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对大明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种说法通常用来形容大明的气魄。

实际上，“皇帝保家卫国”是朱棣在经过权衡得失后的无可奈何的抉择，是一种批判，而不是赞扬。

早在清代，顾祖禹就对将首都迁往北平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燕都地处偏僻，固若金汤，日不暇给，兵马仓皇逃窜，力挽狂澜。

这名地理学者说的很对，但朱棣确实是被逼无奈才迁都的。更早的时候，朱元璋为了阻止那些立国的人上位，就开始扶持皇族，他觉得老朱家人才是真正的掌控者。

明代以长城作为其边界，将该区域划分为“外防”与“内防”。朱元璋在明初的时候，从内蒙古的河套至辽西一带，设置了大量的边防哨所。

他要借助那些诸侯国的力量，来对抗大草原上的各大部族，而在长城之内，各大诸侯国都在相互制约。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当地的军队会聚集在一起，而萧何又给朱棣制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从而引发了一场叛乱。

朱棣登基后，觉得北疆是最大的敌人，必须要守住自己的国土，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把首都迁到北京，也是大明的一种策略。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以朱元璋为姓，或者以朱棣为姓。时过境迁，世事变迁，到了明代中叶，人们终于意识到，建都南京，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决定。

朱棣将国都搬到了北平，这意味着大明的国力已经向北方移动了一千多里，大明的军事力量也开始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但是，在明代中叶，朱棣将国都迁往北平时，其缺陷就显现了出来。

公元1644年，清朝军队入侵，四十二天前，明代的末代皇帝，在煤山上自杀，这就是所谓的君王死社稷。

清兵进入北京后，打败了李自成，占领了北平，大清王朝成立。

就拿李自成来说，从攻占北京到最终落败，前后也就一个多月而已。由此可见，山海关与北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也是多么的危险。

古代有句话说得好：“君子不居于危墙之下。”明朝初期建都南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356年，朱元璋占领了现在的南京。

从那以后，朱元璋就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应州，而朱元璋在建国的时候，也将南京作为了自己的首都。。

南京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处于从内陆到沿海的主干道，而南京又是“海丝路”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节点。强大的水运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在战斗中，他们可以迅速得到救援。

在古时候，只要风平浪静，航速也就是30公里左右。

但是，一天四五十公里，就是陆地部队的极限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水上部队的效率要高出十倍以上。

南京的地形是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从南京向南，芜湖，铜陵，池州，安庆四部分组成了一条天然的防御线，而南京就是这条天然防御线的最高峰。

这里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三者相辅相成，这样的地方，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都是找不到的。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为帝，作为皇储，他很清楚南京在南京的经济、政治、军事上有多大的好处。在位时，他命人修缮南京皇宫，准备再次搬迁。

遗憾的是，明仁宗只在位一年便死了，因此“回迁”也就无从谈起。

朱高炽临终前，曾经在临终前，对自己的儿子说过，他要将国都迁移到南京，这是一个很坚决的决定，但明宣宗却不得不推迟了这个决定。

朱瞻基临死前，也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后来明英宗登基，将北京改成了大明的首都，所以他想要回到南京的想法，也就不了了之了。

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来说，从长远上来看，朱元璋对建都南京的决定，其战略视野要远远超过朱棣，为什么这样说？朱棣之所以会选择这一条路作为自己的国都，其中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国都是以军事为主。

在他看来，如果留在北京，把北边的草原人拦住，那就容易得多了，如果把南京留在那里，那就太耗费了。

前面说过，并非人人都像朱棣一样，可以在北京打退蒙古兵，但是后代就没有这样的本事了。

自从“土木堡”事件之后，大明的都城就受到了来自于北边的草原骑兵的冲击，再也没有过安定的日子。

由于朝廷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北边，对南边的经济发展视而不见，到了明朝后期，南边的土地已经被东林党占据了大半。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确实是个聪明人，朱元璋将首都定都南京，既能保证首都的安全，又能保证江南的经济发展，而朱棣却将边疆和首都捆绑在了一起，这对他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