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各项改革，使齐国位居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在《八佾》中却说：“管仲之器小哉”。这里的器是指器量和度量，也就是说管仲器量小。
但从管仲的历史足迹来看，似乎根本找不到“管仲之器小哉”的所作所为，最多在孔子的眼中，管仲的个人修养和遵循礼制方面有些不足而已。
然而，这些对于富国强军又有多大关系呢？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则说：“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小器。”是说管仲家里的器具雕刻有精美的花纹，戴的帽子上缀有红红的帽带，所住房屋的房梁上也绘有精美的图案和装饰等。所以，孔子看不起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大才。
如果说，管仲没有大才，能使齐国成为春秋霸首吗？
这样的一位变法实干家，他们也要从骨头里挑出刺来，不知是什么心态？
▲管仲与孔子
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废井田、奖军功、行连坐”等政策，废除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为秦统一六国奠定根基。
公元前338年，赏识他的伯乐秦孝公逝世后，公子虔诬陷他谋反，最终导致他的尸体被车裂后示从，甚至全家被诛。
在当时来讲，他绝对是一位富国强军的大才，有些人却称他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
太史公说他是：“天资刻薄之人”。
贾谊说他：“抛弃礼义、伦理，一心追求进取。在商鞅变法实施两年后，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
赵蕤说他：“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
甚至，《旧唐书》说他是：“酷吏，谲诈之徒。”
若无他，战国之乱不知还要延续到何年何月，明明他就是秦国崛起的实干家，却遭到了如此之多“古之先贤”的攻讦。
相比之下，他们这些人，或许在著书立说上颇有成就，但对于当时的富国强军，似乎毫无建树可言，可攻讦起这些实干家来，却都是头头是道。难道真应了“文人相轻、名人相轻”之言吗？
▲商鞅
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清代史学家蔡上翔认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
但是，司马光却对他的变法进行了全盘否定，只肯定了他的道德文章。
宋代理学之大成者朱熹，有人将他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三纲五常”也是在他的推动下得以不断强化，但他更是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
甚至在1126年的时候，王安石还被毁去了配享孔庙的画像。
反正，这些古之先贤总是喜爱拿理论学术说事，就是拿不出一点半点的富国强军良策。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整顿了吏治、强化了中央集权，缓解了明朝中期的财政危机，从而被誉为是“万历中兴”的关键人物。
▲王安石
《明神宗实录》这样评价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成效：“……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可见，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对富国强军确实大有成效。
但是，在他去世后，继任的内阁首辅张四维却对他的革新派新政，进行了反攻倒算，说他们的改革是“务为促急烦碎，不合祖宗之法”，甚至还收买雷士帧等御史，大肆攻讦张居正的变法革新，致使一件件变法都被叫停了下来。
同时，他还将镇守北方的大将戚继光调走，导致边防废弛；废掉“考成法”，导致贪官污吏，照旧为非作歹。
并因此，也导致张居正的家被抄、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被夺，并在天下公布了他的罪状，甚至他还差点遭到开棺鞭尸，就连家人也都被判了流放，而且有许多都饿死在了流放的途中。
▲张居正
张四维明明是一位熟读圣贤书的先贤，一个东阁大学士出身的饱学之士，却在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上，竟然只顾个人私利，大肆攻讦实干型的张居正，这样的先贤，又与小人何异？
对些明代著名文人王世贞站在人性的角度，这样评价张居正的悲惨结局：“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是说，才能达到顶点就会变得骄傲，一群小人就会挑拨离间，像老虎一样背不动了，像鱼腐烂一样不会回头。
其实，这也正应了一句俗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说白了，做的多，错的几率也就多；做的好，嫉妒你的人也就多；嫉妒你的人多，说你坏话、破坏你成就的人也就越多。即使是古之先贤，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可能会行那小人之事，这就是人性。
难怪，后人在总结成绩时，就算是自己一个人的成绩，也要说成是在上级的关怀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成绩有自己的一半，也有大家的一半……差不多是一个道理。只是不知，这样的风气和传统，是不是两千年封建糟粕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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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商鞅不用洗了，很多确实没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