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第一次回韶山，激起了著名作家周立波写作的激情，他先后6次深入韶山采访，写成了一篇饱含深情的散文《韶山的节日》，用4000多字的篇幅，生动记叙了当时的情景，显现了人民领袖的风采。谁也未曾料到，散文发表后，却演变成一桩“事件”，很多人被牵连入狱。只因为在散文里第一次提到了一个人名！

1959年6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老家湖南湘潭韶山冲。毛泽东在父母的卧室，仔细看了两位老人的照片及遗物，对老人的过早去世，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 ；他还走进自己当年的住房和弟弟毛泽民的住房，当晚吟成一首后来传遍神州大地的诗篇《七律·到韶山》。

或许是出于一种特殊的情感，毛泽东在诗的前面还特地加了一节小序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起床后，就匆匆往外走，没有对任何人说要到哪里去。他走进自幼相识的毛霞生家，问了问家庭、生活、生产情况就出来，沿着屋后的小山路不断往山上爬。山上茅封草长，连小路也没有。毛泽东缓缓爬到山顶，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小坟前站住了。

大家一看墓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

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要到这里来，所以什么祭奠表示的东西都没有。随从人员中有一个青年机灵地在树间折了一些松枝，用野草捆成一束，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很从容地将这束松枝献在坟前，在肃穆的气氛中深深鞠了一躬，随行人员也随着鞠了躬。

在下山往回走的路上，有人问毛泽东 ：“要不要把坟修整一下？”

毛泽东回答 ：“不必要了，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

这天中午，毛泽东午睡起床，在穿衣服时，对罗瑞卿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顿了一下，他又说 ：“我下次再回来，还得去看他们两位老人。”

毛泽东在韶山只呆了两天一夜，第二天晚上，便由罗瑞卿等人陪同，赶往长沙。

毛泽东回韶山的事，引起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注意。

周立波，湖南益阳人。早年参加过“左联”，后来到延安“鲁艺”当教员时与毛泽东相识。1946年冬到东北参加土改，写出了后来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55 年周立波回到家乡湖南，担任省文联主席，创作了反映工业建设的《铁水奔流》、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山乡巨变》两部长篇小说。

闻讯毛泽东回到韶山，周立波决心写一篇文章表达对人民领袖的敬仰之情。为此，周立波先后6次到韶山参观、采访。当地的许多干部、群众，兴致勃勃地为他讲述毛泽东回故乡时的情况。

1965年冬，广州《羊城晚报》来人向周立波约稿。在当年的除夕之夜，周立波一气呵成，创写出《韶山的节日》这篇散文。

《羊城晚报》是由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支持创办的。1961年该报与《广州日报》合并，归广州市委领导。1965年秋天，国家经济形势好转，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将《羊城晚报》重新复刊。

《羊城晚刊》复刊后，编辑部希望有一些好的稿件，为报纸争光添彩。一位副刊编辑凭着对文学的崇拜和喜爱，找到了著名作家周立波，这就催生了《韶山的节日》这篇文章。

周立波所写的《韶山的节日》寄到《羊城晚报》，当时负责副刊的作家秦牧说，“文章写得相当精彩，形象饱满，栩栩传神，在政治意义和艺术感染力方面都很出色。编辑总是希望有好稿子刊登的，我们读了自然很高兴”。

本来，一般的稿子是不需要再交上级审看的，可因为此文是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其中又涉及扫墓之类在当时有旧封建迷信色彩嫌疑的内容，负责的编辑感到吃不准，便将文章打印了多份，分送中南局领导、宣传部和报社领导。

在发出征求意见的打印稿的同时，几位编辑又仔细推敲了文章。他们觉得，文中几处提到了陪同毛泽东的罗瑞卿，虽然是事实，可在当时社会上已隐约有了一些对罗瑞卿不利的传言。为谨慎起见，他们略去了罗瑞卿的名字 。另外，文章中还提到了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当时国内各地报纸刊物上极少出现过她的名字，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大家认为还是应该保留文章中的相关内容。

征求的结果，各方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总编辑杨奇还打电话询问过中央有关部门，得到“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的答复后，他们才在略去了罗瑞卿名字之后，将文章发表出来，见报的时间是1966年1月21日。

文章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各界也都交口称赞这是一篇好文章。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见到《羊城晚报》的同志，曾赞赏地说 ：“你们副刊一个月能有几篇这样的文章就好了。”

文章发表后，韶山毛泽东故居陈列馆的一个同志寄来信函，对这篇文章的一些细节，提出异议，希望能予以更正。

信件转到湖南省委宣传部，又到了作者周立波手里。

周立波按照来信提供的情况，把文章作了修改。他在寄返宣传部的修改稿里，提出2点建议 ：

一、按照来信意见，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一个更正启事 ；

二、把修改后的文章重登一遍。

修改稿回到编辑部后，大家一致认为，好文章不妨再多发表一次，便将意见上报到中南局。陶铸说 ：把改正稿再刊一次好了，无须逐条更正。

这样，这篇文章在发表3个月后的1966年4月23日，在原来的版面又重发了一次。

这件事无论在当时或在如今，都可算是一件特殊的例外。

《韶山的节日》在第一次发表时，江青正在上海与张春桥一起，搞“文艺黑线”论的准备。见到周立波这篇文章，江青大怒，立即让张春桥挂电话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1913—2008）接的电话，张春桥在电话里说 ：江青看了周立波写的《韶山的节日》很生气，她认为这篇文章很坏，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江青要我告诉你，要你通知全国报刊一律不准转载。

接到张春桥的电话后，林默涵马上把《韶山的节日》找来看了一遍，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还是马上让中宣部办公室挂电话，通知 6 个大区宣传部，请他们转告有关报刊，不要转载这篇文章。

可不知为什么，偏偏中南局宣传部没有接到通知。是漏打了电话还是中南局领导觉得关系不大、没告诉《羊城晚报》，不得而知。

反正就在这条禁令下达后不久，《羊城晚报》再次发表修改后《韶山的节日》，这下可真是闯下了大祸。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给中南局负责人陶铸转去一封气势汹汹的信 ：

“XX ：周立波写的《韶山的节日》，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我曾告诉林默涵，要他通知全国各报刊，不许转载。不知为什么广东要再登一次？是否要为罗长子翻案？广东的政治情况我不清楚，请你考虑。”

中南局宣传部长王匡在一天半夜里突然接到陶铸的电话，让他去看张春桥的信。

王匡看后，对其中提到“为罗长子翻案”，很不明白，就问：“罗长子是谁？”

陶铸说 ：“你怎么这么糊涂，罗长子就是罗瑞卿，你还不知道？”

王匡确实没有接到什么通知。

林默涵在了解到事情全部后，分析说 ：现在看来事情就很清楚了，江青最不愿意毛主席回故乡韶山，最恨别人提杨开慧同志，《韶山的节日》犯了她的禁忌，文章中就讲了杨开慧同志，又重登了一次，怎么能不触怒她呢？

可是, 身为中南局负责人的陶铸, 手握重权, 怎么在接到张春桥一个市委宣传部长的信时, “有些紧张”呢? 林默涵分析: 他当然紧张。罗瑞卿是遭到林彪打击的, 而林彪当时权重一时。不小心被安上为林彪所仇恨的人“翻案”的罪名，还了得么? 即使是中南局的负责人，也是吃不消的。

从后来的情况看，为此一篇短文章滥发淫威，发泄不满的， 的确首先是江青。事情过后不久， 江青还从上海打电话给林默涵:周立波、××很坏, 阴风都是从他们那里刮出来的!

当时负责《羊城晚报》“花地”、“晚会”两个副刊的作家秦牧，也听说了“中央”有人来信，指责这篇文章有“严重错误”。但是，中南局的任何人，都没有告诉报社错误在哪里。

有一次见到王匡，秦牧就忍不住发问。

王匡说，这事由我们负责，不关你们的事。看先人坟墓的事，大概不该写。

秦牧对此解释不以为然 ：“看先人坟墓丝毫无损于领袖的光辉形象。”

对此，王匡只能黯然。

很快，“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周立波的第一条罪名便是“写了丑化毛主席的大毒草《韶山的节日》”。

周立波受到了无休止的批判。

江青在一次讲话里，先后6次点了周立波的名 ；在她、张春桥与林彪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里，还把周立波早年写的《暴风骤雨》拿出来“鞭尸”：“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

受牵连的当然不止周立波一人。原中南局宣传部、《羊城晚报》，再加上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人，统统被拉扯了进来。

他们被加上了不同形式的罪名，予以追究。秦牧遭到批判时，一些人责问他，为什么要同意放出这样的“大毒草”，秦牧回应 ：“我只能凭我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我丝毫看不出那是“毒草”，而且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它错在哪里。”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后来甚至被称为“事件”, 可大多数当事人,其实并不明白。倒是身在其中, 后来经过一番了解, 明白了事情前后的秦牧一针见血地说到这件事的根子上:

“拆穿了不值一个烂钱! 文中提到杨开慧烈士, 触怒了江青。于是制造借口, 多方打击写作、发表这篇文章的人。什么写了毛主席看望先人坟墓的事啦, 什么‘你们是否要为罗长子翻案? ’等等, 都不过是幌子和恐吓的话, 实际上卑劣的叛徒江青的暴怒是那一切奇祸的导火线”。

其实文章直接提到杨开慧的，只有一句 ：“他（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同志 1930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 29 岁。”

这里，作者直称杨开慧为其（毛泽东）“夫人”。另一处，在引用了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句诗后，周立波作了这样的阐释 ：“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

1978年2月， 罗 瑞 卿 写过这么一封信 ：

“叛徒和‘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确实是对任何赞颂过杨开慧烈士的人，她都恨之入骨！因此，周立波同志因所谓《韶山的节日》事件，受到‘四人帮’无休无了的诬陷和打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江青和她那些爪牙的淫威，我们毛主席的答李淑一同志一词——《蝶恋花》，听说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前，谁都不敢演唱。沈阳军区文工团把《蝶恋花》创作成为一个舞剧，1963 年左右曾来北京上演，听说毛主席看过，而且称赞是个好戏。江青听说了，就对该团施加压力。据说，她对该团领导人的谈话，是这样的：‘小小的一首词，听说你们创作成一出大大的舞剧，可惜我没有时间去“鉴赏”！’话虽不多，但其反感、愤怒、仇恨之情，已充分溢于言表，从此该团不敢再演此剧了。去冬军队第四届文艺会演，沈阳军区文工团才将此剧再次排练重上舞台。张平化同志和我都看过，张平化称赞此剧内容好，艺术上也很美，我也有同感。就是这样的好戏，竟被江青这个叛徒禁锢了十几年。江青和林贼相互勾结迫害我，当然有很重要政治上的原因，但在这个问题上恨我，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她知道我称赞过多次演唱《蝶恋花》唱得较好的一个演员。”

通过罗瑞卿的信, 江青在此事中的作为, 其心理就更加清楚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 “文革”的结束, 许许多多如《韶山的节日》之类弄出很大动静的“事件”, 都烟消云散, 水落石出了。细细分析下来, 只不过是一己私欲, 一点说不出口的个人怨怼。今天看来, 当时的政治生活已经相当不正常, 相当个人意志化而不是充分表达人民意志了。

1978年初, 周立波、秦牧等纷纷发表文章,对这一所谓“事件”, 予以深入的揭示和坚定的批判。饱受“文革”迫害、此时已经身残的罗瑞卿也写信，与周立波、秦牧等人的文章相呼应。此时, 《韶山的节日》顺理成章有了再次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韶山的节日》的再次发表, 是在《人民日报》“战地”上。当然, 罗瑞卿的名字也恢复刊出。文章的再次发表, 仍然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反映。使人民群众可以看到( 大多数人, 甚至是批判它的人, 是没有读过和见过这篇文章的) 一篇怀着景仰、歌颂伟大领袖的好文章, 是怎样被加以莫须有罪名, 遭到非常批判的。仅此一点, 便可以见出批判者的荒谬和其不可告人的一番野心。

周立波（1908—1979）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

这一天成了这个山神的真正的节日。人们激动、快乐，有些小孩子欢喜得流出了眼泪。大家站在韶山招待所门前那块细沙地坪里，用欢呼、拍手，和山居男女的朴质恳切的笑谈来迎接自己的亲人，也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

两天经历的细节，山里人至今还不能忘记。下边的记述是根据人们的回忆写成的。

回来的第二天是个晴天，毛泽东同志穿一件洁白的村衣来到了他的旧居“上屋场”。这房子一半是瓦屋，一半是稻草盖的;人们说，过去它就是这样。4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匪帮把它没收了，糟蹋得不成样子。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收回来，按照冲里一些老人的记忆修复了。毛泽东同志走进堂屋，背后跟肴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小小的堂屋原先只有一半属于毛泽东同志的父亲毛顺生先生。和湖南的普通农舍一样，这屋子靠里端的板壁上供着神龛(kan刊)子。

随行的同志问道:“当年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同志笑笑回说:“是这样的。”

从堂屋的后房绕到灶屋，穿过横堂屋，他们一群人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双亲的卧室。房间左边墙璧上挂两个镜框，嵌着两位老人的放大的照片。毛泽东同志站在两帧遗影的面前，静默地凝望一阵，然后对旁边的人说道:“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意思是说，不会由于那样的症侯去世那么早。

毛泽东同志的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去世时五十三岁;顺生先生逝世于同年，仅四十九岁，得的是重伤寒病。这两种病症现在都不难治好。

到了毛泽东同志自己当年的住房，这是卧室，也是书斋。青少年时代，他常常在这里点起一盏竹筒络起的桐油灯,熬夜读书。床头墩椅上,还摆着一个古旧的、简陋的灯盏。

左边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是毛泽东同志跟他母亲以及两位老弟的合影。对这帧相片，他似乎感到极大的兴致，含笑问道:

“这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接着又说，“这怕是我最早的相片了，你们看，跟我现在象不象?”他用了“拱出”这样纯粹的湖南土话，意思是冒出。

据人们考证，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毛泽东同志二十六岁时的留影。那时候，他刚刚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碰巧他母亲由毛泽民伺志陪同，在那里诊病。他们一起拍了这张合照。他站在老人坐椅的右边，身穿一件白竹布长褂，魁梧奇伟，面颊丰满;眉宇间流露一种英俊和果毅的神情。

这房闻的木格窗子的近边，有个楼口，没有梯子，不能上去。楼口下边的墙上，挂了一个嵌着说明的镜框,大意是一九二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间楼上，召集了韶山农民当中的先进分子,成立了雪耻会，后来又建立了党小组。毛泽东同志看后改正道:“是党支部。”

他们由前室走进一间小小的里屋。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毛泽民同志在家时居住的房间。床铺右边墙壁上挂着烈士的遗像，头戴一顶红军帽子，身穿灰军服。毛泽东同志看了一阵，说道:

“这张相很象。”

在长期的、尖锐的、剧烈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一家牺牲了六人。他的夫人杨开薏同志一九三O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二十九岁;他的大弟毛泽民同志一九四三年被盛世才匪徒杀害于新疆,年四十七岁;小弟毛泽覃同志一九三五年和国民党匪军作战，阵亡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交界的地区，年仅三十。他母亲过继过来的小妹毛泽建同志一九二九年牺牲于湖南衡山,年仅二十四;他的长子毛岸英同志一九五O年殉难于抗美援朝的前线,年二十八岁;他的侄儿，也就是毛泽覃同志的儿子毛楚雄烈士一九四六年牺性于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年仅十八岁。

一个多么伟大的革命的家庭，真正是一门忠烈!这个可敬的家庭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义烈和敢于降龙伏虎的无畏的气概。由于这一种精神，我们的亲爱的祖国终于打退了侵略，摆脱了压迫，扫灭了一切害人的精怪，象巨灵一样地屹立在宇宙之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

出了后门，来到了小小的晒谷坪。这上面的山，下边的田,是毛泽东同志早年劳动的见证。山将永存，田将永在，毛泽东思想也将永远磅礴于世界。

地坪边上有一座黄土筑墙的小茅屋，人们说是秋收时节放稻草用的。小坪的下面有几块菜土，豆角蔓、苦瓜藤和紫苏叶子都翡青繁茂。毛泽东周志经过时问道:

“菜是哪个种的呀?”

“我们种的。”管理旧居的一位老同志连忙回答。

“给哪个吃呀?”

“给招待所的人吃。”

菜土旁边的山上有棵不大不小的枇杷树，牌子上说明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栽种的。

“是您栽的吧?”有位同志问。

“不记得了;不过那时候我很爱栽树。”

晚上,毛泽东同志住在山腰丛林里的一座房子里。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整整的三十二年，他没有到过这里。如今圆来了，多少青年时代的记忆涌到了他的脑际呵。历史的长河，在他泛舟的这一段出现了澎湃的翻天的巨浪。一直到黎明四点，红绒幔子遮住的他房间的玻璃窗子的缝隙里还透出微弱的烛光。他一夜没睡，吟成了一首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同志平素爱睡硬板末，寓所为他准备了一张。时侯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他在硬板床上睡了一会，起来洗完脸，就往外走，没有说明要到哪里去。罗瑞卿同志和一些工作人员跟在后面。到了“上屋场”对门的“谢家屋场”，他走进他从小认识的贫农毛霞生家里。屋里只有一个妇女，没有其他的人。这位中年农村妇女平常从相片上认熟了领袖，这时候，突然看见领袖来到了自己屋里，后面还有其他的首长和人员,她惊喜交集，仓卒间未免有一些紧张和拘束。毛主席站在堂屋里，问了问她的家庭、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就离开她家,走上她屋后的山。罗瑞卿同志和其他人员不知道他上山干什么，都跟了上去。这小山茅封草长，连小路都没有。主席到了山顶，

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小坟前面站住了。这时候，大家看了墓碑，知道小坟是领袖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为了保护这座坟，韶山的穷人们曾经和国民党展开过斗争。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在浏阳一带举行了有名的秋收起义，红旗又举起来了。湖南军阀何键派一连人来到韶山，要挖掉毛泽东同志父母的坟墓。他们的意思是要破坏红军的风水。匪兵们追问老百姓坟墓的地点，谁都不肯说;有一个穷人笑道:

“老总,跟我来吧，我告诉你们。”

匪兵们一人扛一把锄头跟那人上山。找到两拱坟，贫农指着说:

“这就是的。”

于是开挖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抡起锄头，把坟顶刨开,把腐朽了的棺木撬起来,把里头的白骨东丢一块，西抛一根，于是一声鸭嗬下山了。那个贫农心里高兴得要死,因为，他哄匪兵挖开的是一个地主祖宗的坟墓。

坟山的风水是没有的。但护坟的故事充分表现了贫苦农民爱护共产党领袖的亲人的深情和厚意。

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没有准备花圈，连纸花也没有带一朵。幸亏有位青年同志头脑还灵活，他在近边折了一些松枝，用野草捆成一束，交给毛主席。他从容地献在坟前，在肃穆的空气里鞠了一躬，,大家也鞠了一躬。于是，略停一会，他就转身沿耆茅封草长的山坡往回走，人们跟随着。路上有人问:

“要不要把玟修一下?”

他边走边说:

“不要了，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

到达山下，毛泽东同志随即去视察韶山学校。这个学校有小学和中学两部。校舍建在半山腰上。后山的青翠的松林衬托着红砖砌墙的整洁的新屋。望见毛泽东同志跨过校门外面的木桥,快进操坪时，学生们从各个角落，各个课堂一群群拥出，欢呼、拍手，把老人家团团围住。宾主都笑得那么开怀，那样尽兴。这些幸福的伢妹子们将要跟全国亿万少年儿童们一起，接过毛泽东同志和他亲密的战友们最初点起的光焰冲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到一切帝国主义和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全部消灭千净的时候。

从孩子群里跑出一个小姑娘，庄重地，略现紧张地朝毛泽东同志跟前走去。她叫彭素清，韶山公社竹鸡大队一个贫农的女儿。她恭敬地行了一个少先队的举手礼，然后从自己颈上解下红领巾，立起脚来，系在毛泽东同志衣领的上面。

“你不要了?”毛泽东同志笑着问她。

“送给你。”

“我这样大了，还带红领巾?”

带着红领巾，毛主席被孩子们的笑脸簇拥着，照了一个相。

韶山公社有一座韶山水库，水深而冷。毛泽东同志走到水库大坝上,脱了外衣，穿起游泳裤，卜通一声跳到水肚里。这位几次横渡长江的游泳家用侧泳的姿势游了一阵，然后仰脸躺在水面上，好象睡在床铺上一样，稳稳当当地,不沉也不动，岸上的人们笑了。

这一天，回到绿树成荫的住所，毛泽东同志吃过中饭，就午睡了。

午后，罗瑞卿同志到那修建在半山腰上的住所去看毛主席。主席午睡刚起,在穿衣服的时候，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接着又说,“我下次国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毛泽东同志在韶山，还询问了韶山公社的生产情况和规划，召集了韶山革命老人的座谈会。他在这里停留了两天一夜,就由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到长沙去了。

韶山成了中外驰名的圣地。这里流传着毛泽东周志青少年时代的好多的故事。相传有一年秋收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家里在那个小地坪里晒了谷子，在旧居前坪，别的一家也晒丁谷子。忽然之间天空里乌云密合，大雨来了。南方山里的夏天,天老爷落雨照例是不把信的，说来就来了，叫人搞手脚不贏。在倾盆大雨里，毛泽东同志不顾自己家里的谷子,连忙跑到前坪都助别人收谷去了。

新近开放的韶山陈列馆的解说员小王同志是一位愉快的、微胖的北方姑娘。她告诉我说:

“听这里人讲，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有组织的才能。七岁的时候，跟冲里的一群孩子在山上放牛，他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分成三组，一组看牛，一组砍柴，一组采摘野果子。每天到断黑时候，牛吃饱了草，柴玖得不少，苦槠子、毛栗子也捡了很多。毛泽东同志把柴禾和果子分给大家，一人一份。他自己的一份常常让给别的人。”

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是这样热爱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孩子们的。（1965 年除夕）

本篇原发表于1978年1月号《浙江文艺》。2月17日《南方日报》予以转载。此文为“四人帮”倒台后，作者在得知他因《韶山的节日》所招致的奇祸的内幕后，所揭发的“四人稱”大兴文字狱的真相。

“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为了搞垮整个无产阶级文艺，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鸣锣开道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用“文艺黑线头头”、“黑线干将”、“黑线人物”和“反动学术杈威”等等帽子迫害了大批文艺工作者。除了卖身投靠的个别人以外，凡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或是参加了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活动的人，绝大部分都挨了他们的棍子，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迫害和威胁。“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用鲁迅刻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诗句,来形容“四人帮”造成的文艺界万花凋零的萧条景象,不是十分贴切吗?

一九六六年春，正当叛徒江青勾结卖国贼林彪精心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的时候，江青和张春桥合伙制造了<韶山的节日>的事件。他们对我和许多革命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

全国解放后，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敬仰，我常去韶山，瞻仰主席旧居。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六月回过韶山。从那以后，到一九六五年，我到韶山六次。那个地方的好多同志、干部和群众，都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起毛主席回来的情况，招待所的一位干部还陪我去看了主席住宿的房子。一九六五年，我参观了新成立的韶山毛主席故居陈列馆，研究了那里展出的主席生平的全部材料。我把几次听到和看到的素材，都记录下来了。

一九六五年冬天，《羊城晚报》>有人来约我写稿。这年除夕,我写了《韶山的节开》寄给他们。

不久，《羊城晚报>编者来信告诉我，这篇散文刊出后，读者反映很不错。过了几天，我接到湖南省委宣传部转来的韶山毛主席故居陈列馆的同志的一封信，指出文章中有些失实的细节,我照来信意见修改了以后，寄给省委宣传部，并且提出了两点建议:一、依照来信意见，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一个更正启事。二、把修改了的文章重登一次。

《羊城晚报》采纳了第二个意见。谁知这竟招致了大祸临头。

一九六六年四月里，我听到有人说:《韶山的节日》出了何题。我没有在意。因为材料是来自韶山毛主席故居陈列饵和那里的干部与群众,出于热爱毛主席，描绘了毛主席圆到故乡的情景，会有什么问题呢?而且文章发表后，广大读者的反映是好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一伙乘机干扰和破坏;长沙打砸抢横行。那些秉承江青黑旨意的人，对我进行打击迫害，第一条罪名就是说我写了毒草<韶山的节日>。他们还说我是“赤膊上阵”。记述毛主席回乡的盛事，竟成“赤膊上阵”了。我当时百思不解。

往后，我经受了无穷无尽的折磨,这些事情我现在不想多谈了。在浸长的工作生活道路中，我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对组织上的审查和群众的批判,我也是愿意歴心接受的。但是，江青之流的目的并不是这样，在无数次批斗中,斗争的主要锋芒集中在一点上，来来去去都是《韶山的节月》他们硬要把一篇颂扬毛主席的文章，说成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早就把这篇文章看做眼中钉、肉中刺了。

这一切横蛮无理的暴行，都是“四人帮”特别是叛徒江青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背着党中央、毛主席，阴谋策划造成的。江青和张春桥这样恨我，对一篇籍四千来字的散文这样地咬牙切齿,不但广大群众和千部不知道底细，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直到粉碎了“四人带”,我接触了各方面的同志,特别是原中南局，原《羊城晚报》的一些同志以后，事情才逐渐清楚了。

《韶山的节日》事件的幕后情况是这样的:

一九六六年春节前后，《羊城晚报》在收到了<韶山的节日>以后，总编辑杨奇同志因为文中涉及中央领导同志，曾打电话请示中央，中央答复是:“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负责两个副刊的秦牧同志打了许多份条样分送各方面负责人看，大家都没有意见。<韶山的节日>文中，原本曾经提到罗瑞卿同志陪同毛主席到韶山的事，编辑部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在分送条祥之后就把罗瑞卿同志的名字略去了。原中南局宜传部长王匡同志除了提出也要注意这一点之外，其他没有意见。中南局的领导人也没有什么意见。秦牧同志就签发了稿子。一月二十一日文章见报后，编辑部收到不少赞许的信件和电话。

不久，韶山毛主席故居陈列馆有位同志写信到《羊城晚报》，说这篇文章有若干细节不确，要求更正。报社请示中南局负责同志，这位负责同志肯定了这篇文章，并说:更正什么啊，修改后重登一次算了。后来<羊城晚报》就把经过订正的文章重登了一次。

这一下闯了大祸。“文化大革命"前夕，上海的张春桥通过他们的渠道转了一封信给中南局的负责人。这封信在原中南局档案里一定还可以找到。信的内容大体如下:

“xx:周立波写的《韶山的节日》，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我曾告诉林默涵，要他通知全国各报利不许转载。不知为什么广东又再登一次?是否要为罗长子翻案?广东的政治情况我不清趟,请你考虑。”云云。

以后，原中南局宣传部和《羊城晚报》，加上同发表这篇文章有关系的同志,都受到不同形式的追究，<韶山的节日》一文也成了他们的罪名之一。

审稿者和编辑者都遭了灾，作者本人就不用说了。如果不是当时的湖南省委领导对我从实事求是和党的政策精神出发加以维护,我肯定早上西天了。

原来我无休无了地被整是由国民党特务张春桥的这封黑信引起的。这个家伙那时是多么威势!他俨然以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的太上皇自居。“我曾告诉林默通，要他......”,“广东的政治情况我不清楚”,听听这些言语，他的口气何等狷狂!

加在我头上的帽子大得多么地吓人:“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请问:<韶山的节日》原文中说:“山将永存，田将永在，毛泽东思想也将永远磅礴于世界。”是丑化吗?如实地记述了毛主席的家庭在剧烈无比的阶级斗争中牺牲了杨开慧等六位烈士，是反革俞的毒草吗?文中引用了毛主席《到韶山》的七律，也是反革命的毒草吗?

有人说毛主席扫墓一段是丑化。毛主席出外三十二年以后，回到家乡,在一个早最，上山去看看父母的坟墓，这有什么不可以?写这些是丑化吗?毛主席离开双亲坟地时，有人问道:“要不要把坟修一下?”毛主席边走边说:“不要了，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描写领柚这样朴素，是丑化吗?分明是歌颂毛主席的文章，何罪之有?编辑部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已把罗瑞卿同志的名字略去了，怎么能说是为“罗长子”翻案呢?何况我和罗瑞卿同志又素无往来。全信是一派胡言和诬蔑。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把这篇文章打成“政治问题”,好对我加以陷害。

王匡同志在我去看望他的那天，回忆这段事情的经过时，这祥说:

“中南局负责人接信后,有点紧张，半夜打电话给我，把信给我看。我当时搞不清‘罗长子’是谁。他说你怎么这样糊涂?罗长子是罗瑞卿，你还不知道?”“至于张春桥告诉林默涵同志不许转载，我并没有得到通知......”

林默涵同志也把这事的经过情况讲了。他说:一九六六年春，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苏州和林贼打得火热，正在合伙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一天，张春桥从上海挂电话来说:江青看了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月很生气，认为这文章很坏,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江青要我告诉你，要你通知全国报刊一律不推转载。电话是在<韶山的节日>头一次发表以后，第二次发表以前打来的。我就把这篇文章找来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当时我知道，得罪江青，对周立波同志、对我都不是好玩的。我就要中宣部办公室挂电话通知六个大区宣传部，请他们转告有关报纸不要转载。当时是否漏了中南局，还是中南局同志忘了告诉王匡同志,我就不知道了。”

林默涵同志原本对《韶山的节日>前前后后的情况都不知道，在听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后，他说:“现在来看这件事情就很清楚了,江青最不愿意毛主席回故乡韶山，最恨别人提杨开慧同志，《韶山的节日》犯了她的禁忌，文章中颂扬了杨开慧同志，又重登一次，怎能不触怒她呢?”

在回答为什么中南局负责入接了张春桥的信“有些紧张”这个问题时，林默涵同志说:“当然要紧张罗，当时罗瑞卿同志是遭受林彪打击的。那时候，为林彪所仇恨的人翻案,还了得么?中南局负责人怎么不紧张?”

林默涵同志通过回忆，还进一步补充说:“江青确实是仇视周立波同志和中南局负责人的，记得后来江青自己从上海给我打电话时还忿恨地说:‘周立波、xx很坏，阴风都是从他们那里刮出来的!’力

原来如此：这篇四千来字的散文，被“四人帮”看成是罪恶滔天的毒草，原来是由于江青疯狂仇恨杨开慧烈士，只是不好说出口，就借此恶毒地对我进行政治陷害了。

“四人帮”抓住这件事，一直想把我一棍子打死，江青先后点了我六次名，在我头上扣了各式各样的帽子。他们把我的作品都诬为毒草。她和林贼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中还有这样一段黑话:“......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这是向《暴风骤雨》>打一闷棍。在革命斗争中，革命者的英勇牺性是常有的事。文学作品中许多中外名著正是这样写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毛主席肯定的，鲁迅翻译的《毁灭》，写一支游击队死得只剩了十九个人，对此，江青该怎么说?《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也牺牲了,江青非但不反对,而且抢过来，据为自己的成果。《暴风骤雨》中牺牲了一个赵玉林，就要定为罪状，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江青为了将我置于死地，还用该戴在她自己头上的“叛徒”这顶帽子来诬陷我，并剥夺了我的自由。不但如此，“四人帮”利用我的“案件”，还冲击了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这是他们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插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就对整个革命文艺界开刀了。他们和林贼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大摘阴谋诡计，极端仇视杨开慧烈士，板端仇视毛主席故乡的亲人，反对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十一大”的政治报告里指出:“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他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法,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这些年来，“四人帮”玩弄了多少阴谋手段呵!江青和张春桥的一封黑信所造成的《韶山的节日》事件，不过是他们的无数反革命阴谋手段的一例罢了。

从这一事例，也可以想见“四人帮”率劣手段的一斑了;也足以暴露“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包藏着怎样罪恶的用心了。个人的得失荣辱是小事，但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却不可不弄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在事隔多年之后，‘我还想来陈述这一事件的缘敌。揭开这一事件的内幕，我想该是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四人都”的本相和肃清他们的流毒的罢!

本篇发表于1955年6月20日《北京文艺》创刊号。1969年收入《周立波选集》

渡过湘江，横越湘潭市，汽车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驱走。是十月末尾的一个落雨的清早，路边竹木的枝叶滴落着水珠。山坡上的茶树开花了，干田里的荞麦还没有成熟。农民们头戴斗签,赤脚草鞋，推着独轮车,或是担脊篾拶倥，在运送公粮。

汽车奔驰将近一百里，我们进了一个群山环拱的村庄,这就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韶山。

车子停在招待所的小楼的跟前，我们下车跟接待的入握手，谈话，随即上楼歇了一阵，就由招待所的负责人和韶山一位老同志毛乾者陪着去瞻仰毛泽东同志的故居。

宽坦的泥路上有许多木屐的星星点点的痕印。路的两边栽着两行扁柏树。左首有座蓝漆栏杆桥，通向一所新盖的红砖青瓦的校舍，校门上横书“韶山学校"四个字，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手笔。

路边小溪的平如明镜的水面被雨点打出许多密集的、细小的圆点。我们冒雨走了半里路，往右拐弯，进了土地村。村口有一座旧屋，名叫南园，是毛泽东同志发蒙的私垫的故址;现在住着好几家农民，地坪里堆着稻草垛，搭着南瓜棚。再往村里走,我们看见了一口池塘，毛乾吉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少年时节游水的地方。

跨过塘基，到了上屋场。这是一座靠山修建的典型的湖南农舍。正屋和左首的两栋横盖的是青瓦，右首的一栋横屋盖的是稻草。后山里的松林和竹丛高出屋顶，显出了一片青翠。周围十分幽静，只有山里鸟雀的啼噪，有时打破这沉寂。风把稻草的气息，泥土的气味，树叶和茶子树花的消香，一阵阵刮来。

这家幽静的农舍经历了中国革命与战争年代里的巨大的风暴。一九二九年，它被国民党反动派没收,整得稀烂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把它收归国有,并略加修葺。正屋和横屋的土砖墙壁，青瓦屋頂和木栏杆窗户，都是按照当年原貌修整的。

我们走进了堂屋。毛乾吉说明:这间屋子的右边的一半是毛氏公产。他又说:神龛下边的那张方桌和两条高発是毛泽东同志用过的家什。

堂屋的左首是灶门兼火炉屋。屋里的一个碗橱和后门阶矶上的一口小水缸都是当年的原物。锅灶、地炉和地炉上的吊水壶用的升降钩,都是按照原样仿造的。

灶门左首的正房是毛泽东同志的父母的卧室，右边墙上挂着两个大镜框，里边嵌着两位老人的放大的照片。他的父亲顺生老先生容貌清瘦，仪态严峻。他的母亲文氏老太太却是一位慈祥忠厚的妇人。毛泽东同志的面貌略似他母亲。

房间正面，面向窗户,摆着一张简单的、旧式的木床，红漆早已发黑了。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诞生于这间没有地板的房间的这张简陋的床上。

穿过吃饭屋，我们走进了毛泽东同志的卧室兼书房，这里也没有地板。傍着窗户,摆着两张方桌，这是毛泽东同志用过的书桌。书桌右边的角落，放着一个玻璃书橱子，毛乾吉说:这橱子不是原来的家什，橱子里的两本算术教科书却是珍贵的纪念物。我们打开玻璃门，把书拿出来，看见两本书都是《中等适用算术教科书》，两个封面上用毛笔端正地写着“泽东”二字。有一本的封面的上端还有这样的一行小学:“算术之道,唯有先乘除，后加减，乃能先后不紊也。”

我们翻开书来看,只见好多书页的上下天地和字里行间，毛泽东同志曾用毛笔和蓝墨水钢笔，写了好多习题答案和公式。

毛泽东同志原有大批书籍，留在韶山一位同志的家里。一九二七年以后,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厉害，这位同志只得把书都烧了，仅仅偶然地保存了这两本算术。但就是从这两本书上,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钻研精神的一斑。

卧室的楼上也是书斋，毛泽东同志住在家里的日子，每天吃完早饭就上楼去看《三国》、《水浒>和《饮冰室文集,直到中午,才下楼来。这间楼房还有一种纪念的意义。一九二四年，毛泽东同志回到故乡，常常聚集一些农民在家谈话。在谈话中，他了解和选择了五位忠实可靠的农民，把他们召集到楼上，秘密地成立了韶山冲的“雪耻会”。一九二五年,他又亲手建立了韶山的党支部。这个支部坚韧地、灵活地进行了长期的地下活动，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掩护，直到解放，它都没有遭受过破坏。

接着，我们参观了碓尾，这里有一架风车和三副石碓，两大一小,大的春米，小的春糠，毛泽东同志曾经用这风车车过谷，脚踏石碓春过米。

我们转到牛栏的跟前，这里的墙上挂着一把铁打的牛篦子，毛泽东同志用它篦过牛。一九二七年以来，这把篦子深深埋没在牛栏里的泥土里，解放后才见天日。它长了锈,但是篦齿和把手都还是完好无损。

我们从侧门出去，走上晒谷坪，看见了土地村里的几丘小小的梯田。毛泽东同志在这些田里参加过劳动，他用过牛，踩过草，也背过禾。

我们从晒谷坪返回，从侧门进屋，到了毛泽民同志的卧房。房里摆着一张旧木床。左边墙上挂着他的放大了的照片。毛乾吉望着遗容回忆道:“一九二四年以前，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没有读过书，最会讲话。我们一起作田的时候，都叫他做程咬金。”

一九二四年毛泽民同志到外边参加革命去了，不久入了党，在中央苏区，当过贸易部长。北上抗日后，他被派到苏联去学习;回国后，被派到新疆工作。一九四二年，在新疆惨遭盛匪世才的杀害。我们恭敬地凝望着烈士的遺像。他穿着西装，照片显然是在莫斯科拍的。

离开上屋场，我们去参观韶山小学。进了校门,毛乾吉打开左首一间大房子，那里陈列着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送给韶山学校的各式各样的礼品，壁上挂着许多到这里来参观的中外人士的照片，其中有苏联作家吉洪诺夫和科热夫尼可夫在毛泽东同志的故居跟前的留影。

在大房间隔壁的一间小房间里，我们看见了许多放大的珍贵的旧照片，有两张是上屋场的全家福。在一张上面,我们看见了毛泽东同志的三弟，毛泽覃同志的进容。他在一九三五年牺牲于中央苏区。他的儿子毛楚雄，一九四五年在湖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只有十七岁。他也有一张遗照挂在这间房间里。

我们在韶山住了一夜。到晚上，雨停了，小楼静静的。煤油灯下，我们谈着韶山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他们对祖国建设的关怀，谈着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家庭，也谈论了现在的互助合作的情况和未来的电气化的情景。

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了韶山。毛泽东同志的故居上屋场的朴素幽美的景象,给了我们难忘的印象，我在这里学习了很多的东西。上屋场的后山里的那些竹子和松树是很有意思的。它们的枝叶联成了一片青苍，给农舍添加了鲜丽的色彩。

它们生长在毛泽东同志的故居的后山是最恰当的了，因为它们有着中国人民喜爱的品性。

1955年2月,北京

本篇发表于1958年《旅行家》杂志第2期，1959年收入《周立波选集》

9月5日晴

昨天下午四时，我们乘公路汽车从湘潭市动身，六时左右，到了韶山冲。

一进韶山，就看见青翠的松林边，有座新修的红瓦房，这是新的汽车站。下了车，我提着行李,走了一段路，就到了“湘潭韶山招待所”。这是一座红瓦犀顶、灰砖墙壁的小小的两层楼房子。窗框和门扇漆成赭红色，每扇窗子，镶五格玻璃。浅绿绸子的窗帘，经日晒风吹,变成灰白了。

我们住在招待所后面的小楼上，三间房子，中间是客室，两边是卧房，我和林蓝一人住一间。

外面刮风，但室内还是很热。

今天上午，我随韶山的一些干部到永义亭去参加附近几个乡的党员大会。永义亭位于潭韶公路边,是韶山的邻乡。我到那里，会见了乡党总支书苏小泉同志。他是一个矮小的、朴素的人，上身穿一件条灰布短褂，下面是蓝布裤子，鞋子破了。

他听报告，作记录时，用的是翻了一个面的废纸装订的本子;说话时，喉咙徵嘶。中午，他招待我们在房间里吃饭，请喝米酒。我不能多喝，他的酒量也不大，两杯下肚，就满脸通红。

乡政府和乡总支的所在地原是地主何海清的一个祠堂。苏小泉同志的卧室兼办公室是在楼上,临窗横摆一张大书案，书案对面的墙上挂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记着许多待办的事项:“写一份选种意见”,“八日开碰头会”“调训练班干部”，等等。

小泉同志的叔父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信子。他很器重自己的侄儿。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他侄儿;“脑筋活泛。”

下午三点，我同戴永生、郭定山和刘秀华三位同志一起回韶山。在公路边一家农民家里等待汽车时，韶山青年团支书郭定山同志谈起了过去互助合作的一些情况。他说，刘秀华同志在一九五一年，丈夫参军后，邀了三个妇女，一起要求加入附近一个互助组，那位组长重男轻女，看见她们四个人，一色是女的，就拒不接纳。刘秀华和她的三位女伴随即组织一个互助组。组里没有男劳动力，四个妇女，扎脚勒手，起早睡晚，居然把田都作出来了。那年到县，刘秀华同志被选为特等劳动模范,现在她是韶山乡的副乡长，兼妇女主任。

9月6日晴

又去看了毛主席的故居。经毛乾吉同志指出，我过去写的《毛泽东同志的故居》有一点小错由火炉屋往左，不是书房，而是吃饭屋,再往左才是书房。

在火炉屋里，毛乾吉同志说:毛主席的母亲最爱清洁，挂在火炉上头的炉登高天天都擦得干干净净。她又很贤惠，邻家的孩子们来了，总要拿点东西给他们吃。孩子来十次，她给十次。她长得矮矮胖胖，脸色慈和。毛主席的父亲却是一位痩瘦的高个子。

毛氏宗祠现在是乡政府、农业社和供销社的所在地。享堂屋梁上挂着两块匾，一书“聪听彝训”，一题“敦本堂”三字。一进大门，二楼是一个戏台，台口朝里。相传,一九二五年，毛主席在这台上召开过农民会议。

刘秀华同志的家，就在毛氏宗祠的隔壁。我们到她家里时,她正在洗衣。她现在是脱产干部，一天到晚忙工作，没时闻煮饭,在乡政府搭伙食，九元一月。她的丈夫毛志铭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朝鲜戕争打得剧烈的时候，刘秀华的农业社摘得也特别地好。她被选为劳模,并且入了党，喜信报到朝鲜时，澈起了丈夫的上进心。不久，他也争取入了党。现在他转业了,在中共湘潭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

上午十一时，我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写东西，有个妇女手里抱个孩子，另外还有两个孩子跟者，走进来了。妣的上身穿件白褂子，下边是蓝布小衣;衣样是这带农村特有的式子，领子高，领上有扣子。我请她坐，她说她是带孩子来打卡介苗的，顺路进来看看。她娘家姓李,小时候，在李家祠堂读书，见过毛主席。她的丈夫毛连生，是韶山农业社四大队的队长，今年四十有二。他们有四女二子，吃茶饭的人整整一桌。

晚上八点钟，韶山党总支书毛伟昂同志来谈了好久。他说:一九二五年,毛主席曾经回乡，以养病为名，住在家里，坊贫问苦,找人谈话，把革命思想灌输给农民。农民们都高兴找他，连不熟的人都跑来了。他和大家打天九，来掩饰外人的耳目,暗中却培养和考验了一些可靠的人们。吸收了其中九人，成立了雪耻会,又在雪耻会里，识拔了五人，介绍入党，成立了党的小组。

有了核心，韶山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杀猪，出谷,叫土豪劣绅戴高帽子。不久，有人告到了赵恒惕那里。一九二五年冬天，赵恒惕俞令伪团防局长成胥生去捉毛主席，郭亮知道了，连忙打发人送信到韶山。毛主席接到了这封急信，连夜离家。走到湖堤沟,看见那边来了一群手提马灯的人;他躲到一边。夜里墨黑，他没被发觉。

9月7日 晴

早晨，拜会了毛月秋同志，在楼下的他的房间里谈了一阵库。他秃了头，剩下的头发眼三绺短须都白如银丝。他今年七十九岁，手和脚有些浮肿,近来吃了中药，手消了肿，但还是气痛，吃不得饭，也吃不得肉和鸡蛋。

一九二七年，毛月秋同志是韶山农民协会的委员长。烂皮以后,韶山成立了伪团防局,长驻在如意乡的大塘湾。坏蛋们天天捕人。他们把人捉去，叫人悔过，罚款，总是罚一笔光洋，再放出来。不久,又捉又要钱，横直是要钱。他逃进山里，躲了几个月，后来又逃往华容,等平息了一下,他又回来，担任党内的交通。那时侯，他已经五十开外了。

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写信到韶山，请毛月秋同志到北京去。到了北京，他住在永安旅馆，主席接见他六次，一次谈两三个钟头。他说:“主席记性好，冲里五十以上的人，他都问遍了，还问到了湘乡他的外婆家的人。有一回，请吃了饭，有两次，请看了戏。还有一回，他问我‘到过哪当?到故宫去过没有?’

毛月秋同志现在是湘潭县委会的委员。

9月8 晴

拜会了韶山的烈属李漱清老人。他的儿子耿侯，贡侯，孙子德深，都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大门上写着“韶右山庄”四个字，二门上挂着“烈属荣府”、“烈属光荣”“烈属光荣”三块木牌子。

走进堂屋，一位须发全白，戴老花镜子，拄拐杖，穿白褂、青裤、皮攀子草鞋的老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这就是李漱清先生。他的堂屋正中的壁上挂了一幅钟馗进士像，两边是一副古香古色的对联:“兰荐翡翠珊瑚架，珠树琪花玳瑁装”。

我们坐在堂屋里谈讲，谈及他的壮烈牺牲的儿孙时，他起身进房，拿出几封信，我们一看,就知道是毛主席亲笔，有一封是给他三子介侯的

介侯先生:惠书敬悉，深感厚意。耿侯兄由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面，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侯之意。草复，顺祝健进。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另一封是复函

漱清先生:惠书收到，极表同情，已将尊件转寄湘潭县人民政府酌量办理矣。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月。、

一九五三年，李漱老奉邀进京，旋又返乡，抵家后寄主席一信，下边是主席复信:

漱清先生: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乡间情形，便时希告我一二。并望保重身体。

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年轻时候，毛主席常到李漱老家里借书。据老人回忆，借的书中，有《盛世危言》，《饮冰室文集》，等等，往往看完一本，送回去,又借一本。书本有破烂的地方，他总是细致地补好才送回来。

老人又说:毛主席爱讲轻松的笑话。一九五三年，他到北京时，年已八十，耳朵聋了，人家讲话，他听不见，他总是有好多话讲，毛主席笑他:“李漱老只有播音机，没有收音机。”.

9月9日晴

韶山的人们都忙着秋天的工作，有的在补葺茅屋，有的推着独轮车，运送泥石，去修建新房，有的在车水。中稻收割了，金黄的稱草屯在田里。晚稻抽穂了，但有点旱象，田里开坼了。冲里的邮电所的新屋正在修建。韶山学校开了学。这个学校今年添了两个初中班，韶山的青年上初中不必出冲了。学生们纷纷到学校报到，领书，今年的语文课本印得非常之漂亮。韶山招待所每天要接待许多来访者，其中包括了世界各国的友人。就在昨天，这里还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去参观毛主席故居。也是在昨天，武汉杂技团来到了这里，为韶山的人们演出了精彩的节目。

韶山有个很强的支部，有个很大的农业社。这个高级社由于领导强,并且坚定地实行了多种经营，虽然今年田里受了一点灾,社员的每个劳动日还是能合一元三角。社长庞仁广，原先是乡长，四十来往，是个精千人。他大公无私，把心和精力全放在社里。高级社成立以后，他把自己的房屋和菜土扫数交到了社里，自己搬到岳家住。他的屋作了猪栏,莱土种了喂猪的青菜。

来往于韶山和湘潭间的公共汽车一天有四班。今天，我们怀誉愉悦的心情，搭上头班车，离开了这个群山环抱、终年青翠的幽美的山乡。（1956年）

周立波故居：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谢林港镇邓石桥村

参考资料：

黄 海《韶山的节日》三次发表揭密 《档案时空》2008-05-05

杨建民《韶山的节日》事件的前前后后 《党史纵览》2007-02-15

杨建民 周立波散文《韶山的节日》引起的一场风波 《党史博采》2009-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