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武功就不用多说了，开疆拓土始皇帝版图的一倍，千万年皆食其利，妥妥的千古一帝。
然而，他的文治却少有人提，甚至让很多人误以为他治国稀烂，纯是站在父祖文景的肩膀上才完成了这震古烁今的武功。
实际上，刚好相反，他的文治不仅不烂还很优秀，甚至要超过太宗文皇帝李世民，而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差，应与两个因素有关。
其一，他的武功太过耀眼，让人无形中忽略了他的治国；其二，后世对他穷兵黩武、民生困苦的恶评，尤其是那句——有亡秦之失，却无亡秦之祸，掩盖他的文治。
今天我们就来刷一波武帝的文治，看一看他的治国到底有多优秀。
独尊儒术中国三千年封建，儒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让很多人误以为自始如此，其实这是汉武帝的选择。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儒家虽为显学但并不为统治者所用，否则也不会有孔子推销三千里了，战国时期法家、兵家、纵横家都在其之上，始皇时甚至焚书坑儒。
刘邦夺取天下以后，鉴于秦失其鹿的教训，开始奉行黄老之术，尤其是文景二帝更是将清静无为奉为大汉的统治思想，而发挥到了极致。
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民众的期望，与民生息、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但到了武帝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下，农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却变得很重，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成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需要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
又如，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与之一战迫在眉睫，但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与敌搏杀呢？仅靠军功无疑是走秦代的老路。
所以，武帝认为，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而儒家思想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武器。
很多人认为儒家尽糟粕，实际上个人认为，它才是华夏几千年来能够一直保持强大的关键。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以及伦理观念不仅是统治者的需要，也是华夏的需要。
首开推恩令七国之乱后，景帝虽然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却没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乱平之后，景帝废除叛乱的吴、赵、胶东等六国（只保留了楚），却又封七子为王，使王国总数达到了最高的25个之多（高祖末10个，文帝末17个）。
这就是“以亲制疏”之策，虽然当时诸侯王与汉廷中央关系亲密，一时不会作乱，但几代以后又会是一个“七国之乱”。
所以，汉武帝才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把诸侯王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子弟为列侯，如此一来诸侯王的辖土就缩小了，几代之后，更是“辖不过数尺，仅收租而已”。
后来，武帝又把它变为了定制，被后世奉为彻底解决诸侯王势力的无解阳谋。
设立太学武帝以前，私家养士之风盛行，比如战国四公子养士少则数百，多则过万，即便到了西汉早期亦是如此，比如当时的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都蓄养着大批的门客。
国家根本没有统一的养士制度，这就造成了君弱臣强，即便有少数德才兼备者通过举孝廉成为朝廷官属，也很大可能是出自臣子私邸，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为君尽忠，还是为臣尽力？只能说两可之间。
所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师设立国办“太学”，培养既善于治民又忠君的官吏，然后用这些从“民间”（实际是地主阶级）选拔出来的官僚来代替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
这一制度在以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除此以外，武帝还开拓了人才的选拔制度。
察举制之前的选官制度主要是世禄制和军功爵制，这里面流弊很多，比如武将垄断要津、任人唯亲（任子制）、仕途狭窄等等。所以武帝首次确立了察举制（源于高祖，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
所谓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举孝廉仅是其中科目之一）。武帝不仅将任命权完全收归中央，还将举荐者与被举荐者挂钩，如被举荐者品行有差，举荐者也要受罚，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当权者荐人为亲。
同时，武帝还将察举制与考试选官结合起来。他诏令：太学博士弟子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可补文学掌故之缺，高第者可任郎中。
由此出仕者虽然远少于察举者，但同样是士人所看重的“正途”。
这样的选官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官吏的选拔范围，加强了中央集权，也为后世的科举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其影响不次于始皇帝的“车同文书同轨”。
创立四大监察系统汉代疆域辽阔，尤其是武帝东并朝鲜、南吞百越，东北设汉四郡，西南设十四郡之后，原来的郡（国）县制度已不足以管理辽阔的疆土，于是武帝在州郡之上首设十三监察区（部），每区置刺史一人，巡察地方。
刺史虽然受御史台统管，但人事上是独立的，有中央直接任命，只向皇帝负责，它位卑权重，秩仅六百石，却有权监察两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后来甚至可督查诸侯王，汉末演变成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州刺史。
其次是设立司隶校尉，监察京畿地区和三辅、三河及弘农七郡的官员，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范围之内。曹操专权时就曾自领司隶校尉。
第三是设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虽是丞相属官，却起着监察丞相的作用，有事可直接越过丞相向皇帝汇报。
第四是改革御史大夫府。秦代汉初，御史大夫的职责之一是监察百官，却并未从行政系统中完全独立出来，它除了监察官员，还需承担执法和管理文书等任务，相当于副丞相。
是汉武帝将御史大夫副职御史中丞转为御史之长（一说御史中丞本就是武帝所创），御史府改为御史台，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专司监察之责。此制度亦被后世沿用。
刺史、司隶校尉、丞相司直、御史中丞都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监察系统，这四大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真正确立了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之前，除了秦始皇，没有任何一位帝王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刘邦不能、文景亦是）。
首开丝绸之路在外交方面，刘彻为了联合西域共抗匈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国联系，开通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交往，开辟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不仅在后世为华夏赚取了大量的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使大汉声威远播四夷，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意义重大。
除了以上五个第一，武帝在其他几个方面也有文皇的常规操作——比如，迁徙豪强、稳定编户。武帝朝共有四次大规模的迁徙行动，一次是在前127年，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300万以上者，统统迁往茂陵居住；一次是在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地；一次是在前111年，武帝收复东越后，“尽迁其豪杰于江淮”，虚其地；一次是在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一万六千户于茂陵、云阳。
武帝通过这些行动，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了小农的经济地位，保证了汉廷的赋役来援，避免了土地兼并的加剧。
又如，改革货币制度，统一铸币权。西汉前期，币制很不稳定，高祖吕后时期，多次改制，币制混乱；文帝时用“四铢钱”，允许私人铸钱；武帝继位之初，盗铸金钱罪当死者数十万人，而郡国私自铸钱流通比却达十之三四，铸币完全失控。
对此，武帝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收归中央，废销各种杂劣铜钱，统一推行“五铢钱”，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同时，他还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采桑弘羊建议，设立盐官和铁官，实行盐铁官营；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
这些整顿财政的措施，都极大加强了中央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
再如，推行各种发展经济的措施，如兴修水利，武帝先后修了引渭入河、引汾入河、引斜入渭等水道，这样既可通航，又可灌溉田地，其间他还亲自指挥了工程艰巨的黄河堵口工程；如下令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设置“屯田官”；如推广先进的冶铁、铸铁技术，促进先进农具的广泛应用；如注重农作物优良品种的选育，对增产影响巨大者，赐田赐爵……
你还认为，刘彻是一个武功卓绝，文治稀烂的皇帝吗？
武帝时期，可能确实是户口减半，但他用兵四十余年，打得还是当世最强的匈奴，如果不是他文治说得过去，汉帝国怕是早就崩溃了。秦二世而亡，隋炀十四年败光家底，可不是存在于想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