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句古话，叫胡虏无百年之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胡人建立的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无法形成稳定的制度运转，最多不过百年的时间就会走向崩溃。直到一个叫拓跋珪的少年出现，这个长期环绕在少数民族头上的魔咒才被打破。由他所建立的北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突破百年大限的少数民族王朝。而华夏历史也从他开始告别了黑不见底的五胡十六国，进入南北朝时代。

一、母死子贵

拓跋珪是北魏开国皇帝，而北魏的前身是拓跋鲜卑，这是一支自西晋末年就开始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政治力量。在五胡乱华时期，这个民族也蹭上时代的红利，于公元315年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叫代国的国家，其领土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北部跟内蒙古河套平原。

公元376年，五胡之一的氐族强势崛起，氐族领袖苻坚横扫北方，拓跋氏建立的代国最终在前秦泰山压顶的打击下短暂退游。

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前秦一夜崩盘，过去被苻坚镇压的妖魔鬼怪纷纷跳出来兴风作浪。三年后，时年十五岁的代国王子拓跋珪也投身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之中。最后在母族贺兰部跟舅公慕容垂的帮助下，拓跋珪打败了苻坚的代理人鲜卑独孤氏成功复国。

拓跋珪上位后为了表明汉化决心，摒弃胡族气息浓厚的“代”，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然而彼时的拓跋珪虽然名义上是开国之君，但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内忧外患两座大山始终横亘在他头上，让他无法施展抱负。内忧是他的母族贺兰部，贺兰乃鲜卑大姓，当年正是因为这个贺兰部发动政变拿下拓跋部首领投降前秦直接导致了代国的灭亡。

然而讽刺的是，现在北魏又是靠着贺兰部的鼎力相助才借尸还魂的。对于这样一个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家族，作为皇帝的拓跋珪能不忌惮吗？

至于外患则是他的另一个恩人，由鲜卑慕容所建立的后燕。当时后燕的领导人是战神慕容垂，此人可是公元四世纪的战力天花板，拓跋珪之所以能回国继位，也是全靠这位大金主在背后运作。可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得新生的北魏变成了后燕的附庸国。拓跋珪只要不想当儿皇帝，跟后燕一战是在所难免。

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拓跋珪上岸第一剑先斩自己人，在地位稍微稳固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朝有大恩于他的贺兰部发起了突袭，结果非但没有干掉贺兰部，还差点被人家反攻倒算。

所幸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拓跋珪成功拨通了慕容家的求救热线。慕容垂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前期投资打水漂，派了次子慕容麟率军救援拓跋珪。超级大国一出手，贺兰部这条小泥鳅很快就被揍得满地找牙，这个雄极一时的塞北大姓最终被北魏跟后燕瓜分，从此一蹶不振。

贺兰部垮台后，拓跋珪鉴于外戚势力对王权的威胁，定下了一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规矩：母死子贵。这条制度的实施让拓跋部摆脱了部落制国家在创业初期必然产生的外戚干政的风险。母死子贵制度的确立，使得拓跋家借助外戚家族的势力打天下的同时，又避免了强势部落利用太后这个触手染指拓跋家的股份。

二、离散部落

在出台母死子贵的同时，拓跋珪还出台了一项对后世影响更加深远的制度：离散部落。

在五胡乱华那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羯族、氐族、羌族、匈奴以及慕容鲜卑先后入驻中原，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同为五胡之一的拓跋鲜卑在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中却鲜有戏份。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出在拓跋部的制度上面。

汉朝的时候曾有过“一汉当五胡”的说法，这不是说一个汉人就能打得过五个胡人，而是汉人被组织起来之后所爆发出的战斗力，能碾压五倍于己的胡人。这就是制度整合带来的优势。草原民族跟汉族战斗的时候往往就吃亏在这上面，因为他们是部落制，是组织松散的一盘散沙呀！

可如果胡族也被组织起来呢？那汉民族的受难日就到了。因为制度优势一旦被抹平，同等数量下胡人的单兵素质绝非汉人所能相提并论。五胡之所以能乱华，司马家不争气是一个方面，五胡实现组织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羯氐羌跟匈奴自东汉之后就开始南迁内附，中央朝廷为了方便管理，对他们进行了编户齐民。相比于原先松散的部落制度，编户齐民拥有着更为强大的组织能力，这就在不经意间给后来的乱世埋下了祸根。

与上述四胡不同，慕容鲜卑则是靠着西晋末年前往辽东避难的汉人才后来居上实现了组织化的。

相比之下，拓跋部就比较倒霉了，他们既没有南迁内附的历史沉淀，也没有汉族难民的人才红利。他们那个所谓的代国虽然名义上是个国家，但本质上依旧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这样的部落联盟对上那些已经完成升级换代的胡族兄弟简直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呀。

而拓跋珪在灭国后曾在中原流浪了将近十年，这十年的流浪生涯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代国跟先进文明之间的差距。所以复国后北魏也开始照猫画虎搞起了汉化改革。

史书上所载拓跋珪的改革内容是：“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草原版的编户齐民嘛！可人家那些君长大人本来是部落的土皇帝，整个部落的生杀予夺都在他们手上。现在你要编户齐民，要在我的部落管理问题上插上一脚，那岂不是变相削夺了我的权力吗？

那些部落大人当然不肯干呀，所以拓跋珪一度搞得众叛亲离，不得不叫停改革。直到这次借着剿灭贺兰部的余威，才得以再次推行离散部落。

完成组织化之后，北魏的军事实力迅速跟中原诸国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一个新兴的军事强国开始出现在北方草原上。

而慕容鲜卑则很荣幸地成为了这次改革的试金石，公元395年拓跋珪跟后燕翻脸，同年双方爆发参合陂之战，拓跋鲜卑取得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是役，五万燕军惨遭活埋，后燕元气大伤再无力与北魏争雄。北方一统的趋势自此奠定！

三、民族融合

如果离散部落制仅仅只是带来军事上的加成，这还远远不足以让北魏摆脱百年魔咒。毕竟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呀！

魏晋南北朝作为我国大一统历史上最漫长的分裂期，究其根源就是民族问题在作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国家才能再造统一，如果解决不了那就要变成第二个欧洲。而离散部落这项制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一个附带效果：民族大融合。

我们一般提起北魏民族大融合，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然而在笔者看来，孝文帝那一次民族大融合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因为它非但没有实现民族融合的目的，还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大鲜卑主义一度重新回潮。相反，北魏历史上真正成功实现民族融合的案例是道武帝拓跋珪的离散部落改革。

在离散部落之前，草原上的部落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套着一层。拓跋珪有什么事情只能跟大部族首领商量着来，然后再由这些首领跟下一级部落商量。这样一来，中央的命令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执行，就全看各级酋长的主观意志了，这种情况表现在战场上那就是各怀鬼胎号令不一。

可改革之后情况就变了，现在政府可以直接跟底层小部落打交道了，小部落在中央面前是没有议价权的，中央派来管理的官员说怎么做你就只能怎么做。这样一来无论是民生还是军事，都能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志贯彻到底。

那原先那些作为中间商的大部落头目怎么安排？人家失去权力能善罢甘休吗？拓跋珪给出的办法是把这些地头蛇调离部族，由政府接管他们在部落上的权力，然后让他们带着嫡系到北魏都城附近居住。不过别担心，朝廷不会亏待大家，日后政府的文官武将都会优先从你们这里选拔。另外，朝廷派去管理编户齐民的官员其实也是你们这些人，本质上你们的权力没变。

有朋友也许就会说了，这么做跟没改有什么区别？区别大的很呢！就算你仍旧可以管理部落，但你原先的部落民众已经被朝廷打散了，你现在管理的这个新部落大概率已经不是你原先的属民了，你在新部落是没有过去那种一呼百应的号召力的。

而且你现在已经从坐地虎变成流动岗位了，朝廷是不会允许你在一个地方扎根太久的，这样一来就很难再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了。

后来这些被迁到平城的地头蛇和一些加入北魏统治集团的汉人豪强一起构成了北魏的统治基本盘，他们在后世有一个专属名词：代人集团。

这个代人集团就是北魏用来实现民族大融合的容器。

因为随着北魏继续对外扩张，像匈奴、柔然、羌、氐这些少数民族在投降北魏后也会被离散部落，代人集团因此也就变成了一个超越民族边界的特权阶级，这些人同朝为官彼此联姻，用不了多久团体认同就会取代民族认同。

可以说自五胡时代形成的民族问题到拓跋珪这里就已经有了答案，剩下的事情只要交给时间去解决就行了。

可惜的是，后来的孝文帝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急于求成，导致汉化改革过于激进，把原来已经逐渐弥合的民族裂痕再次撕开，若非如此，北魏极有可能会取代隋唐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标杆。因为后来隋唐之父宇文泰的关陇集团基本上就是参照代人集团来设计的。由此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不仅断送了北魏的国祚，而且还让华夏文明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冤枉路。

文史君说

五胡十六国的君主大多都是只会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人，纵然有个别雄主如刘渊、石勒、苻坚之流，也全凭个人能力调和民族矛盾，所以他们的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直到拓跋珪出现，依靠高超的制度设计，民族融合才有了希望，北方百姓也因此摆脱五胡乱华的炼狱，过上了一百多年的安生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