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后期由于武后对文学的喜好、对文士的选拔擢用、文坛环境的宽松等因素，共同促成了雅重文学、文士和才华的时代风气。而且这期间朝廷主要在洛阳，这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大量文士已经或开始迁入、定居洛阳一带。

在此背景和形势下，一方面洛阳之地宫廷和都市文学空间继续发展，达到了鼎盛状态，另一方面文士们的生活活动范围又进一步扩展，进入附近山林地区，使那里的寺观空间、山林空间，都形成了他们生活和文学活动的重要空间。

唐代洛阳都市文学空间形成最早，早在唐朝建立之初，这里作为大量士人的聚居地，即使没有朝廷政治因素的带动，依旧具有文士居住和活动的基础，并带来文学活动的产生。但由于缺乏宫廷空间的带动或促进，这些文士毕竟声名不显，其文学很难产生大的影响，也基本上没有流传下来。

即便高宗前期，杜审言等洛阳本土诗人已经颇有声誉，他和李峤、崔融、苏味道、宋之问、沈佺期当也已经开始交往，但他们当时在洛阳的诗歌创作并未见留存，主要原因应该说还是创作不多的缘故。而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朝廷长期驻跸洛阳，文士们普遍走进宫廷。

在带来宫廷空间中文学活动鼎盛的同时，也带动了都市空间中文学氛围的高涨。首先宫廷文士诸如李峤、苏味道、崔融、沈佺期、宋之问等，除了在宫廷进行文学活动外，他们也常在宫廷之外雅集交往，带来都市中文学活动的活跃。其次一些未进入宫廷的文士因都城的吸引，定居或长期活动于此，也会有大量文学活动。

再次宫廷文士和宫廷外文士关系颇为密切，即便没有大型的文学集会，他们私人之间的文学往来也比较多，也同样带来了都市文学的产生。文士在都市的大量聚集，加之洛阳之地浓厚的文学氛围，及重视文学才华的风气，这些因素都为都市文学的活跃兴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沃土，从而使都市空间成为文学发生、培育的重要空间。

这时期洛阳都市空间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文士私家园林别业的大量产生，及文士们在其中文学交往雅集活动的活跃。如高宗调露二年（即永隆元年680）高正臣高氏林亭中的三次宴集。先是此年上元夜长孙正隐、陈子昂、韩仲宣、高瑾、陈嘉言等在洛城共游，效小庾体共同赋诗。

晦日众人又在高正臣林亭两次雅集赋诗，第一次宴集现存共有高正臣、陈子昂、郎馀令、王勔、高瑾、陈嘉言、韩仲宣等20人诗作。当日重宴，共有高正臣、陈子昂、高瑾、韩仲宣、陈嘉言等九人参加。《全唐诗》卷七二高正臣《晦日重宴》诗题下注云：“是宴九人，皆以池字为韵，周彦晖为序。”。

这年春三日（三月三日上巳节），陈子昂、韩仲宣、高瑾、席元明、崔知贤、孙慎行六人，又宴集于洛阳王明府山亭。杜审言有《晦日宴游》一诗：“日晦随蓂荚，春情着杏花。解绅宜就水，张幕会连沙。歌管风轻度，池台日半斜。更看金谷骑，争向石崇家。”。他并没有参加高正臣召集的两次宴集活动。

但由于常闲居于洛阳，从“晦日宴游”的描写中可见他和文士们，也是常有共同宴集唱和活动的，比如调露元年（679）年十一月就曾送苏味道随裴行俭征突厥，有《赠苏味道》（北地寒应苦）诗。高正臣林亭的几次文学雅集活动，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诗歌数量也多，后来被编为《高氏三宴诗集》。

像这样的文学活动在高宗后期至武后时期，是洛阳都市中很普遍的现象，现存资料中还可看出其一些迹象。如李峤有《王屋山第之侧杂构小亭暇日与群公同游》、《刘侍读见和山邸十篇重申此赠》诗（《全唐诗》卷 61），可知他的王屋山第，也是一个重要的雅集之所。朝中政务之馀，在园林别业中集会赋诗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

一些诗中描述的李峤王屋山第、郑协律山亭、都尉山亭、郑七山斋等，都分布在洛阳周边，成为文士们在朝罢政馀，休沐闲暇之时暂时休憩交往的载体，为文学活动的活跃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当时诗人卢僎、陈子昂则更为生动具体地，道出了他们这种都市生活状态及情形，“晨趋天日晏，夕卧江海闲”、“去朝廷而不遥，与江湖而自远”。

都市内和近郭的园林别业，不仅满足了文士们的风雅生活，而且也为他们雅集交往，诗酒风流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这不仅对于都市文学空间的兴盛大有裨益，也显著改变了都市文学空间的面貌。

高宗后期至武后时期，洛阳之地除了宫廷文学空间和都市文学空间，在之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达到鼎盛外，更外围的山林地区和寺观之中也开始有文士涉足，产生了不少文学活动和诗文作品，促成了山林文学空间和寺观文学空间的产生。这两类空间的兴盛，虽尚不及宫廷和都市空间，但是它们的文学史意义却极为重大。

是洛阳文学空间发展历史，乃至整个唐代文学发展历史上的重大现象。我们考察唐初时期洛阳文士生活，当时文士大量过着家居不仕，类似隐居的生活，但是他们主要是在洛阳城内，很少涉足周边山林之中。隋末战乱中有一些士人，曾到山中避难而暂时居住，但是唐代建立，社会安定后也都回到了城市中，山林中并未见有文学活动的迹象。

唐初山林或田园之中的文士活动，较早者当属王绩等一批隐士在河东龙门的生活及创作，但是王绩等人的生活与其说是山林生活，不如说是田园隐居生活。长安、洛阳两京一带，最早的则有卢照邻、高宗，咸亨四年（674）在太白山师事孙思邈时的活动和文学创作。

唐代两京一带山林地区中文士活动的活跃，及文学空间的真正产生是在高宗晚期。这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调露二年（永隆元年，680）高宗、武后有对嵩山道士潘师正和隐士田游岩的造访及礼重。高宗、武后频繁造访嵩山，除了有武后嗜好佛道的原因外，也当有向天下昭示自身礼贤下士，渴求人才的德泽。

从而有为武后执掌政权、统领天下作准备的意图。所以这次造访嵩山给予了潘师正、田游岩一道士、一隐士这样的“丘园秀异，志存栖隐”之士，前所未有的礼遇。这些举动带给天下士人的触动和鼓舞，，无疑是极为巨大的，他们不啻是向士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

随着高宗、武后的频繁临幸嵩山，礼遇潘师正等，也吸引了洛阳城中大批文士的到来。恰是从此年前后起，一批士人开始走进嵩山，与潘师正、司马承祯、田游岩等的交往密切起来。文士的加入则使这一原为纯粹宗教空间的地方，带上了浓厚文学色彩，成为具有宗教和文学双重性质的重要空间。

这时期文士最早长期居住嵩山者，能考知的是宋之问。宋之问有多首诗提及他在嵩山的生活，及与潘师正、司马承祯、韩法昭等道士的交往。《卧闻嵩山钟》诗云：“昔事潘真人，北岑采薇蕨。倚岩顾我笑，谓我有仙骨。”诗中所云潘真人即潘师正，表明他曾经在嵩山师事潘师正学过道。

宋之问到嵩山师事潘师正的时间，就在高宗、武后到嵩山造访潘师正、田游岩之时，或其后不久。从以上考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高宗调露二年（680）前后，到武后万岁登封元年（696，又为万岁通天元年）前后十多年间，因为高宗、武后的频频临幸，更由于潘师正、司马承祯等著名道士的影响和吸引。

嵩山及其道观空间开始对洛阳文士，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文士们开始大量走进这一空间之中。他们在嵩山隐居的目的虽以求仙学道为主，但作为文士，不可避免地也把文学活动带入了其中，促成了寺观文学空间的产生，为洛阳文学整体空间的构成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

由于洛阳文士数量庞大，他们并非都为身有职任之士，加之即便在仕之士，也会有守选、养疾、守制等较长时间闲居的时候，所以不少文士也把别业建在更远的山林地区，追求栖隐生活，这就造成了山林地区文学活动和文学空间的产生。洛阳文士最早走进山林，是“方外十友”等文士在嵩山活动，他们以求仙学道为主，兼及文学活动。

文学活动主要得力于一些道士的吸引与引领，地点也主要依托于道观，所以可称为寺观文学空间。而在包括嵩山在内的更广阔的山林地区，文士们的居住活动则主要是栖居隐逸，宗教色彩要淡得多。他们在山林别业生活中也有不少诗文之作，内容以描绘吟咏山林田园栖隐生活，和闲逸高蹈的心态情趣为主。

与寺观空间中作品的风貌有别，所以这一空间可称为山林文学空间。这时期洛阳文士的山林生活及活动，主要分布在嵩山、陆浑山和王屋山三地。

其他地区当也有一些文士的居住活动，如《新唐书》卷一二八《毕构传》记载：“毕构，字隆择，河南偃师人。六岁能为文。及冠，擢进士第，补金水尉，迁九陇主簿。居亲丧，毁棘甚，已除，犹屏处丘园。武后召为左拾遗。”毕构守制期间“屏处丘园”，当是在偃师附近所过的一段隐逸生活。

高宗后期至武后时期，洛阳文坛的分布格局开始发生重要的改变，即洛阳文坛整体上的活跃，和空间分布的丰富多样化，这个时期是武后主导政局的时代，已经大大突破了之前局限于宫廷、都市之内的局面，寺观、山林中开始形成文学空间，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虽然寺观、山林文学空间的兴盛程度，尚不能和后来开元、天宝时期相比，但已经呈现出与宫廷、都市文学空间并峙的局面。至玄宗天宝时期，一方面宫廷空间消失、都市空间有所弱化，另一方面山林、寺观文学空间的地位则有所强化，同时天宝时期文士活动的范围，也出现向周边更外围的州县地区拓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