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祐樘执政的弘治年间，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明朝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文官政治的典范，被誉为“弘治中兴”。在这个时代，朝廷重用文官，政治上清明，国力逐渐恢复，逐渐出现了盛世的迹象。即便在这样的时代，执政的文官阵营中也是存在很大矛盾的，朝廷中也是各种政治斗争频发。尤其是在弘治初年的时候，吏部尚书王恕和内阁大臣丘濬的政治斗争最为典型。两人利用权力在政治上互相攻讦，阻挡对方施政，而且发起互相弹劾，引发了不小的政治风波。让人意外的是，处理这个风波的明孝宗朱祐樘却对丘濬各种袒护。

朱祐樘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声很高，被认为是明君的典范，与宋仁宗赵祯并称为“宋仁明孝”。他处理政务以公正著称，收到满朝文武的推崇。可是他在处理王恕与丘濬的矛盾时，却没有表现出公正的一面，而是各种对丘濬各种袒护，逼得王恕不得不提出辞呈。即便如此朱祐樘也没有放过王恕，不但不赐敕书，还削减了其月粮和岁役。他的这种作风在朝中引起了议论纷纷，朝廷大臣们感到难以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公正著称的明孝宗朱祐樘做出如此失礼的事情呢？本文就对这个政治事件进行简单的剖析。

王恕和丘濬的矛盾发生在弘治初年，当时王恕是名义上的朝廷第一重臣，六部尚书的领袖吏部尚书，而丘濬则是内阁大臣，两人都是朝廷中第一等的重臣。他们本该同心协力辅佐刚登基不久的朱祐樘治理好国家，可是事情并没有这么和谐。两人因为施政方针的差异在朝廷中引发了各种矛盾，以至于最终针锋相对的互相攻击，甚至互相上书弹劾。从当时的史料来分析，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还是在弘治年间朝廷政治格局的变动中，两人的权力出现了交叉而引发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背后，却是明孝宗朱祐樘推动的朝廷制度的改革。

前文讲过，王恕是四朝老臣，位居吏部尚书的高位，是名义上的朝廷第一重臣。在弘治年的改革之前，吏部尚书是六部尚书之首，位在内阁首辅之前，地位非常的尊崇。朱祐樘重用王恕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王恕是司礼监太监怀恩所推荐的老臣，而且他又是成化年间与奸佞集团斗争的重要大臣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朱祐樘在当太子期间很少接触朝廷政务，一心躲在东宫读书，所以对朝廷政务缺乏了解，也没有成熟的执政团队。他重用王恕就是需要王恕帮他清理奸佞集团，选拔青年官员，组建新的朝廷执政团队。

丘濬的资历没有王恕那么深，但在朝廷中也是很有威望和名气的。他和朱祐樘的老师徐溥、刘健一样，没有在地方执政的经验，是典型的清流官出身。他在景泰五年考中进士，然后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编修等职。成化年间因向内阁首辅李贤建议两广战事而得到采纳，被明宪宗朱见深提升为侍讲。此后他大部分时间在翰林院、国子监任职，还主持过科举考试，但一直都不是传统地方官出身。明宪宗后期，丘濬被晋升为礼部右侍郎，正式进入六部。明孝宗朱佑樘即位后，他出任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兼任文渊阁大学士。

至此丘濬成为第一个以尚书的职务进入内阁执政的大臣，开启了内阁大臣的先河。丘濬与王恕最大的不同，就是两人的官场经历迥异。王恕是地方官出身，在地方当过长时间的执政官，包括布政使、巡抚、河道总督等职，也在南京六部当过尚书和都御史，政治经验非常丰富，地方上威望也很高。这样的官员能力显著，官场人脉广大，对国家政务非常熟悉，后世有种说法叫做浊流官。而丘濬则是典型没有地方执政经验的官员，是从翰林院、国子监中走出来，后世称之为清流官，按现代的话说就是学术性的官员。

两人的治国理念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严重冲突，朝会中经常发生争吵。王恕的年龄大，资历老，谁的面子都不给，内阁首辅刘吉都要让三分。而丘濬则丝毫不给王恕面子，有事当面就喷，经常搞得对方下不来台。于是两人私人关系极差，政务上各种明争暗斗。前文讲过，朱祐樘并不是十分信任以王恕为领袖的文官集团，也就是以浊流官位主体的旧官僚集团。所以让徐溥、刘健、丘濬等清流官进入内阁，以制衡王恕等人的旧官僚集团。王恕作为吏部尚书，掌管天下官员任免，但所有的任免流程中都需要内阁审批和下发。

如此一来王恕的任何操作都受到内阁的掣肘，而丘濬则是积极阻挠王恕的急先锋。两人的矛盾一直存在，但在弘治六年的时候来了个总爆发。当时王恕考核天下官员，一口气提交了两千多名官员的罢免案。丘濬当时就急了，立刻上书反对，并为部分被罢免的官员进行辩护。丘濬的理由也很充分，被罢免的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任职不足三年，甚至有些任职还不足一年。如此短的时间内他们无法完成自己的施政，甚至都无法纠正前任的错误，罢免这样的官员是不公平的。经过内阁讨论和朱祐樘批准后，丘濬留用了九十多人。

王恕得到消息后对此非常不满，但因为明孝宗朱祐樘已经批准了，所以他也无可奈何。王恕作为四朝老臣，又是吏部尚书，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所以他的门生故吏们对丘濬充满了仇恨。这些人开始在各处造谣，说被留用的认识丘濬编撰《明英宗实录》时的同僚，是走了丘濬的路子才被留下的。甚至有人造谣说丘濬给朱祐樘送礼，送了一种“阁老饼”，朱祐樘才提拔他入阁。丘濬对这些谣言置若罔闻，但想着走丘濬门路的人却觉得有了机会。当时的太医院判刘文泰想走王恕的门路升官，被拒绝后再找了丘濬，便借机以这些事拉关系。

他经常给丘濬看病，也就把这些谣言在丘濬耳边念叨。听得多了丘濬也有些不满，便说王恕之前辞官在家让人刊印的《大司马三原王公传》中有一些不妥的内容。这部书在当时流传很广，是王恕的自传。当时他被明宪宗朱见深逼迫辞官，回到老家后叫人刊印了自传文集。刘文泰听后觉得是攻讦王恕的机会，便把这部书找来看，并从中找出不少对明宪宗朱见深不恭敬的词句。然后刘文泰上奏弹劾王恕，并附上这部书。为了让奏章写得好看，刘文泰还找了被王恕罢免的都御史吴祯润色，称王恕“彰一己之善，显先帝之过，失人臣之礼”。

这个弹劾奏章一到了朱祐樘面前，顿时成了定时炸弹，引起了朝野的轰动。这个官司涉及到明宪宗朱见深的身后名，朱祐樘不能不重视了，于是派锦衣卫查办这个案子。这一查不得了，居然还有王恕自比伊尹、周公的内容，而且王恕在职时还曾扣下部分奏章，造成了朱见深据谏的假象。于是朱祐樘对王恕非常不满，认为他沽名钓誉。王恕上书为自己辩护，说这是有人阴谋陷害，并且把矛头对准了丘濬。然后朱祐樘让王恕、刘文泰、丘濬和吴祯当堂对质。结果是朱祐樘当堂怒斥王恕，要求其焚毁雕版，毁掉原书，并将刘文泰贬为御医。

王恕本来想借着这个事情扳倒丘濬，结果朱祐樘庇护丘濬，没有给予其任何处罚。这让王恕非常不满，于是上书表示请辞。这种把戏王恕之前玩了很多次，朱祐樘都包容了，而且还给他升官发财。这次朱祐樘丝毫不给面子，直接批准了王恕的辞呈，把他赶回了老家。而且朱祐樘似乎特别怨恨王恕，还削减了他应得的退休待遇。这件事情的余波在朝廷中闹得很久，丘濬虽然没有被贬官，但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受到王恕门生故吏的各种编排。而朱祐樘这种一反常态，对王恕丝毫不包容的做法，也引起了很多争议。

从这个案子上看，王恕显然是罪有应得，而丘濬也不是毫无责任。按照最初的处理倒霉的是刘文泰和吴祯，王恕和丘濬伤害并不大，看得出来朱祐樘还是想息事宁人的。王恕被朱见深逼迫辞职，他对朱见深有怨愤，写自传夹带私货情有可原。朱祐樘不追求他的责任，只是让他销毁雕版和自传，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丘濬暗示刘文泰诬告，本身就有报复的成分，根子上还是王恕纵容自己的门生故吏造谣生事。可以说王恕在这个事情上是不作不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但王恕习惯了倚老卖老，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朱祐樘也就没法包容了。

但是朱祐樘将王恕赶回家，也不只是因为王恕倚老卖老，和在自传里编排朱见深的原因，很大成分是朝廷改革的需要。在朱祐樘的改革之前，朝廷中是六部与内阁互相制衡的，六部尚书之首吏部尚书作为朝廷第一大臣，地位还在内阁首辅之上。在朝廷用人选拔官员方面，是以地方政绩卓越的浊流官为主，清流官向来是配角，入阁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管理，所以朝廷中浊流官的势力很大，形成了旧官僚集团，也就是明宪宗朱见深时代的文官集团。这些文官们结党控制朝政，威胁到皇权，所以朱见深才以宦官集团和奸佞集团制衡。

朱祐樘不想像父亲搞得那样乌烟瘴气，所以大量起用清流官，这让掌管吏部的王恕非常不满。王恕提拔的都是自己的同类型官员，也就是地方政绩卓著的浊流官。他们形成了一个党派，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是旧官僚集团。而内阁被徐溥、刘健、丘濬等清流官把持，这就威胁到了浊流官为主的旧官僚集团的利益。新旧两派官僚集团斗争激烈，而王恕掌管的官员选拔任命权力却是重中之重。于是朱祐樘把清流官的地位放在浊流官之上，把内阁的地位放在六部之上，这是他为了避免旧官僚集团把持朝政而做出的政治改革。

这种改革意味着朝廷政治架构的重建，也是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作为旧官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领袖，王恕的不满和反对在朱祐樘的意料之中。他为了完成改革可以包容王恕，但不可能容忍王恕继续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结党营私，继续带着旧官僚集团和内阁对抗。在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执政目标勉强，牺牲了王恕来完成改革，是朱祐樘必须的选择。而丘濬本就是清流官出身，又是内阁大臣，是朱佑樘本身就要重用的。他攻讦王恕本就是为了给内阁和清流官上位开路，所以朱祐樘选择庇护他也是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的。

从这件事的根源上看，为了争取个人利益，王恕在错误的时间采取了错误的手段，站在了朱祐樘的对立面。他无法配合朱祐樘完成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被踢到一旁。实际上 朱祐樘对这样的老顽固已经手下留情了，当得起仁君的称号。王恕当了一辈子的官，不懂得省时度事，为了个人和集团利益而与皇权对抗，最终还能落得善终，完全是他遇到的人好。如果是朱棣这样的皇帝，王恕的结局更惨。从政治大局上看，王恕这种为了私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漠视国家利益的官僚，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大害，能除之就要尽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