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追根溯源，皆自称“炎黄子孙”，“炎黄”指的就是炎帝和黄帝二祖，其中尤以黄帝最为尊贵，每年全国各地还会举行盛大的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但事实上，黄帝和炎帝并不是像创世神话中盘古、女娲那样的开天辟地式人物，而是有血有肉有父母的氏族个体。以黄帝为例，《史记》和《帝王世纪》就曾记载黄帝姓姬，是有熊氏少典之子，母亲叫附宝。

不仅如此，早在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长安单安国等人就提出过“自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即公元前3706年）的说法，此后，历朝历代不断有学者根据王朝年表逆推黄帝所处时代，均指向公元前第三千纪这个范围，也就是距今约5000年。

然而，无论是人类学还是考古学都已经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要远远早于公元前第三千纪，比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古城距今超过6000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的原始文字距今8000年，山东临淄发现的后李考古学文化超过了8500年，而我国农业产生的时间更早，大致在距今1万年前后。就连传世史书也不得不承认，在炎黄之前，还有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

既然黄帝之前还有先民，那为何我们追根溯源，只尊黄帝为中华始祖呢？换言之，黄帝究竟做了什么“开天辟地”的大事能被尊为华夏共祖呢？

先秦史书《世本》曾对黄帝的一系列贡献做了一个总结梳理：“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发明打井）”，“黄帝作旃冕（发明旗帜与冠冕）”，“黄帝乐名咸池（创作乐曲）”，“黄帝命仓颉作书（发明文字）”，“黄帝造车（发明车）”……

照此看来，黄帝创造了一系列让人类摆脱茹毛饮血原始生活步入高等级的社会组织的诸多关键要素，那么黄帝被尊为开山始祖，自然无可厚非。

但事实上，将如此多的发明创造算到同一个个体身上，本身就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考古发现事实。

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水井出土于距今近9000年的西平县谢老庄遗址；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了8000年前的骨笛，可以吹奏出五声或七声音调；大规模出现人类聚落的时间则是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最早的丝绸制品距今5500年。

可见，文明要素出现的时间跨度长达两三千年，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而地理跨度更是纵横数千里，绝非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创造出来的，所谓的黄帝发明，其实都来自后世的附会。

而唯有一件功绩，却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黄帝战蚩尤。

在黄帝经历的诸多大战中，明确载入史册的是两场大战：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与蚩尤的涿鹿之战。

但和涿鹿之战的详实相比，阪泉之战几乎是一笔带过，以至于直到今天，不少学者对于阪泉之战的真实性还存在较大争议，有的认为是黄帝先与炎帝打了阪泉之战，之后才与蚩尤交战；也有的认为是黄帝先击败了蚩尤，而后才与炎帝爆发“阪泉内战”；还有学者认为蚩尤居阪泉，号阪泉氏，故阪泉之战其实就是涿鹿之战的别称。

而黄帝和蚩尤的大战，却历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也正是通过涿鹿之战，“黄帝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而天下大服”。

那么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黄帝和蚩尤打了场仗，就能成为中华始祖了呢？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摈弃一个固化思维，即：黄帝、炎帝、蚩尤是具体的某个人。

事实上，炎黄、蚩尤、太昊、少昊都是某个氏族部落首领的共同称号，犹如每一代周朝统治者，都被称为“周王”一样。

古史文献中也留下了“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八位首领的名字。对于黄帝是否也和炎帝情况雷同，其实古人也早有认识。春秋时期鲁国人宰我就曾问过孔子：“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

所以，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并不是某年某月某日黄帝和蚩尤两位首领带着各自族群进行的单场战役，而是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下，两大族群间的争战与融合，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久。

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个宏观视角引入到考古发现当中。

我国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5000年，黄河流域形成了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化—仰韶文化，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主根。

根据史料显示，炎帝居地为姜水，《水经注》曾有考证“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也就是陕西渭河上游的宝鸡、扶风、岐山一带，这块区域不仅是炎帝传说的集中地，而且还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典型类型—西安半坡类型。

半坡文化类型不仅是仰韶文化的肇始，而且还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一是出土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所以又被称作“红陶文化”；二是聚落房址灶坑旁常镶置有用于保存火种的陶罐。

这两大特点，与史书记载中“炎帝尚红，以火纪，故为火师，以火德王天下”相吻合。

无独有偶，在蚩尤的地望—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豫中、豫北、冀南一带，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地方变种：后岗—大司空村类型。后岗—大司空村类型的文化面貌既有源自渭河流域半坡类型的一面，也受到了来自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即后来著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前身）的影响。

这与史料记载的蚩尤本为炎帝族属，但后来却“以下犯上”逐炎帝出九隅相吻合。有意思的是，在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普遍发现了墓主口含石球或陶球导致牙弓变形的独特葬俗，正是传说中“蚩尤食沙石子”的真实写照。

可见，源出炎帝部族的蚩尤部落东出后，在毗邻东夷族群少昊的豫中、豫北、冀南一带发展壮大，在吸收了北辛文化以及后来的大汶口文化诸多因素后，最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仰韶文化后岗—大司空村类型。

后岗文化一经形成，便大举扩张，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内蒙古乌兰察布、河北张家口涿鹿先后出现了后岗文化，并与半坡文化形成了交锋。内蒙古准格尔旗的鲁家坡遗址就同时发现了代表半坡文化特征的绳纹翁和代表后岗文化的折唇球腹壶，展现了蚩尤与炎帝分庭抗礼的一面。

那么彼时的黄帝又在哪里呢？

就在炎帝（仰韶文化本体）和蚩尤（受东夷文化影响的仰韶文化变体）两大文化族群交锋之时，在以三门峡为中心的陕豫黄河峡谷地带崛起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庙底沟文化。

在吸纳了半坡文化和后岗文化诸多优点后，庙底沟文化族群开启了“东征西讨”，向西，原本居于关中的半坡类型被庙底沟文化取代，并青出于蓝，远达黄河上游区的兰州以西；向南，环崇山一带的半坡类型变种为大河村文化；向北，后岗文化从华北平原销声匿迹；向东，山东大汶口文化受到了庙底沟文化的强势影响，出土的彩陶上出现了庙底沟特有的花瓣纹、旋纹。

原有的半坡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不管是在它们的文化中心区还是边缘区，无不被庙底沟文化取而代之。有学者将考古发现的这一现象，称之为“庙底沟运动”。

显然，庙底沟文化的“一统天下”与史料记载中黄帝败炎帝杀蚩尤，“诸侯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形成了暗合。

不同的是，古史记载中黄帝的功绩是通过具象化的战争来完成的。但实际上，战争只是假象，不同族群信仰、习俗的归一，更多的是在长期的包容并蓄中融合的，绝非仅仅通过军事手段就能实现的，庙底沟文化对半坡和后岗文化的吸收吞并，经历了近千年，并最终开启了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时代—国家文明起源。

可见，黄帝之所以能成为中华始祖，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宏观视域下，开启了国家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黄帝”俨然是一个时代群体，而非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