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3年，道武帝将拓跋绍封为清河王。拓跋绍性格残忍狡猾，悖逆不道，不遵从教诲。他喜欢在市井游荡，抢劫行人，砍杀猪狗，以此为乐。道武帝对他这种行为极为愤怒，一度将他倒挂入井，直至奄奄一息才放他出来。拓跋嗣常常以正义之道责备拓跋绍，因此两人关系并不和睦。
公元409年，拓跋绍的母亲贺夫人犯下过失，被道武帝囚禁在宫中，并打算下令处死她。到了黄昏时分，处决令尚未下达。贺夫人秘密通知拓跋绍来救她。当晚，拓跋绍带领几名亲信和宦官，违反禁令潜入宫中。宫中的侍卫立刻高呼有贼入侵，道武帝惊慌失措地起身寻找弓箭和刀剑，却未能找到，随即意外身亡。
次日，午时已过，宫门依旧紧闭，拓跋绍诈称有诏，召集百官于西宫端门前，面朝北方列队站立，他则从门缝中煽动群臣支持自己，大多数官员都表示了支持。唯有阴平公拓跋烈含泪离去。因此，朝堂与民间动荡不安，各自心怀异志。
而拓跋嗣在得知权力风波后，迅速从北方归来，秘密藏匿于心腹王洛儿的家中，并通过王洛儿联络支持他的势力。随后，安远将军安同等人带头迎接拓跋嗣，无疑使得局势再度发生变化。最终，拓跋嗣在城西遇到禁军的反叛，禁军将拓跋绍抓住并带至拓跋嗣面前，拓跋嗣则不留余地地处死了拓跋绍及其母亲贺氏，彻底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此时，拓跋珪设置的“父死子继”制并未完全完全落实，尤其是在经历了拓跋绍弑父变乱的背景下。尽管拓跋嗣成功继位，但是宗室中依然存在反对其继位的声音。继位后不久，宗室成员拓跋悦企图暗杀拓跋嗣，认为应该优先平辈传承，但这一阴谋被揭穿，拓跋悦被诛杀。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北魏皇权传承中的巨大内部矛盾，“父死子继”制的推行显然困难重重。
在稳定了局势之后，拓跋嗣并未停歇。为使皇权传承制度稳定，他开始策略性地安排自己的儿子拓跋焘逐步进入核心权力圈。拓跋嗣声称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难以继续处理国事，将拓跋焘推至前台。接踵而至的是拓跋焘的监国仪式，在崔浩和多位重臣的参与下，这一仪式显得格外庄重。
然而，这场监国仪式背后，却是拓跋嗣与重臣合作推行“父死子继”制的核心一步。崔浩在拓跋珪时代已被树立为汉臣标杆，深知如何维护北魏的皇权继承。正是他的提议，拓跋嗣迅速立太子，并辅以忠诚贤臣，以确保太子的地位不被挑战。这些布置使得皇权传承逐渐规范化，但仍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波折与血腥。
随着岁月推移，拓跋嗣逐步将实权交予拓跋焘。他们进行了权力的紧密交接，拓跋焘全面接管国事。令人深思的是，尽管拓跋嗣声称身体健康问题，实则在崔浩的建议下提前布局，确保儿子既得的皇位不被动摇。这也成为北魏政权中一个重要的权力过渡时期，奠定了日后“父死子继”的基础。
在崔浩的精心谋划下，拓跋嗣的权力交接得以顺利进行。然而这个过程并非无懈可击，有可能拓跋嗣是被迫提前放权，以避免重蹈赵武灵王的覆辙。拓跋嗣的选择未必完全出于主动，更多是权衡过后避祸的策略，“父死子继”制虽被尝试落实，但其中包含的风险无时不刻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和调整中，“父死子继”制始终受到宗室和朝臣的质疑与挑战。拓跋珪拼尽心力拆解部落势力，为的是巩固皇权继承，但拓跋嗣在效仿过程中，仍须经历了诸多困境与变局。总结拓跋嗣的一生，可以看出，皇位的巩固与传承不仅需要建立制度，更需要权谋与血腥的双重保障。
拓跋家的皇位传承过程堪称波澜壮阔，他们尝试着在纷繁乱世中建立一套稳定的传承体系，为后世所称道。然而，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权力的本质在于斗争与平衡。“父死子继”制固然代表了皇权稳固的一种形式，但背后的血腥路程也不可忽视。
在拓跋嗣努力推动下，“父死子继”终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但北魏的权力更替之殇又提醒后世，一个稳定的王朝除了依靠律法与制度外，还需要智勇并济的操盘者。在严酷的权力争斗中，只有不断适应和调整，才能确保皇位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北魏的教训，更是后世政治家们需要不断反思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