。在中南海，李敏认识了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几岁，但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1950年秋天，李敏正式进入北京女子中学读书。因为之前在苏联接受的是俄式教育，她需要额外补习中国的课程。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只当她是普通的转学生。这段时期，李敏在课余时间经常和李讷一起骑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1952年，毛泽东为李敏正式取名＂李敏＂。这个名字取自《诗经》中＂敏而好学＂的典故，体现了父亲对女儿的期望。在此之前，她一直用的是俄文名字。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李敏开始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喜欢《红楼梦》。
1953年，李敏高中毕业后，按照父亲的建议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她表现出对文学和历史的浓厚兴趣。课堂上，她和其他同学一样认真听讲，做笔记，从不因自己的特殊身份而懈怠。周末回到中南海，她常常向父亲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毛泽东也会给她推荐一些经典著作。
这段时期，李敏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子。她参加学校的文学社，和同学们一起办墙报、写文章。在中南海，她也结识了不少高干子女，但她始终保持着低调的作风，很少在人前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
1954年春天，李敏在一次文学社活动中认识了北大历史系的孔令华。这次偶然的相遇，为她此后的人生带来了重要的转变。两人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而相识，在读书、写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话题。
三、家庭矛盾与个人成长（1955-1962）
1955年初，李敏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进入了关键阶段。这一年，中南海内部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江青对李敏的态度开始转变，从最初的热情关照逐渐变得疏离。在一次家庭聚餐上，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指出李敏的穿着过于朴素，不符合她的身份，这让当时在场的李讷也感到很不自在。
这种家庭关系的变化并未影响李敏的求学路程。在北大校园里，她仍然保持着严谨的学习态度。那时的北大图书馆成了她最常去的地方，每周至少去三到四次。图书馆的老师都记得这位安静的女学生，总是抱着一摞书坐在角落里专心阅读。
1956年春季，李敏开始接触一些进步学生社团。她参加了学校的＂青年读书会＂，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读书会的成员们经常讨论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讨论丰富了李敏的政治认知。同年秋天，她被选为班级的学习委员，负责组织同学们的学习活动。
1957年，李敏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经常和李讷一起参加文艺活动，两人还合作翻译了几篇俄语短篇小说。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李敏主动向弟弟李敏勤传授俄语知识，这种互帮互学的氛围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加融洽。
1958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李敏所在的北大中文系也掀起了学习热潮。作为班级干部，她组织同学们参加了学校的劳动实践活动。在密云水库的建设工地上，她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义务劳动。这次经历让她对基层群众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59年至1960年间，李敏开始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实习。在这里，她接触到了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并尝试写作一些文学评论。她的一篇关于苏联文学的评论文章得到了编辑部的认可，这激励她更加努力地投入写作。
1961年，李敏的政治观念逐渐成熟。她经常参加单位的政治学习会，认真研读政治理论著作。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她作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发言，获得了与会同志的好评。
1962年初，她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李敏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她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研究所的学术工作做出了贡献。这一年年底，她完成了一篇关于鲁迅小说艺术特色的研究论文，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同时，她还担任了研究所青年学习小组的组长，负责组织青年同志的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
这段时期，李敏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独特的见解和思考能力。她积极参与研究所的各项活动，努力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尽管中南海内部的关系依然复杂，但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处事原则，专注于学术研究和个人进步。
四、独立生活的开始（1963-1966）
1963年8月的一个清晨，李敏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中南海。她搬入了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处普通院落，开始了独立生活。这所住所是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平房，家具简单，只有一张木床、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院子里种着几株月季，这是她特意从中南海带来的花苗。
搬出中南海后，李敏的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了社科院。每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往返需要四十多分钟。这段日常的骑行时光，让她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北京城的市井生活。在工作之余，她开始自学英语，经常利用午休时间跟着收音机学习英语广播。
1964年春，李敏接手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整理二十世纪初期的进步文学作品。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查阅史料，她经常往返于国家图书馆和社科院图书馆之间。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她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包括several佚失已久的进步作家手稿。这些发现为当时的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年秋天，李敏开始在社科院举办的青年学者讲座上授课。她主讲＂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吸引了许多青年学者参加。讲座中，她不仅介绍了文学史知识，还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
1965年初，李敏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鲁迅与左联关系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争议。在随后的学术研讨会上，她与其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展现了扎实的研究功底。
这一年的夏天，李敏开始着手编写一部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她每天工作到深夜，仔细梳理各类史料文献。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她多次前往各地图书馆核实原始文献。这项工作持续了近半年时间，最终整理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资料。
1966年初，李敏参与了社科院组织的一次学术考察活动。考察团队前往延安，实地调研革命文艺活动的历史遗迹。在延安期间，她走访了当年的文艺工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这次考察让她对革命文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这段独立生活的时期，李敏的日常生活十分规律。每周六下午，她都会去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日用品。星期天通常用来整理资料和写作。她与院子里的邻居相处融洽，经常借给他们一些书籍阅读。有时，她也会邀请同事来家里讨论工作，大家围坐在简陋的桌子旁，热烈讨论学术问题。
在工作之外，李敏仍然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她订阅了多种学术期刊，经常在晚上伏案研读。她的书桌上总是堆满了各种笔记和资料，显示出她对学术研究的专注。这种专注和投入，使她在这段时期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
五、文革期间的转折（1966-1976）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敏所在的社科院很快陷入了动荡。她的办公室被贴满大字报，过去整理的研究资料被视为＂封资修＂的产物。8月份，社科院的工作完全停止，所有研究人员被要求参加＂斗、批、改＂运动。
随后，李敏被下放到河北省保定市西郊的一个农场劳动。在这里，她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参加农业生产。每天清晨四点起床，到田间劳动。她负责照料十亩水稻田，要插秧、除草、施肥。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她的双手长满了老茧，但她始终坚持完成每天的劳动任务。
1968年春天，李敏被调往保定市郊区的五七干校。在干校期间，她参加了多项基建工程，包括修建水利工程和平整农田。她和其他学员一起，用手推车运送泥土，每天要完成规定的运土方数。晚上，她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写思想汇报。
1970年，李敏被分配到保定市一所中学任教。她教授初中语文课程，负责两个班级的教学工作。由于当时教材短缺，她常常要自己编写教案。她利用课余时间整理教学笔记，为学生讲解古文和现代文。尽管条件艰苦，她仍然坚持认真备课。
1972年末，李敏调回北京，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这时的教学工作仍然受到＂文革＂的影响，课程内容多以政治理论为主。她承担了＂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参与编写教材。在课堂上，她尽可能地向学生传授基础的文学知识。
1974年，李敏开始在北师大图书馆整理古籍文献。这项工作让她重新接触到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典籍。她负责整理明清时期的诗文集，记录书籍的残缺情况，编写目录卡片。这段时期，她还在工作之余自学了古文字学，研究甲骨文和金文。
1975年初，李敏参与了北师大组织的农村教育调研活动。她前往河北省的几个村庄，实地考察农村教育状况。在调研过程中，她走访了多所农村学校，了解教学条件和师资情况。她详细记录了这些学校的现状，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76年上半年，李敏继续在北师大从事教学工作。她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选修课，讲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这门课程虽然规模不大，但吸引了不少对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在课堂讨论中，她努力引导学生理性思考文学问题。同年10月，随着＂文革＂结束，她重新投入到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在这十年中，尽管经历了多次工作调动和环境变迁，李敏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追求。她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认真履行职责，无论是务农、教书还是整理文献，都显示出严谨的工作作风。这段经历也为她此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阅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