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51年6月，北京鼓楼大街人声鼎沸，公安押解一七旬瘫痪老者上警车，引群众议论。消息传至北京市委，有人认为老者无害，但彭真市长看报后大怒：“70岁也得抓，剩一口气也不行！”老者身份成谜。
吴郁文的早期经历丰富，他自幼勤奋好学，通过不懈努力，在学业和实践中均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其日后的学术与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05年早春，一艘轮船缓缓离开天津码头，驶向日本。25岁的吴郁文站在甲板上远望，身为清朝首批赴日留学生且出身官宦世家，他胸怀壮志。
明治维新后期，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兴起。吴郁文抵东京后，即入振武学校，该校系清政府为培育军事人才于日设立，学生多为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
在振武学校的三年，吴郁文历经严苛军事训练，并专攻侦查、情报课程，为日后特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周末时，他与同学遍游东京，结识军政要员，为仕途铺路。
在宪兵司令部，吴郁文展露卓越才能，运用日本所学的军事管理知识改革宪兵部队。关键举措是创建情报系统，专门搜集京城内各类情报。
吴郁文此时表面是位年轻军官，私下却构建庞大关系网。他常赴京城茶楼酒肆结交军政要人，节庆时携礼登门。此交际手腕，为他日后军阀混战中的周旋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致清朝灭亡，吴郁文在此变局中展现出敏锐政治眼光，旋即投靠袁世凯，凭宪兵司令部经验获北洋政府警务处高职，开启军阀政府中的晋升生涯。
此时的吴郁文，已彻底转变为老练的官场高手，精通权谋，政局动荡时总能适时转换立场。这种随风倒的性格，让他在十几年间多次避险，且屡获升迁。
二、此人起初为军阀的忠实走狗，后来逐渐爬升至特务组织的顶端，摇身一变，成为了令人畏惧的特务头子。
1912至1924年间，北京城权力频繁更替。动荡时期，吴郁文由普通警务官员起步，逐步成为军阀势力的重要助手。
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接管北洋政府。吴郁文迅速投靠段系，运用日本所学的特务技能，为段祺瑞构建了全面的情报系统，遍及北京各角落，包括茶馆、酒楼、戏院及青楼。
1920年7月，段祺瑞因直奉战争失势后，吴郁文即刻转投直系军阀，提供诸多段系残余情报，助其清除异己，由此在直系中立足，并被委以北京警务厅侦查科长之职。
1924年10月，奉系张作霖在二次直奉战后获胜，进驻北京。直系亲信多逃散，而吴郁文却坚守。凭借多年关系网，他成功结识了张作霖的心腹陈兴亚。
私下饭局中，吴郁文详述了北京城内情报网络布局，深得陈兴亚赞赏。随后，张作霖任命吴郁文为京师警察署侦缉处长，令其全面掌管北京特务事务。
吴郁文上任即刻扩展情报网，于北京要害部门及使馆区布置眼线。每日清晨，其办公桌上满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密报。
为稳固地位，吴郁文严密监视进步人士，组建特务队伍专跟踪、监视疑与共产党有关的知识分子。该队伍行动隐秘，手段狠辣，在北京制造多起恐怖事件。
1926年初，吴郁文着手介入学生运动，于北京各大高校周边部署特务，监视并打压学生的爱国举动。参与示威的学生常被特务偷拍，并于深夜遭到逮捕。
吴郁文此刻彻底成为军阀爪牙，日日亲审“嫌疑犯”，动辄施酷刑。其办公室内，皮鞭、老虎凳等刑具完备，众多被捕的进步人士在此饱受残酷折磨。
1927年初，吴郁文的特务网络达至巅峰，手下数百名特务遍布北京城。他们搜集情报的同时，还乔装成商贩、车夫等，潜入各类社会组织内部。
三、1927年，一股罪恶势力伸出了其残忍之手，对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
1927年初，北京城沉浸在肃杀气氛里。京师警察署侦缉处长吴郁文，着手进行其职业生涯中最声名狼藉的一系列行动。
2月下旬某深夜，吴郁文召集心腹特务于警察署密室秘密会议，分发从苏联使馆获的重要情报，情报由安插在使馆的清洁工探得，内容涉及使馆日常活动规律。
为深入搜集情报，吴郁文周密部署渗透行动，指派特务伪装商人，借贸易往来频繁造访使馆区，逐步与使馆职员建立联系，探得与中共地下党联络的部分讯息。
3月初，吴郁文上报情报给张作霖。据情报分析，李大钊或藏于苏联使馆。张作霖即刻下令，命吴郁文必须捉拿李大钊归案。
行动前夕，吴郁文周密策划抓捕计划，部署使馆外多层岗哨，街道旁暗布便衣，并收买使馆内人员，以探知李大钊隐匿之所。
4月6日黎明，吴郁文率特务队，以搜捕逃犯为由，闯入苏联使馆。他们直抵使馆西侧的办公室，逮捕了李大钊等人，并在搜查时发现了大量文件与资料。
李大钊押至京师警察署，由吴郁文亲审。在地下室审讯室，他遭老虎凳、竹签、电刑、水刑等酷刑轮番折磨。但李大钊革命意志坚定，毫不动摇。
审讯长达一周，吴郁文屡施酷刑，企图逼李大钊交代同志行踪，却屡遭挫败。4月28日，李大钊终以“危害民国”之罪，遭反动军阀处决。
吴郁文因这次“功劳”深得张作霖赏识。5月初，军阀高层会上，张作霖亲授吴郁文文虎勋章，象征其在反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日后也成为指认其罪行的关键证物。
随后数月，吴郁文加剧搜捕进步人士，成立“巡查队”，在北京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与青年。据统计，1927年下半年，数百名革命志士遭其残害。
年底时，吴郁文的特务体系遍及北京城各处，每条街道皆有其眼线，任何风吹草动皆在掌控。此网络致使众多革命志士牺牲，同时也为他日后潜逃埋下重重血债。
四、嫌疑人潜逃后，仍暗中策划活动，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其行为隐蔽且具有策划性，给追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928年6月4日晨，北京陷入混乱。张作霖皇姑屯遇刺消息传开，奉系军阀统治岌岌可危。吴郁文处境艰难，连忙收拾财物，携带多年赃款，连夜秘密逃离北京。
吴郁文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逃至天津，在租界内得日本商人山田健一掩护，避开国民党追捕。山田乃其特务时期结识，于日租界隐蔽角落为其安排秘所。
1929年初，国民党势力扩张，天津变危。吴郁文转至上海，化名“王德明”，在法租界霞飞路开设茶叶店，表面营生，实则作为与旧部联络的隐蔽据点。
吴郁文为避追查，改变容貌并蓄浓须。他日间在店中待客，夜间则与北洋军阀时期的旧部、现均于上海匿迹的亡命之徒秘密会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郁文瞅准机会再次变节，经山田健一引荐，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在一次密谈中，他向日方透露了大量在上海地下党任职时搜集的机密情报。
1932年春，上海遭日军进攻之际，吴郁文潜入租界日特务机关，主动请缨效忠并愿为其工作。凭借其情报工作经验，日方迅速接纳了他。
吴郁文自此成为日本特务的内应，凭借在上海多年的关系网络为日方搜集情报，其茶叶店更变为日特秘密联络站，泄露了多位中国军政要员的行踪。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吴郁文加剧恶行，率汉奸特务专探抗日组织情报，致多个地下团体遭日军破获，大批爱国志士不幸牺牲。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引发上海局势紧张。吴郁文彻底倒向日本侵略者，积极搜集情报并参与破坏抗日组织。1942年初，他亲自带领日本宪兵队在“春季肃清”行动中抓捕众多抗日人士。
1945年春，日本战败迹象渐显，吴郁文又寻退路，私下联络国民党特务机关，欲以日军情报保自身安全。但此番筹谋，终未如愿。
五、末路终至，无处可逃。无论如何藏匿，终将被揭露，面临无法回避的终结，一切挣扎皆是徒劳，末路已至，无所遁形。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当晚，吴郁文迅速关闭霞飞路上的茶叶店，焚毁重要文件，仅携贵重物品，重新踏上逃亡旅程。
此次，他匿身于上海郊区一农庄，农庄主人乃其早年收买的手下，特备地下室供其躲藏。但行踪终被泄露，一前手下特务叛变，向新上海市公安局告发了他的藏身之处。
1945年10月3日晨，公安突击搜查农庄，吴郁文匿于地下室暗格中被寻获，正欲焚毁与日特往来的密信，这些信件最终成为定其叛国罪的关键证据。
被捕后，吴郁文被送往上海市看守所。期间，他多次尝试行贿、威胁以推卸罪责，甚至联系国民党要员求助，但此次无人愿为这位恶名昭著的汉奸说情。
1946年2月，上海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吴郁文，持续三日。检方展示其在北京迫害革命志士档案、为日特工作文件，特别是茶叶店查获的密函，直接证明其与日特勾结。
审判时，多位证人出庭，包括北京时期受他迫害的革命志士家属及上海目睹他为日军服务的群众，他们的证词揭示了其在抗战期间的诸多罪行。
法庭震惊公布，1927年他参与逮捕李大钊详情：审讯记录显示，他亲自主持抓捕并残酷刑讯。此材料成为认定其反革命罪行的关键。
1946年4月15日，军事法庭宣判吴郁文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罪状包括：北洋军阀时期迫害革命志士、叛国投敌为日特务机关效劳、出卖抗日组织致众多爱国志士牺牲。
1946年4月28日晨，吴郁文于李大钊惨案19周年纪念日当天被执刑。行刑之际，法警自其衣襟中搜出日本勋章一枚，此乃他昔日为日特务机关效力所得的“荣誉”。
行刑之际，数百群众自发聚于刑场。枪声一响，现场传来欢呼。这位在北京为非作歹、后投敌的特务头目，终为其恶行偿付了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