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注疏，好臆造典故。——袁枚《随园随笔》

南洋者，中国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学上，本为一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之规定，现以华侨集中之东南亚各地为南洋。——许云樵《南洋史》

一九八四年，由一班来自香港的电视制作人员操刀，新加坡广播局制作的电视连续剧《雾锁南洋》开播，作为新加坡本土历史电视剧的先声，绝对一时风靡。同年出生的我，童年岁月里，似也曾通过高高的天线，在新柔长堤另一端的新山排屋里，斜靠沙发，从硕大的鱼缸电视中收看重播。剧情中讲述的二十世纪初华南移民漂洋过海、南来谋生、艰难求存的故事，当年幼稚懵懂的我自然不会明白，却对于当年脍炙人口的同名电视主题曲旋律与歌词印象极其深刻，至今犹能朗朗上口：

过去的记忆你是否已经遗忘

祖先的流离可曾使你惆怅

雾起在南方　雾落在南方

重重迷雾锁南洋

望远方天水茫茫

浓雾中何处是家乡

向远方冲过险滩

浓雾散见我新家乡

过去的记忆世代不可遗忘

祖先的流离使我生命更坚强

雾起在南方　雾落在南方

重重迷雾锁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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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造南洋：马来半岛的神鬼人兽》

莫家浩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5年1月

随着年岁履历渐长，重重迷雾深锁的“南洋”，不仅是童年回忆的背景音乐，也是自己读书研究的兴致所在。关于南洋，许云樵为它设下了两道门槛：首先，这是个模糊又暧昧的地理名词；其次，它是“华侨集中之东南亚各地”，意味着华人在东南亚的流徙定居，乃界定南洋地理范围的要件。如此一来，从近代中国开始流行的“南洋”概念，其界限就很难超越十九世纪末出现并在一九五○年代开始普遍使用的“东南亚”（South East Asia）之地域范围。然而这也并非终点，东南亚一词虽然打破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视角下的“东印度”（East Indies）、“印度支那”（Indo China）等词汇的殖民性，却也无可避免地掉入了二战结束后该区域民族独立建国运动后形成的政治国界网格中，其中原本既多元又流动的文化、信仰与身份认同被迫割裂、对立与碎片化，即便数十年来被置入国族框架下的再融合过程，也远未竟其功。为摆脱论述的困境，近年不少有识之士也开始改用源于古代爪哇文献里的“努山塔拉”（Nusantara）一词，来指代东南亚所有受马来文化和语言影响的地域，借此打开旧观念的藩篱，亦不失为一条出路。

身为马来西亚国民，多元族群、文化与信仰既是国家的宝藏，又是分歧之根源。仅从领土层面来说，位于马来半岛的西马，与位于婆罗洲的东马，两者的社会文化差异，上升成为国内政治议题，早已成为常态。再退一步言之，所谓“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不也是一个模糊又暧昧的用词吗？在马六甲王朝灭亡后的十七世纪，由离散的王朝遗民所屡屡使用，马来半岛一词充满了他们缅怀故土荣光的哀愁，直到被西方殖民者所借用，来形容包含今天缅甸南端、泰国南部及西马全境所涵盖的大陆东南亚半岛地形，将之冠以“马来之地”（Tanah Melayu），除了局部适用的政治正确，总体上也难免显得偏颇。刨根究底地说，当“马来”一词出现在印度古文献的地名里，其最初的含义也很可能是在形容此处地貌多山，乃“群山之地”（Malayadvipa）。相比之下，古希腊罗马文献所使用的“黄金半岛”（Aurea Chersonesus），可能亦受印度古文献的另一地名“黄金之地”（Suvarnadvipa）的影响，在字面上为这片季风交汇的宝地添加不少奇幻色彩。

从两千多年前的黄金半岛，到今天隐隐浮现的努山塔拉，华人总在其中扮演过形形色色的身份。他们时而是使节商贾、求法高僧、落难旅人、革命志士，亦可以是从未踏足南洋的文人史官，但更多的是从近代以降，如《雾锁南洋》所演绎的一批批南离寻找活路、最终落地生根的普通人。漫长的来往与居徙过程，华人及其文化早已成为此处多元的持份者，理当毋庸置疑，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华人文化在地化过程中的传承与变迁。在关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建构的讨论中，安焕然提出了“树”的意象，认为“华人文化”的主干主体是“在地化”与“本土化”的过程，但其“种子”源自“中华文化”，但基于不同的历史脉络，为“种子”的生长构成了“各种跨文化的互动、冲击、挑战和接纳”，最终结成的“果”就自然与“中国”的“果”不一样。

将“中华文化”视为海外华人文化的根源并非新论，重点在于将“中华文化”视为海外华人天然且被动赋予的“文化基因”，抑或是可供海外华人选择的“文化工具”。通过对新加坡华人节日仪式变迁的观察，蔡志祥以二十世纪初至今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为例，认为当地华人“不仅需要建立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还需要通过追根溯源，“在当地确立‘显著的他者’的身份”，这么一来，在其所属社会当中提出与建构“文化中国”，便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新进关于移民族群政治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中，孔德维认为二十世纪以前的努山塔拉华人（“唐人”）精英们可能也将“中华”视为一套可被塑造的文化，“在不同区域、不同生活片段（如饮食、婚嫁、丧葬）中出现，也可能构成了唐人社会的组织形式”。孔氏由此提出“便携”（portable）的概念，认为努山塔拉的唐人在特定情况需要时，既可以选择表现其中华性，“在不须应用时，也可以将它藏起”。他进而将努山塔拉的唐人社群比作基因改造农场，“不同作物的种子本身说是由异质的植物所提供的基因构成，在混合比例不一的情况下，生出一组又一组共存于同一农场的作物”。

当讨论从奇幻走向科幻，我也想借鉴一番量子物理学的概念。比起将南洋/东南亚/努山塔拉视为华人/唐人文化基因改造农场，或许也可以将华人/唐人视为一种“叠加态”（superposition state），其文化特征将随着“观测”（observe）角度的不同，“坍缩”（collapse）成观察者所见到的结果。身处多元、不同阶段与不同文化的“纠缠”（entanglement）及“选择”（choice），都有可能让关着唐人之猫的箱子于掀开一刻，被观测出—或说被描述（describe）成不同的事实。而宏观的历史论述，往往也只有到了微观的个案身上，才能充分显现认知的多样性。

换言之，审视历史中的华人/唐人如何变换角度来看待努山塔拉与自身，其实也是一种建构历史建构的过程。最充分展现这点的，或许并非中外史书及官方档案，反而来自南洋以上、东南亚未满时，游历于努山塔拉的观察者游记和散记中，生于马来半岛、日据时流亡印尼、战后定居新加坡却英年早逝的鲁白野，他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文史散文集《马来散记》可作为其中代表。在该本通篇讲述马来半岛历史传说掌故的书中，作者的序言如是写道：

我要把故乡长成的过程忠实记录下来，要亲切地写我们的先人曾经怎样流了无尽的血汗在努力开拓它、耕耘它，创造了一个幸福、繁荣的新天地。

正如王润华在评价鲁白野的文学性时，谈到对方所具备的“不断流亡的中国性、马华性、西方现代主义，还有马来、印尼文学的倒流，与中国性、马华性的混合，犹如海水与淡水混合，形塑出复杂的、另类的马华文化属性，这种文化驳杂性，提炼出驳杂的文学”。由此我们既可以认为作者多元文化经验的背景催生出了《马来散记》，也可以倒过来说，是驳杂的多元文化给了作者书写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尚未独立、国族论述尚未成型之时，作者热情地旁征博引各地风土民情与传说典故，建构起自己“故乡”马来亚的历史，一个经由其观测、坍缩而成的“国人”史观。

在正统树立之后，一切非主流的描述都易归入臆造。在南洋/东南亚/努山塔拉的历史里还有许多广义的鲁白野，他们时而是使节商贾、求法高僧、落难旅人、革命志士，从未踏足此境的文人史官，以及更多的普通人。他们或许未必曾留下优美的文字，只凭口耳相传的灵异故事，旁人难以理解的庆典仪式，又或者只是习以为常的地方常识。如果能将这些坍缩后的表象收集起来，理解其过去被观测的视角并加以回溯，或许我们便能更接近南洋/东南亚/努山塔拉的华人/唐人，及其身边他者在历史中的叠加态，建构出历史建构的过程，或者说，在历史长河中，多元、非主流的个人与群体，臆造各自的南洋/东南亚/努山塔拉。

自二○二一年起，我在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网站及副刊辟设专栏，每两周连载一期，迄今累积近五十篇、单篇千余字的短文，此番将其集结、分类与修订，拼凑而成书，诚属实至名归的散记。由于内容过于五花八门，只能尝试将文章粗分为五大主题，并按此规划章节。在国家、族群及地方叙事的建构过程中，历史与传说之间非但存在相互印证的可能，也会出现两相矛盾的情境。处在多元交织的土壤上，将传说与历史用以宗教、人种、地方等模具进行切割，将反向收缩人们的视野，从而忽视其多元性所带来的跨域本质。第一章“历史的余烬”便是以古今发生及流传于马来半岛的若干历史与传说为题材，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二章“山和海之间”及第三章“边城叙事”，则分别以马来半岛南端的边佳兰（Pengerang）及新山（Johor Bahru）为主轴，探讨十九世纪以降马来半岛城镇与乡村华人社会史的记叙与诠释。作为一州首府，同时又是衔接半岛与新加坡两岸陆路往来的窗户，新山具备了乡区边佳兰难以企及的人口与资源，因此也保存着数量上比起后者来得多得多的金石文物史料，亦有不少学者学人前仆后继投入研究，使它成为半岛地方华人史书写的焦点。亦正因如此，新山华人社会史的当代研究，很自然地会朝史料文献的再考察与再诠释的方向前进，以期能与诸多前人构筑的旧说定论相互对话；然而面对边佳兰，上述条件往往不成立，于是研究者本身也往往便是当地历史文本的初始制造者，需要将日常的习惯、口述的记忆以及仪式的观察记录下来，进而转换成史料，开始建构历史。从这点出发，新山与边佳兰可被视为马来半岛华人社会史研究现况的一体两面，存在相互借鉴的余地。

第四章“神鬼人兽”，顾名思义，是寄望于本章所充斥着的诸多怪力乱神，加以探究多元世界里的身份如何定义与转换的问题。从中国明代笔记中对满剌加妖异的陈述，到老虎的意象如何游走与报应、死亡、神明与庇护之际，进而延伸至豪杰、番人及墓碑如何化作鬼神，年兽传说又如何在南洋成真，其表征是人、鬼、神、兽彼此身份的交叠与转换，内里则是多元环境下华人的认知视角如何自适，并实现自圆其说的过程。或许，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相比，乡野奇谭往往更能在光怪陆离中，体现“臆造南洋”的精髓吧！

最后一章“记忆危机”通过侧写太平洋战争、战后紧急状态及“五一三”族群冲突事件，探讨人们处于危难时刻的应对，以及事后的记忆与忘却，展示不同时代背景下个体与集体的选择如何被描述为历史，而后者又将在后世传诵的过程中被无止境地、策略性地清晰化或模糊化。但亦是上述形成的认知多元，造就了叙事的多元，终将置入国家、族群与地方传说中，又一次化作历史的余烬。

二〇二三年变故甚多，感谢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化企宣主任曾翎龙与副刊主任黄俊麟两位先生的器重，俾予我机会加入《星洲人》网站及《星洲日报》副刊的专栏撰稿行列磨炼。历任专栏责任编辑的文彬、慧金、美凤，总能适时又不失体恤地催稿，鞭策我在笔耕路上匍匐前行。构思书稿的过程中，承蒙孔德维博士与白伟权博士每每在宵夜时分不吝分享交流，惠赐高见，为形塑本书框架助力不少。本人亦何其荣幸，在有限的时间内，尚蒙师长愿意在百忙中拨冗为本书写序，无疑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十余年来的田野与历史学问路上，倚靠父母家人的支持谅解，内子嘉仪的默默厮守，总算熬过重重难关，感恩不在话下。最后的话留给《马蚁学人》专栏的忠实读者们，你们的阅读和反馈皆是我不辍精进的动力，也期待翻开本书的旧雨新知不吝批评赐正，与我一道闯入臆造南洋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