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请问看官您是哪一代的书生？

曾经无意中拜读过余秋雨的文章《风雨天一阁》，于是在来来去去宁波一万次之后，终于决定去天一阁走一趟。

犯不着“偷得浮生半日闲”，我一介布衣，时间并没有日理万机级别的宝贵，今天不过是想去看看的心情到了罢了。

恰逢也是台风来临的前日，“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宁波城都在柔弱地颤抖…”与秋雨先生文中的天气竟不谋而合。天一阁像是等了我四十多年，又像是等了这场“康妮”台风四十多年。

天一阁，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在现存的古代藏书楼中，若以时间长度为唯一标度，天一阁无疑是中国第一，也是亚洲第一，世界排名第三。

据记载，天一阁现存各类古籍近三十万卷，其中以地方志、登科录等史料性书籍居多，珍存善本八万余卷，其中一部分藏书为官署的内部资料。

天一阁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总体构造极具典型的江南庭院园林特色。假山，长廊，碑林，水池，堂榭，曲折含蓄，柳暗花明。天一阁的价值，不只是藏书，也为研究书法、地方史、石刻和江南民居建筑提供了实物材料。

来到天一阁，必须要了解一下它的创始人范钦。

范钦（1506年-1585年），宁波市鄞州区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明朝中期官员，藏书家。

范钦一生嗜书，喜好收藏，他的仕途却并不顺畅，因为奸臣捉弄，范钦颠沛多省做官任职，最后还乡养老，归居宁波月湖。

范钦对于书的痴迷，似乎并不是书中的内容，而是书本身，仿佛只要手指触摸到宣纸的温度，就心神气爽。从“藏书”的角度来看，范钦无疑要比一般的藏书家高出一个“段位”。回望范钦的一生，好像藏书才是他的生平主业，做官则是业余。

范钦藏书，就版本而论，其所藏多宋、元、明代刻本或抄本，有不少是海内孤本。我等平民一日游，是没有眼福一览真迹的。

对于藏书楼的管理，范氏家族有过严格的规定，任何人不得无故开门入阁，阁门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如果有一房不到，就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

1673年，注定是天一阁的生命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年。在征得范氏家族一致同意后，大学者黄宗羲在这一年登上了藏书楼，细细品读了楼上的藏书，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从此，天一阁的大名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继黄宗羲登楼之后，天一阁增加了一条向大学者开放的规矩，尽管依然十分严苛，但毕竟对于天一阁来说，打开一扇供外界学者探究深阁奥秘的窗户，也算是对范氏后人坚守范老遗嘱近百年的价值回报，阁楼本身的存在意义得以阔延，尽管还只是一扇小小的窗户。

此后近两百年间，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

范钦后人不止一次陷入迷惑：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历史摊开在了桌上，给人评判，后人却不知从何说起。

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对于读书有着愈发浓厚的兴致，书单名录并没有特别的限定，历史、文学、理论、人物、散文、小说、游记、心理、鸡汤、宗教，甚至是专业性强的中医、考古等等，随手拿来，“万书皆可读”。

喜欢精读，不喜欢泛读，更不喜欢某某读书app里纲要式的听书。一分钟通晓书中核心要点，无疑非常契合这个快餐文化年代对于“知识”的索望，可是如果读书变得这般“功利”，那又该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

读书从不看首页的章节标题，甚至连“序”都跳过。一开始就知道了结果，无异于电影开头的剧透，再精彩的情节也变得寡味。总觉得读书就像是与有缘的陌生人的偶遇，既然相逢，都是曾经修得的福分，所以要好好聊一聊，初遇的寒暄，彼此试探，然后慢慢深入，在作者展现的情境里感同身受，无论伤悲，欢喜，平坦，反转，都是一场一场或长或短的心路旅程。

天一阁的命运，和它的主人一样，也是坎坷多舛。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决定编撰《四库全书》，大帝对于天一阁捐献的书籍多次褒扬有加，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建。天一阁因此名声大噪。

然而，“捉弄”总是贯穿命运的主色调。鸦片战争时期，天一阁中数十种珍贵古籍被英国侵略者掠走。咸丰年间（1851-1861），有盗贼趁战乱拆墙偷书，论斤转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人从作坊高价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1914年，阁中大量藏书被小偷盗走，转卖给上海的书铺，其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拨巨资抢购书商手中的天一阁藏书，保存在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最终又全部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