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这一天，毛主席突然将当时正在西南地区工作的阎红彦上将叫到了自己身边……

阎红彦

不知主席有什么事的阎红彦过去后，出现了令他十分惊讶的一幕——只见毛主席认真地对自己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听着毛主席这温暖的话语，阎红彦很快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往事一幕幕涌上了他的心头……

时间回到1935年。这年4月下旬，26岁的阎红彦接到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从苏联启程，将一份无线电密电码带回中国，交给中共中央。

事实上，此时的阎红彦才刚来苏联半年的时间。1934年7月，他受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委派，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准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

众所周知，上海离莫斯科非常遥远。可比地理距离更让人担心的，是一路上的各种封锁和阻碍。虽然这次旅途注定艰难，但阎红彦不畏艰险，毅然踏上了行程。

虽然那时的阎红彦才二十多岁，但已经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了。出生于陕西安定县（今长子县）的他，16岁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之前那些年里，阎红彦主要在陕北、晋西一带活动。1931年，他和吴岱峰等人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后率部西渡黄河来到陕甘，成为了陕甘游击队副总指挥。从履历上看，阎红彦不仅是陕甘晋红军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1932年，离开游击队的阎红彦来到上海进行学习。于是，两年后的7月，他受中央局委派，奔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阎红彦

正因为秉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阎红彦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通过斗智斗勇成功闯过了几十道封锁线，终于在当年10月抵达莫斯科。

由于此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还未召开，阎红彦便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形势危急，国内的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一场留名青史的战略大转移——长征。雪上加霜的是，上海中央局也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导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通讯联系。

日子一天天过去，两边依然维持着失联状态。1935年4月，共产国际方面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出决定，派阎红彦带着密电码回国，以尽快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对这一任务，阎红彦自然不会拒绝。可他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密电码都是由英文字母编排而成的，而自己不懂英文，怎么能记得住呢？

面对这一困难，阎红彦不等不靠。他每天花大量时间，付出很大精力，硬是将这些电码背得滚瓜烂熟。在做好所有相关准备后，这位革命者开始了归国的旅程。

阎红彦回国的路线，是经哈萨克进入新疆一路向东。可此时，新疆正被军阀盛世才统治，想要顺利通过很难。机智的阎红彦乔装打扮成一名富商，不仅骑着骆驼，还带着毛毯和灯芯绒，巧妙地避人耳目经伊犁、迪化（今乌鲁木齐）辗转来到兰州。

在兰州，阎红彦通过报纸得知中央红军已经离开江西北上，却无知确定其确切位置。于是，他又辗转前往宁夏、绥远打听消息，后来又去了北平、洛阳等地。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

终于，当阎红彦来到西安后，听到了一些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他顺藤摸瓜，想方设法来到了陕北根据地。同年12月25日，阎红彦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并将自己凭记忆带回的密电码交给了党中央，还汇报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情况。

阎红彦回到陕北后，继续为革命事业发光发热。1936年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一支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想要渡河必须要有船只，可当时盘踞山西的阎锡山由于害怕红军来犯，将所有船只都拖到了黄河东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阎红彦等人开始组织和动员群众进行造船。不仅如此，被任命为黄河游击师司令的他还领导部队协助地方来筹款筹粮。在阎红彦等人的努力下，渡船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后来，毛泽东谈到此事时，曾这样说道：“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阎红彦担任警备三团团长。后来，他又成为了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的政委。

到了1942年，一场意义重大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开始实行，阎红彦随即前往中央党校学习。同年9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将于下个月召开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

这一天晚上，时任西北局书记高岗突然找到了阎红彦。一上来，高岗就单刀直入，说起了成立陕北师的事：“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不仅如此，高岗还称成立后就由阎红彦出任师长，自己则作政委。

高岗

面对这一“美好前景”，阎红彦当即正色道：“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那样的地位吗？”

显然，阎红彦已经看透了高岗的心思。此时的高岗眼看情况不对，连忙转移了话题：“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谢子长）、志丹（刘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

原来，高岗此次来找阎红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他为自己作伪证，说自己曾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政委……

然而，对那段历史了熟于心的阎红彦，很快严正地指出：“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

不仅如此，阎红彦还直言：“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当了逃兵。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

看到阎红彦如此“不留情面”，高岗可谓恼羞成怒。不久，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在一场高干会议上倒打一耙，污蔑阎红彦对自己“造谣、陷害”，并诬陷对方有野心，说阎红彦想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

此事过后，高岗和阎红彦结下了怨。1945年，当高岗在中共七大上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作为代表出席会议的阎红彦根据自己对高岗的了解，认为此事不妥。

于是，阎红彦向刘少奇和任弼时就此事进行反映。然而，当时他不仅没有阻止高岗当选，还受到了组织上的误解和批评。

阎红彦和刘少奇等人

后来，高岗更进一步，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有了之前的经历，但这一次阎红彦依然继续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向刘少奇和任弼时反映了自己的意见。他表示高岗不仅临阵脱逃，还伪造历史，个人品质不好不可信赖，希望党中央注意。不仅如此，阎红彦还要求党中央进行记录存档。

而另一边，高岗自然不会善罢甘休。1945年7月第二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经过一番活动，党内一位高层当众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除此之外，高岗还曾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

虽然当时向中央反映问题未果，但阎红彦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投身火热的革命事业中。中共七大后，他被调往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任三纵副司令员，后又成为三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阎红彦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三纵里存在着一些旧思想，类似“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婆孩子热炕头”之类的想法比较普遍。其结果，便是三纵打仗打得不够理想。

作为三纵副政委，阎红彦向纵队党委提出，在部队开展反对这种“和平思想”的教育工作。纵队党委同意后，这些旧思想受到了批判，之前松懈涣散的作风也受到了抵制，部队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

很快，三纵的战斗力突飞猛进，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并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表扬。那段日子里，往往是哪里战斗打得最艰苦，阎红彦就去到哪里。

刘伯承和邓小平

有一次，双方的交锋非常激烈，阎红彦前往前沿阵地进行视察和指挥。突然，敌人的排子炮打了过来，警卫员连忙将他按倒在地……

眼看情况危急，卫生员立即拿着担架准备抬起阎红彦。可很快人们发现这位首长安然无恙，只见他嘿嘿一笑：“还是我的命大！”

到了淮海战役结束后，此时的阎红彦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已经白了一块头发。一天，邓小平和阎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道：“老阎像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阎红彦出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后来的几年里，他一直在西南地区工作。

进入1954年后，随着高岗的阴谋被揭穿，党中央查阅到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于是，在一场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充分肯定了他同高岗进行的斗争。“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周总理这样说道。

此时的阎红彦，终于有了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这还没完，到了1958年3月，当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时，毛主席还把他叫到了自己身边。

当阎红彦过去后，只见毛主席一脸认真地对他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不仅如此，毛主席后来还评价道：“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而在此之前，阎红彦于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并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事实上，按照中央的规定，已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再授衔。但作为陕北红军的杰出代表，他依然获此殊荣。

阎红彦和周恩来等人

1959年秋天，在自己即将步入50岁之际，阎红彦接到了主政云南的调令。当时的云南，正处在历史上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不仅粮食大幅度减产，边疆民族地区也动荡不安。

面对这样的局面，阎红彦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为云南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思路。之后那些年，成为了云南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在阎红彦的主持下，经过一番通盘调整，云南出现了政治安定、生产迅速发展的可喜景象。到了1966年，云南粮食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们称他主政的这段时期为云南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