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时期，汉字的变迁更为剧烈也最为复杂，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李斯所书《泰山》、《琅琊》、《峄山》等石刻，就是小篆的典型。另外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随之大量出现，此一时期的书法成就给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书法遗存今天的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及碑上的刻字。汉代的石碑艺术在这一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汉较少而东汉却“碑碣云起”。出现了象《张迁碑》为代表的方劲古朴类；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飘逸劲秀类；还有如《礼器碑》和前、后《史晨碑》的端庄凝练类等著名的碑铭。隶书书体在此时的碑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石刻外，近年出土的秦汉竹木简、帛书也十分丰富。如《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老子帛书》、《武威汉医简》、《居延汉简》等。篆、隶、章草均有，足与碑刻笔法体势相印证。其中有一些已显露行书、正楷的端倪。由于书法艺术在秦汉时代的昌盛，篆刻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精美。各种印章出现并发展。

秦刻石与小篆

所谓小篆，当以秦刻石为代表。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曾经在东巡中立了六块碑刻。今所存者仅《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两种。秦刻石传为李斯所书。

《泰山石刻》为前219年时所刻，原石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今存十字，其书与大篆比较，笔画俭约，结体更为规矩典雅。

《峄山刻石》今所传者为宋郑文宝所摹刻，峄山翻刻甚多，而尤以郑氏为最精。以上诸碑是秦篆的典型，其特点是用笔匀净挺瘦，提笔疾过，圆融峻整，其笔法又如玉筋、钗骨，所以秦篆又称“玉筋篆”秦刻比《石鼓文》、《秦公簋》简化，而且结束了六国文字混乱的局面。

西汉刻石

西汉的石刻很少见，据宋尤袤《砚北杂记》说：“闻自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赵明诚《金石录》仅著录《居摄两坟坛》、《五凤刻石》两种。其他西汉石刻是清以后才陆续发现的，所以伪刻较多。近人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所收集计有十种，有《霍去病墓石刻字》、《莱子侯刻石》等十种。以上石刻仅仅是作为坟坛、宫殿的计时标志，属于“小品”性质。从以上西汉的时刻来看，隶书的波磔还不明显，严格的讲，都非正规的汉隶碑刻，其实，西汉的隶书已经成熟，具有波磔挑笔。可以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简》、《孙膑兵法简》中看到，笔画都带有燕尾波挑。

东汉刻石

东汉“碑碣云起”。刻碑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门生故吏很多，为府主歌功颂德，或封山祭祀之用。自郦道元《水经注》便见诸于著录，有三百多件，碑刻、拓片流传至今者（包括近所发现）的约有二百余种。清代朱彝尊在《跋汉华山碑》中把汉隶分成三种类型风格：方正、流丽、奇古。其实从形制上可以分为碑刻和摩崖两大类。从艺术特点上可以把其分为：典雅、秀逸、拙朴、雄浑、纵肆、平整、古峭、奇谲。它们的代表作品有：《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西狭碑》、《石门颂》、《熹平石经》、《裴岑碑》、《夏承碑》。

汉代墨迹——木简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