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亨二年的长安城内，太子李弘在掖庭宫墙外驻足。透过雕花窗棂，他看见两位身着素衣的女子正在庭院习字，这与后世史书中“囚禁狱中”的记载全然不同。这对姐妹的命运，在千年后仍被误读为宫廷倾轧的典型，但真相远比传说更耐人寻味。
永徽六年的深秋，萧淑妃饮下鸩酒前，向李治哀求保全子女。此时义阳十岁，宣城仅六岁。根据《唐会要》记载，二公主并未被投入掖庭狱，而是安置在掖庭宫居住。
这座专供皇室成员起居的宫苑，见证过汉宣帝的童年，也曾庇护过失势的宗室子弟。两位公主在此虽失去自由，但仍有宫人侍奉，与真正的囚徒生活相去甚远。
显庆年间，掖庭令的日常账簿记载着两位公主的用度：每月绢帛二十匹，脂粉钱五百文，与亲王庶女规格相当。
这与她们“四十未嫁”的传闻形成鲜明对比——麟德元年的婚配记录显示，义阳公主下嫁天水权氏时年方十九，宣城公主婚配太原王氏时刚满及笄。两位驸马皆出身关陇豪族，权毅祖父官至秦州都督，王勖家族更与李唐皇室数代联姻。
史书中“配卫士”的说法源自对唐代禁军制度的误解。权毅时任翊卫校尉，属皇帝亲卫“五府三卫”系统，这支由门阀子弟组成的精锐部队，正是李渊起兵时的核心班底。
永隆元年，权毅外放蕲川府折冲都尉，这是正四品武职，绝非寻常士卒可比拟。
天授二年的谋反案，成为后世渲染武则天迫害公主的关键证据。但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唐律疏议》残卷显示，权毅确曾参与琅琊王李冲起兵，这在重视律法的武周时期属十恶不赦之罪。与其说这是针对公主的报复，不如视为政治清洗的必然结果。
宣城公主的墓志铭揭开了更惊人的真相：“开元二年薨，春秋六十有六。”这位历经四朝的长寿公主，在武则天称帝期间不仅安然无恙，还在神龙政变后获封长公主。所谓“装神弄鬼求生”之说，实则是宋人为强化“女祸”叙事添附的野史。
当我们对比《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差异，会发现欧阳修刻意将“年逾三十”改写为“几四十不嫁”，又将李弘暴卒与公主婚事强行勾连。
这种笔法背后，是北宋史官对女性执政的天然警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未采纳鸩杀太子的说法，却保留了“年逾三十”的模糊表述，这正是传统史观中“为尊者讳”的典型手法。
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非要为武则天翻案，而是提醒我们警惕历史叙事的陷阱。两位公主的真实人生轨迹，映照出唐代宫廷制度的复杂性——她们既非惨遭囚禁的受害者，也非完全自由的贵胄，而是政治风云中随波逐流的皇室成员。那些被夸张成传奇的宫闱秘事，往往藏着更值得深思的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