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田汉一生有四段婚姻，但让他投入真情的只有三位妻子。由此，几乎在所有文献中，对他不钟爱的第二任妻子黄大琳只有一个评价，那就是“过渡人物”。
然而其实从一开始，这段婚姻就本不该存在。
1898年，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里，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易克勤带着3个孩子艰难生活。
易克勤坚强倔强，遇到困难从不低头，看到田汉聪明好学，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送他上学。为了供田汉上学，易克勤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被单，可这点资金远远不够，多亏她还有一个兄弟易象得以帮助。
易象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并想把自己唯一的女儿易漱瑜许配给他，亲上加亲。由于从小生活在一起，田汉和易漱瑜情投意合，并不反对这门婚事。
1916年，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和易漱瑜被易象送去日本留学，两人在那里结婚。这一时期，田汉的话剧创作也进入了丰收期，《乡愁》《咖啡店之一夜》相继问世。
这是田汉人生中婚姻事业最令他满意的一段时期，可幸福的生活总是太短暂。
1922年，田汉夫妻二人回到会内，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可就在1925年，易漱瑜却因病离世，这让田汉痛苦不已。
临终前，易漱瑜深情地牵起丈夫和好友黄大琳的手，将它们交叠在一起，说：“我走后，你们就结婚吧！”一句话，让田汉和黄大琳当场愣在了原地。
这是易漱瑜的好意，此时好友黄大琳还未成婚，她又担心自己走后丈夫无人照管，所以想出了这个办法。可这只是她个人的想法，却忽略了两位当事人的感受。
黄大琳是湖南长沙东乡人，其祖父曾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祖父在江宁任上中毒而亡，幸好其夫人饱读诗书，又靠着祖上遗产，勉强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计。
1907年，黄大琳在祖母的带领下投奔在吉林任职的亲人。在吉林幼稚园，黄大琳遇上了易漱瑜，由于两人都是长沙东乡人，又异乡团聚，所以格外亲密。易漱瑜比黄大琳大两岁，长的身材健美，便像姐姐一样爱护着黄大琳。
1912年，易漱瑜要跟随父亲回长沙，临别之际，她们发下誓言，日后一定要在长沙相聚。
大概她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在1916年，她们果真在长沙相遇，并读了同一所学校。两人虽然不同班，却总是形影不离，无论在生活和学习上，都互相帮助。
就这样，两人度过了三年快乐时光，但很快就再次迎来分别。易漱瑜和田汉去了日本留学，黄大琳时常写信倾诉思念，有时甚至落泪，直到1924年，易漱瑜因病回长沙休养，她们才再次团聚。
当看到好友因病苍白的脸，黄大琳心痛极了，她不禁趴在病床上痛哭起来。可她没有想到的是，易漱瑜会提出让她与田汉结婚的请求。
黄大琳对田汉没有爱，田汉对黄大琳也没有爱，但为了完成易漱瑜的遗愿，他们还是决定先恋爱一段时间试试看。
其实对于黄大琳来说，她必定要实现好友的临终托付，事实上她也做到了。恋爱期间，黄大琳无怨无悔照顾着田汉，尽心尽力地经营着这段感情，就连田汉的母亲与易克勤也对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可她的付出，却换不了一点恋人的感情，因为田汉沉浸在丧妻之痛中，久久无法自拔。
田汉在给日本友人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尽管田汉无法从黄大琳身上重返爱情，但他们还是准备晚婚。
1926年，黄大琳从城区第四民国小学调到了第一师范附小任教。此时，田汉已经去了上海，她时常能够收到田汉希望她早日去上海晚婚的信函。
黄大琳有些犹豫，因为此时她的父亲正在病中，家里经济有些拮据。不过，她的父亲听说她要结婚的消息，还是凑了200元大洋作为她的嫁妆。
最后，黄大琳由舅妈和表妹护送到上海田汉家中，于次年农历正月十八举行了婚礼。当时，来参加婚宴的文化名人很多，有郁达夫、徐悲鸿等人。
然而，这段没有爱的感情注定会走向失败，他们只持续了5年就结束了关系。
婚后的生活紧张而忙碌，黄大琳从未下过厨，但她为了田汉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创作，找来了各种相关书籍现学现用。当时田汉的经济并不宽裕，为了满足正常开支，她还卖掉了自己心爱的皮衣和金银首饰，连嫁妆也补贴了家用。
可就在黄大琳逐渐适应作为人妻的生活时，危机早已在暗中滋生。因为在此时，田汉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
林维中也是一位进步女性，为了逃避家里给她安排的婚姻，她跑到了新加坡，并在新加坡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
1925年，林维中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瞬间爱上了这个从未见过的男子。
田汉完全符合林维中心上人的标准，她大胆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并坦诚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已经结婚四个月的田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有妇之夫，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两人的感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928年寒假，林维中从南洋来到上海与田汉家与之相见。黄大琳见丈夫带了朋友回来，热情地去后厨准备茶水，可等她折回时，丈夫已经与林维中不见了踪影。
黄大琳很快就发现了丈夫与林维中的异常，她知道，田汉已经不属于自己。于是在1929年，黄大琳提出了和平分手，并希望田汉帮助她赴日本留学。
田汉感到十分愧疚，紧紧握住黄大琳的手久久不语。
这年冬天，黄大琳踏上了“长崎丸”海轮，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上海这个令她伤心的地方。田汉为她写下了临别赠言：
“为着我们的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1939年，已经回国的黄大琳在桂林养病，不想巧遇田汉。再次见面的两人好似已经忘记了过往，眼神中没有一丝异常的情绪，像老朋友一样互相敬酒，讲述这些年来发生的趣事。
据说，黄大琳最后与一位留学生结了婚，开始了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