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难以尽述的各种历史原因，现代的国人已经习惯了用“封建迷信”这个词，来评论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思想，其实“封建”与“迷信”本来是毫不相干的两个概念。

首先说什么是“迷信”？我们对一个人或对一种学说思想，完全搞不懂，就迷迷糊糊去相信他，就是“迷信”。同时，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或一种学说思想，完全搞不懂，就自以为是地去否定他、批判他，那叫做“迷而不信”。总之都是在迷惑之中。

所以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要明智而不要迷惑。只有对我们所关心的学说思想真正弄明白了，才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才有资格说“信”还是“不信”。明白了再去信，那叫“正信”，是觉悟之信；而对于虚伪的东西，明白了之后自然也就不信，这种“不信”也是明智的不信。

实际上对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思想乃至对中国历史上的先哲，我们可能都存有或多或少的“迷信”或“迷而不信”。比如，对“封建”这个词汇，除了少数真实的研究者，几乎所有的国人都对它有误解，将“封建”与“迷信”并列在一起。

那“封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封建”其实是“分封建制”的简称，亦称“封邦建国”。“分封建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政治体制，先不说这种体制到底好不好，但与“迷信”这个词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种被称为“封建”的制度。首先以史料记载比较完备的西周为例，当周武王率领诸侯平定天下，建立周朝之后，继续沿用前代“分封建制”的做法。如《史记·周本纪第四》所载：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从这里看出，周武王灭纣平定天下之后，首先找出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管理殷商的遗民，传承殷商的基业。因为商朝的基业是汤王所创立，传承著华夏民族的文化思想，周朝的建立是让这种文化思想继续传承下去，而不是使它灭绝。灭纣是因为纣王杀叔父、害兄长、荼毒百姓，所以才会顺民意而诛纣王。但不会因为纣王一人的罪过，牵扯商朝的先王和后代的子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兴灭国，继绝世”的思想，这种政治思想，是由宗法社会的基础而来的。“兴灭国，继绝世”就是对已经灭掉的国家，找出他的后人重新建立起祖先的基业，延续对祖先的祭祀。这是中国文化中真正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与后世某些政治野心家“斩草除根”的做法，何啻天渊之别。

“兴灭国，继绝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大，如汉高祖刘邦称帝时，即封赠了项家和战国时代一些诸侯的后人，这是汉初政治思想的豁达大度之处。汉朝之后的历朝历代虽然没有像周朝这样做得彻底，但也都不同程度的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凡是比较像样的政权，如唐、宋等时代，都还具有这种宽容敦厚的政治气度。

这是从武王封商纣之子看中国文化“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思想。接著我们继续上面所说的“分封建制”。

周武王封武庚禄父之后，同时也因为感念上古先王的贡献，分别找出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大禹的后人封为诸侯，再接下来是分封辅佐周室的功臣，如姜太公、鲁周公、燕召公等为诸侯。当时受封的诸侯有数百之多。这种政治体制即是我们后来所称的“封建制度”。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这种封建制度在当时是非常民主的一种政治体制，它以共同的文化思想为基础。通常各方诸侯都是因地制宜、高度自治的，只要每年向周天子述职就可以。除非诸侯国中发生动乱，中央的天子并不会过多干涉诸侯的政治事务，也很少有“一刀切”的政治措施。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这种封建制度早在黄帝之时就已开始，一直到东周以后，随著秦始皇东灭六国、混一天下才结束。从秦始皇开始实行的“郡县制”对后世影响也很大，除了汉朝是采用“三分封建、七分郡县”并存的形式之外，后来的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元、明、清，再到现在都是采用的“郡县制”。

关于这些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记载，除了《史记》、《春秋》等书之外，散见于各种经史典籍的比比皆是。奈何现代的国民同胞，因为种种障碍，罕有深入文化典籍者，因此对于中华文化的真正精神，就真似“恍如隔世”般的陌生了。

所以把中国历史从秦朝开始的“郡县制”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并不符合史实，而把真正“分封建制”的夏、商、周称为奴隶社会，更是对中国历史的极大误解与冤枉。中国历史上以宗法精神为基础的封建与西方历史上以地主庄园为基础的封建，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能把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社会形态硬套在中国历史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