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宋哲元是抗日名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作为在卢沟桥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29军统帅，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当年唱响全国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
全国以抗战名将命名的几条街道，以我有限的认知，几乎都在北京，即张自忠路、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这三位可都是宋哲元的部下。
他们都在1952年，由毛泽东亲自签发了烈士证书；而宋哲元抗日爱国将领的称号，直到1981年6月，也就是他在逝世四十多年后，方在中共中央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上认可，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随着中国历史开放的进程，很多敌对阵营中的将领，因他们抗战的功勋，而被人们重新认识，甚至如戴笠、张灵甫、邱清泉、杜月笙这些人，官方也认可了他们在抵抗外侮上所做出的贡献，但无论是网络还是官媒，都极少提及宋哲元。
央视新闻频道曾有一档讨论二十九军的节目，提到大刀进行曲，提到血战喜峰口，却绝口不提宋哲元，而在四川绵阳，虽然那里我的朋友很多，而且还都是历史爱好者，却全然不知宋将军就长眠在城东的富乐山上。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重卢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这是当年宋哲元逝世时，周恩来书写的一副楹联，代表了我党对宋将军的高度认可；而民国政府更是在各地隆重举行了悼念活动，蒋介石是又送挽幛又送挽联，可是，与那时的情景相比，宋哲元如今显得很是落寞，原因何在，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众所周知，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总是发生在两国的交界之处，为何在中国却发生在北平的卢沟桥，当时主动挑起事端的日本兵力仅有八千余人。
而宋哲元统辖的29军，加上城防部队，总计达到了十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即使日军武器再精良，也是不敢与我军对阵的，要知道，这时早已不是清朝的长矛弓箭对阵外国坚船利炮，两千人便可拿下北京的时代了。
对卢沟桥事变的发生，现在都说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这本是没错的，然而，这却不是日本最高层的意思，包括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都是由一些中下级军官中好战分子“下克上”的传统而为，也就是说，这本是一起局部的战事，否则，日本就不可能以区区八千兵力，就敢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然而，随着日本的不断增兵，而宋哲元则在幻想着与日本人讲和，并且还主动撤除了修筑好的防御工事。
他置蒋介石一再强调的抵抗命令而不顾，同时任北平市长的张自忠一起，去天津与日本人和谈，最终导致了京津两地的失陷。
宋哲元也率领部队退出了北平。所以，对于北平的陷落，宋哲元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之所以宋哲元在外敌入侵之时采取如此消极之态，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他虽是国民政府的军人，同时又想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他不可能去求援于蒋介石，更不愿在日本人手上丢掉他已然掌控的地域。
所以，他绝对不去当汉奸，也不愿在与日本人的血拼中，消耗掉自己赖以生存的本钱，抗战也罢，妥协也罢，只要守住自己的这一亩三地就行，这就是他的底线，可以说，正是宋哲元的这个贯彻始终的准则，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在山东乐陵一个读书人家庭，父亲早年外出云游，后入北洋陆建章幕府参赞军事，家中农事不及，家渐中落，仅能维持温饱而已。
好在宋哲元跟随舅舅还读了些书，便在家乡开馆义务授徒，从这点来看，他很早便有兼济天下之志，他自幼习武，风雨冬暑从不间断，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
1907年，接到父亲来信，宋哲元考入北洋陆军第六镇随营武备学堂，三年后，陆建章升任北海镇总兵后，毕业后的宋哲元亦随之前往任职，及武昌起义爆发，他又跟着陆建章调回北京，在京畿执法处任稽查员。
陆建章
在此期间认识了后来的结拜大哥冯玉祥，从此便开启了追随冯玉祥的征战生涯，是冯大帅的“五虎上将”之一。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民初之时的军阀中的主将们的出身，大多同他们的“带头大哥”相似，冯玉祥没读过几天书，可以说是个“大老粗”，所以，他手下的将领们也都俱是行武出身，几乎没有文化人。
其中如韩复榘和石友三等人，不仅文化低，甚至有的还是土匪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
然而，他们在纲常伦理上，与他们的大哥十分相似，变数极大，反复无常，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所以，被后人多有诟病，尤其在抗战之时，大规模成建制编为“皇协军”的，基本上都是西北军。
而山西的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所以，手下的大将也都是正宗军校生，不是日本士官学校就是保定军校，因而，晋绥军的整体素质远高于西北军。
1916年，宋哲元率部驻防四川绵阳时，与常淑清结婚，常小姐的祖上曾是大清内务府的管事，她知书识礼、性格贤淑，仪态端庄，是位难得的佳人，宋哲元终其一生都与之相守，绝无绯闻，这在纳妾冶游成风的年代，宋将军可谓是一股清流。
在跟随冯玉祥征战中，宋哲元立下了无数的战功，他围剿白朗起义，赶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打败了河南督军赵倜，在帮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被任命为热河都统并授陆军中将。
“中原大战”爆发后，随着张学良突然出兵助蒋，西北军大败，许多高级将领投靠了蒋介石，而宋哲元则带着不到万人的残部，在军阀林立的环境中退守绥远，保留了西北军最后的火种。
1926年，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北伐，并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部下分为八个方面军，宋哲元担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进攻陕西，在攻克西安后，被任命为陕西省主席，正是在这一时间，发生了让他扬名天下的事件。
宋哲元英勇善战，骁勇异常，但也是个残忍的狠角色，在攻打盘踞在陕西凤翔的党玉琨时，他将五千俘虏全数斩杀，当然，也有人说，放了五百，或放了一千。
即使如此，也有四千以上的人遭到屠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凤翔杀降”，世人都知道了宋哲元的大名，让人闻之胆寒。
1929年，西北军拥戴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蒋冯大战”爆发，但随着韩复榘，石友三等人的反叛，冯玉祥败北，西北军四分五裂。
只有宋哲元依然竭力坚持，他率残部历经艰难退入晋南地区，高举西北军大旗与中央政府周旋。
此时的西北军已是山穷水尽，在萧振瀛的沟通下，宋哲元的残部被张学良收编，到了1931年，被改编为陆军第29军，驻扎在京津及周边地区，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获得稳定的宋哲元大力扩张部队，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前期，29军已经发展为近8万人的超级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而宋哲元以手中的军队和控制的地区，作为自己的基本盘，力图据此成为一方诸侯，为利益最大化，艰难地在国民政府和日寇之间周旋。
“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立即联名所部高级将领通电全国，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最强音，其决心与日寇拼死抗争的豪情感天动地，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楷模和希望。
对宋哲元坚持抗战的精神，我党给予了高度赞扬，毛主席在给宋哲元的信中说道，“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
但是，长于军事的宋哲元，于政治却是他的短板，他始终以维持现状，以小团体利益为努力的目标，保住自己的地盘为最高准则，他总是对日寇存有幻想，绝对不想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
然而，日军在1933年攻占热河后，直接扑向了长城沿线，蒋介石将正在围剿我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在军长徐庭瑶的率领下赶赴长城古北口阻击，而宋哲元也派遣部队，在喜峰口与日寇浴血奋战。
就在这里，赵登禹将军所率的大刀队夜袭日军兵营，大刀劈处，日寇血肉横飞，29军一战成名，一曲《大刀进行曲》响彻在中华大地的上空，唱遍了大江南北。
然而，长城抗战最后是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告终，在各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双方各自退兵，中央军退出平津地区，国军长城抗战的指挥官徐庭瑶被撤职，长城以南的北京周边地区划为“非军事区”。
该协定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而将中央军赶出平津的同时，日本人则背信弃义地悄悄增加其华北驻屯军的兵力。
继而，日本更是在为华北的扩张不遗余力，他们妄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不断挑起事端，建立亲日地方伪政权，肢解华北，以巩固其在华攫取的利益。
1935年，日本又借口“河北事件”，向民国政府施压，与南京方面签订的《何梅协定》，将政府军全数赶出了河北地区，平津地区只留下了29军，为发动进一步的侵略战争做好准备。
至此，平津地区形成了宋哲元一家独大的局面，而他对日本人首鼠两端，以及以集团利益为重的做法，引发了国民政府的担忧及地方团体的不满，多家团体为此发出了“流芳遗臭，公能自择”的警告。
对此，宋哲元发表了“中日亲善”，保全领土，内政不受干涉的讲话以作回应，此时的宋哲元对日本人还是存有幻想，这同时也与蒋介石避免与日本人开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高度重合。但其出发点和目的绝对是不一样的。
在此期间，日本人多次拉拢宋哲元，意图建立华北自治政府，被宋哲元拒绝，就这一点来说，就要为宋将军点个大大的赞，在日本人不厌其烦的纠缠下，宋哲元干脆借口要回乡“扫墓渡假”，离开了北平。
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卢沟桥，营长金振中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在日军加紧调兵遣将之际，从乐陵赶回来的宋哲元并没有布置备战，他只是派张自忠去与日军和谈，并置蒋介石“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的警告而不顾，寄希望于谈判解决冲突事件。
面对空前的战争危机，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讲话，表示了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而宋哲元则置若罔闻，一心想通过日本高层的干预来实现停战的目的，因此而受到介石严厉斥责。
他不仅根据与日本人的密约，自行撤除了防御工事，还将前来增援的中央军、晋绥军，甚至同属西北军的孙连仲拒之门外，战机一误再误，此时的宋哲元早已不在蒋介石控制之内了。
7月20日，补充了兵员后的日军，随着对北平合围之势的完成，开始了大举进攻，一味求全自保的宋哲元在日本人要求29军限期退出北平的通牒后，方才在27日发表了守土抗敌的通电，表示“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可是，以前的所作所为早已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措手不及的29军官兵尽管拼死抵抗，但损失异常惨重，佟麟阁和赵登禹将军战死沙场，宋哲元只能全面撤退，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京津就此陷落，宋哲元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失望至极，电告南京请求处分。
接着，在日军连续的进攻下，士气低落的29军一溃千里，华北全面沦陷，1938年，忧愤相加的宋哲元突患肝病，接着又患脑血栓，病情日渐加重，经多地医院治疗后，仍无好转。
1940年，她的夫人将宋哲元接到绵阳，此时的他已病情恶化，不仅半身麻痹，食物难进，到了无法说话的程度，在苦熬了一段时日后，于1940年4月5日逝世，享年56岁，此时正值清明时节，连绵的阴雨似乎在为他送行。
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
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
这是宋哲元逝世后，朱德和彭德怀联袂所赠的一幅挽联，内中的含义颇为让人深思，但肯定是对宋哲元当时的心境是一种理解，然而，不管怎么说，如果当时以十万之兵力对阵日本区区八千余人而一败涂地，作为主帅的宋将军怎么说都是难辞其咎的。
有些搞笑的是，他在病重之际时常对人念叨：“华北的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是不是完全由我们来负这个责任？”
后来他找到了蒋介石给他写的一封亲笔信，主要意思是平津之事由自己全权处理，一切责任则由中央来负；他如获至宝地把这封信收藏在身边，为的是在危急时用它充当“护身符”。在他即将 离世时，还曾嘱咐家人要将此信的内容编入他的传记，以便洗刷他对丧失华北的责任。
宋哲元实在是个很难评价的人物，他是抗日英雄，怎么赞扬都无可厚非，而他又是一个以小团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地方势力，如果往深处探究，诟病之处也是多多，就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来审视了。
风云变幻，白云苍狗，当年荒芜的绵阳城东的富乐山上，现在早已是翠柏森森，微风吹过，哗哗作响，风中，似乎还能听见宋哲元将军高呼抗日的声音，而那雨后从树叶上落下的雨珠，似乎又像是他委屈的清泪，一滴滴地落在地下的枯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