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国志》是第一部通记辽国之事的纪传体史书，也是目前除元修《辽史》之外最系统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但是关于这部书的来历却是一个使人们困惑已久的问题。前人曾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书做过一些研究，余嘉锡先生就其作者叶隆礼的事迹进行过考证，冯家昇先生曾探讨过《辽史》与《契丹国志》的关系，此外还有人论述过《契丹国志》的史料价值。然而对此书至关重要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迄今尚未取得共识。
《契丹国志》一书的来历虽然颇成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却都愿意相信它确是出自叶隆礼之手，而少有人疑其为伪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叶隆礼确有其人。据《至元嘉禾志》卷一五《宋登科题名》，叶隆礼系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历仕建康通判、国子监簿、两浙转运判官兼知临安府，又知绍兴府，其仕履之可考者均不出理宗时期。然而《契丹国志》卷首所载《进书表》，末署“淳熙七年三月日，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淳祐七年（1247年）上距淳熙七年（1180年）达六十七年之久，淳祐七年进士登第的叶隆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六十七年前任秘书丞，况且《中兴馆阁录》和《续录》亦无叶隆礼任秘书丞的记载。这是《契丹国志》一个最明显的漏洞，也是历来关于《契丹国志》真伪之争的焦点所在。
最早发现《进书表》的这个漏洞并产生怀疑的是清人程晋芳，在他的《勉行堂文集》卷五中有一篇《〈契丹国志〉跋》，谓淳祐七年“距淳熙七年且六十七年，乌有淳祐七年进士转于七十年前献书者乎？或淳祐误作淳熙，然亦无是年成进士即官秘书丞之理。凡此皆有可疑，古书于今往往有难解处，惜不得多本以证之也”。值得注意的是，程晋芳本人虽曾长期参预《四库全书》的编修，但不管是从《四库全书总目》还是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都看不出馆臣对《契丹国志》作者的真实性有丝毫的怀疑，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为《契丹国志》撰写提要的人对其《进书表》在时间上的矛盾并无任何察觉。程晋芳的《〈契丹国志〉跋》作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契丹国志》提要不是出自他的手笔，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契丹国志》一书在已经抄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后，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奉旨抽出重纂，等到改编本完成并作好提要时，已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而程晋芳就在这一年西游关中，并已客死于巡抚毕沅署中了。
20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也曾指出《契丹国志・进书表》中的矛盾（余嘉锡先生似未见过程晋芳《〈契丹国志〉跋》），因谓此书“疑是后人所伪撰，假隆礼之名以行，犹之《大金国志》托名宇文懋昭耳”。但同时他又怀疑《进书表》所署淳熙七年（1180年）或为咸淳七年（1271年）之误，这表明他对《契丹国志》的真伪问题其实是犹疑未决的。四十年代初，中法汉学研究所编纂的《〈契丹国志〉通检》，在其序言中大胆断言《进书表》所署淳熙七年（1180年）实为淳祐七年（1247年）之误，且谓“前贤论列，皆未及此，故特拈而出之”。岂不知程晋芳早已有过这种猜测了，况且正如程晋芳所说，即使淳熙七年为淳祐七年之误，“然亦无是年成进士即官秘书丞之理”。其实，关于“淳熙七年”的种种猜度都是徒劳的，今天所见《契丹国志》元刻本，其《进书表》也正作“淳熙七年”，可见这一纰漏实在是没有斟酌的余地。
尽管如此，直到今天为止，在辽金史研究者中，相信《契丹国志》确实出自叶隆礼之手的仍大有人在。如李锡厚先生发表的《叶隆礼和〈契丹国志〉》一文，即认为《契丹国志》本非伪书，伪的只是《进书表》而已，谓《进书表》乃是后人杜撰出来置于叶隆礼《契丹国志》书前的。这种说法意在避开《进书表》中无法弥补的漏洞，但它纯属臆度之辞，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而且，这种假设即便从情理上来说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又如贾敬颜、林荣贵点校的《契丹国志》，其点校说明称“《契丹国志》比元代官修的《辽史》约早百年”，这种说法显然也是以肯定叶隆礼为《契丹国志》的作者为前提的。
《契丹国志》
前此对《契丹国志》的真伪之争，基本上只是着眼于《进书表》的矛盾之处，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实，要分辨一部书的真伪，最能说明问题的应当是此书的内容。从下面指出的《契丹国志》一书中所存在的大量问题，可以看出它绝不会出自叶隆礼之手。
对《契丹国志》存在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曾经约略列举过几条，然而书中的种种纰漏却远比《四库提要》所指出的要严重得多。
其一是篡改史料。篡改史料乃史家之大忌，然而在《契丹国志》中，作者随心所欲地篡改史料的例子却不乏所见。如卷九《道宗纪》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共记有三事：辽使耶律防、陈顗来求真宗、仁宗御容；宋遣张昪、刘永年为回谢使副；宋又遣胡宿、李缓（“缓”为“绶”之误）为回谢使副，且许以御容。这三件事全是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至卷一八六宋仁宗嘉祐二年（1157年）抄来的。据《长编》载，是年三月乙未，辽使耶律防、陈顗来求御容；戊戌，遣张昪、刘永年为回谢使副，但未许御容；九月庚子，辽使萧扈、吴湛再来求御容，且言当致道宗像；十月己酉，宋遣胡宿、李绶为回谢使副，并许以御容。《契丹国志》除漏记辽使第二次来求御容外，其它三事全部照抄《长编》。作者之所以要将前几年的事抄来记在此年下，大概只是因为这一年无事可记，聊充篇幅罢了。如此明目张胆地篡改史料，说明作伪者的手法是多么拙劣。
又如卷六《景宗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七月云：“宋太宗欲北侵，遗诏渤海王发兵相应，然渤海畏辽，竟无至者。遣使如渤海责问。”这条记载抄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七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〇三、《文献通考》卷三二六《四裔考》及《宋史・太宗纪》记载此事也全都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七月。《契丹国志》的作者将《长编》两年以后的内容抄来记在此年下，也是有意识地篡改史料的行为。
以上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能想象，奉诏修撰《辽史》的叶隆礼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颠倒历史记载，并把这样的一部史书奏上朝廷。像这么随心所欲地篡改史料的做法，是只有坊肆书贾才做得出来的。
符彦卿
其二是误解原文。将《契丹国志》和它所依据的史籍原文拿来一一对照，就可以发现书中有不少误解原文的地方。如卷五《穆宗纪》显德元年（954年）五月云：“数千骑屯忻、代之间，周遣符彦卿击之，辽兵退保忻口。彦卿恃勇轻进，为辽兵所败，死伤甚众，彦卿引兵还晋阳。”这段记载系节录《资治通鉴》之文，《通鉴》卷二九二周显德元年（954年）五月丙申云：“彦卿与诸将阵以待之。史彦超将二十骑（胡注：二十太少，恐当作二千）为前锋，遇契丹，与战，李筠引兵继之，杀契丹二千人。彦超恃勇轻进，去大军浸远，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筠仅以身免，周兵死伤甚众。彦卿退保忻州，寻引兵还晋阳。”很显然，《契丹国志》的作者是错把符彦卿和史彦超当成一个人了；但转念一想，符彦卿既然已死，下文又说他引兵还晋阳，岂不自相矛盾？于是作者就把“为契丹所杀”改成“为辽兵所败”。其实《通鉴》的这段文字并没有什么费解之处，只是《契丹国志》的作者在抄书时未免太匆忙了，以至顾不上把原文的意思看个明白。
又如卷七《圣宗纪》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云：“契丹既陷德清，率众抵澶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宋李继隆等整军成列出御。统军顺国王挞览为床子弩所伤，中额殒。契丹师大挫，退却不敢动。”这段文字抄自《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十一月甲戌云：“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众抵擅州北，直犯大阵，围合三面，轻骑由西北隅突进。李继隆等整军成列以御之，分伏劲弩，控扼要害。其统军顺国王挞览有机勇，……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潜发，挞览中额陨，其徒数十百辈竞前舆曳至寨。是夜，挞览死。”据此，挞览当时并非中弩即亡，而是抬回寨后到晚上才死的。“中额陨”之“陨”，是颠踬、跌倒的意思，而《契丹国志》的作者误解了这个“陨”字，把它改成“殒”，则是谓挞览当即就死了，这是与事实相悖的。
其三是节录失误。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作者节录史籍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原文内容，从而导致史实错误。如卷八《兴宗纪》在康定二年（1041年）下记载说：“夏四月，宋遣知制诰富弼往契丹为回谢使，西上閤门使张茂实副之。”据《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契丹国志》误以1033年改元重熙，比《辽史》晚一年，故其重熙十年实为重熙十一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四月庚辰条云：“以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为回谢契丹国信使，西上閤门使符惟忠副之。”卷一三六同年五月癸丑又云：“命知贝州、供备库使、恩州团练使张茂实为回谢契丹国信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强病卒，富弼请以茂实代之，诏从其请。”上引《契丹国志》即系综括《长编》这两条记载而成，但作者竟张冠李戴，将符惟忠的官称置于张茂实的名上。这也是抄书太草草，不及细细推敲的缘故。
又如卷七《圣宗纪》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云：“契丹入攻宋，宋真宗亲征。次于澶州，为知冀州张旻败于城南；次大名府，为知府州折惟昌败于五合川。”这段文字系节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长编》卷四五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曰：“戊午，驻跸澶州：己未，知冀州张旻遣使驰奏，败契丹于城南，杀千余人。……甲子，次大名府。……丁卯，左侍禁、閤门袛候卫居实自府州驰骑入奏：‘驻泊宋思恭与知州折惟昌、钤辖刘文质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黄太尉寨，尽杀敌众。’”《契丹国志》的作者想要综括这段文字的意思，无奈辞不达意，仿佛是说真宗两败于契丹，与史实相去远甚。
《契丹国志》
其四是机械抄书。机械抄书是《契丹国志》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如卷五《穆宗纪》广顺三年（953年）有这样一段记载：“秋八月，周太祖得风痹疾，术者言宜散财以禳之，于是筑社坛，建太庙于大梁。太祖享太庙，才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晋王荣终礼。是夕，宿南郊，几不救，夜分小愈。”这段文字中，从“周太祖得风痹疾”至“建太庙于大梁”句抄自《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周广顺三年（953年）九月，从“太祖享太庙”以下则抄自同年十二月乙亥条，所谓“是夕”即指乙亥日。而一经《契丹国志》作者的节录之后，其“是夕”就不知将谓何夕了。可见这位作者的抄书手段实在过于机械，连一点起码的加工处理都不会。
又如卷一九《大实林牙传》云：“大实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而相之。……今梁王、大实皆亡，馀党犹居其地。”大实（石）林牙的这篇传记全部抄自洪皓《松漠记闻》卷上，《松漠记闻》作于宋高宗绍兴年间，故云“今梁王、大实皆亡，余党犹居其地”。而《契丹国志》的作者也照抄不误，岂不知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政权早在十三世纪初就已被蒙古灭亡，安得谓“余党犹居其地”！
其五是缺乏常识。《契丹国志》一书还存在着某些常识性的错误，譬如此书的作者竟分不清尊号、谥号和庙号的区别，常常混为一谈，而这在古人来说其实是很普通的常识问题，只要粗通文墨者就不会不知道。
如卷一《太祖纪》开篇小注即称耶律阿保机“谥太祖”，卷五《穆宗纪》应历九年谓“周帝崩，谥曰世宗”，都是将庙号当成了谥号。又如卷三《太宗纪》云：“谥曰嗣圣皇帝，庙号太宗。”据《辽史・太宗纪》，天成二年（927年）群臣上尊号曰嗣圣皇帝，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上谥孝武皇帝，皇祐四年（1052年）增谥孝武惠文皇帝。又卷五《穆宗纪》云：“谥曰天顺皇帝，庙号穆宗。”据《辽史・穆宗纪》，广顺元年（951年）群臣上尊号曰天顺皇帝，皇祐四年（1052年）谥曰孝安敬正皇帝。又卷七《圣宗纪》云：“谥曰天辅皇帝，庙号圣宗。”据《辽史・圣宗纪》，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群臣上尊号曰天辅皇帝，天圣九年（1031年）谥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契丹国志》的这几条记载均误以尊号为谥号。又如卷八《兴宗纪》云：“庙号兴宗，谥曰文成皇帝。”据《辽史・兴宗纪》，明道元年（1032年）群臣上尊号曰文武仁圣昭孝皇帝，至和二年（1055年）上谥神圣孝章皇帝。此处误以尊号为谥号，又误“文武”为“文成”。又如卷九《道宗纪》云：“庙号道宗，谥天福皇帝。”据《辽史・道宗纪》，治平二年（1065年）群臣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广智总仁睿孝天祐皇帝，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上谥仁圣大孝文皇帝。这里也是误以尊号为谥号，又误“天祐”为“天福”。
以上归纳的五种情况远远没有反映出《契丹国志》一书存在的所有纰漏，但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书作者所具有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与进士出身并曾担任过国子监簿的叶隆礼是完全不相称的。抄书如此之草率，态度如此之敷衍，又怎么可能是奉敕所撰并曾奏上朝廷的呢？即使撇开《进书表》那明显的漏洞不说，单单从书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就可以断定它不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种种迹象都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契丹国志》当是出自惯以作伪牟利的坊肆书贾之手，它所标明的作者和作年都是杜撰出来以欺骗读者的。此书可能是元朝前期江南地区的某一家书坊所为，因为南宋末年的叶隆礼主要担任江浙一带的地方官，到元朝初年，叶隆礼在江南可能还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所以书贾才会嫁名于他。但从《契丹国志》伪称此书于淳熙七年（1180年）奏上朝廷这一点来看，作伪者对叶隆礼的生平仕履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细细考究，就炮制出这样一个留有明显漏洞的《进书表》，这未免太颟顸了。
《契丹国志》
本文论证《契丹国志》不是宋人叶隆礼的著作，指出它是一部书贾托名的伪书，并不是想就此将它全盘否定。无意贬抑《契丹国志》一书的史料价值，尽管此书的作者和作年都出自杜撰，尽管书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毕竟它还保存了许多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记载，这就是《契丹国志》的史料价值所在。在辽史史料相当贫乏的今天，这部书仍然值得给予足够的重视。
最后还要谈到的一个问题，虽无关乎《契丹国志》的真伪，但却与此书的内容关系很大，这就是辽国的纪年间题。
北宋时代，一般人对辽国的情况所知无几。辽国书禁甚严，不准本国书籍流入宋境，宋人有关辽国的一星半点的知识，差不多都是从那些所谓的归正人或归明人所写的笔记杂著中得来的。即便像辽国纪年这样一个并非很隐秘的问题，宋人的了解也是相当有限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篇末的一条小注中说：“契丹年号，诸家所记，并谬非一，莫可考正。”到了辽国亡国之后的南宋，人们对辽的情况就更加隔膜，见于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契丹年号起迄，就相当凌乱而且有不少错误。《契丹国志》因为主要取材于宋人著作，所以书中的辽国纪年与《辽史》歧异甚多，这是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
《契丹国志》
由于过去人们对这一点往往注意不够，所以有时难免会造成一些误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批评《契丹国志》的失误时说：“帝纪中凡日食星变诸事，皆取《长编》所记，按年胪载。然辽宋历法不齐，朔闰往往互异，如圣宗开泰九年，辽二月置闰，宋十二月置闰，宋之七月，在辽当为八月，而此书仍依宋法，书‘七月朔日食’。此类亦俱失考。”《提要》指出的这类问题确实是《契丹国志》的一个通病，但这里举的例子却大谬不然。据《辽史》，开泰元年是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而《契丹国志》误以开泰元年为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比《辽史》错后一年。因此开泰九年本应是宋天禧四年庚申（1020年），《契丹国志》却误为天禧五年辛酉（1021年，此年辽实为太平元年），其《圣宗纪》开泰九年“秋七月朔日食”即抄自《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而这一年辽、宋历法均无闰月。《提要》之所以发生这个错误，就是因为四库馆臣没有注意到《契丹国志》的纪年与《辽史》不同。类似的问题还见于钱大昕的《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在宋天禧四年（1020年）七月庚戌朔下钱氏注云：“辽同。《纪》、大任、《契丹国志》。”意谓辽之七月与宋历同为庚戌朔，其根据是《辽史》本纪、陈大任《辽史》和《契丹国志》。显然，钱大昕也忽略了《契丹国志》与《辽史》的纪年有所出入，所以他在这里很不恰当地引用《契丹国志》为证。
《辽史》记其亡国在宣和七年乙巳（1125年），前后共历210年；而《契丹国志》记其亡国在宣和七年甲辰（1124年），卷首所载《契丹国九主年谱》亦云：“契丹自太祖神册丙子称帝，至天祚保大甲辰，……实历二百单九年。”第二，《辽史》所记契丹九帝年号共计二十二个，而《契丹国志》所记年号只有十九个，少太宗大同及道宗大康、大安三个年号。第三，在所有这些年号中，年数和起迄年份全同者只有四个，即道宗清宁、寿昌及天祚乾统、天庆。
至于两书纪年的是非，除了道宗寿昌年号《辽史》误为寿隆，当从《契丹国志》外，没有发现第二处《志》是而《史》非的地方，辽国纪年仍当以《辽史》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