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章宫的铜灯摇曳，汉武帝抚摸着案头的桐木人偶。这个被史书定性为"奸臣构陷"的巫蛊案，隐藏着帝王权衡江山的冷酷逻辑。征和二年的长安城暗流涌动，太子刘据面对东宫挖出的桐木人，选择了最激烈的反抗。他并非不知甘泉宫距长安仅百里，快马半日可达。
但当江充的掘蛊铲敲碎椒房殿地砖时，这位监国三十年的储君嗅到了更深层的危机——父皇对卫氏外戚的忌惮已至顶点。
廷尉监江充不会想到，自己严格执行的搜蛊令，实为汉武帝清理朝局的借力之刃。从查处赵王刘彭祖开始，这个酷吏便是帝王手中最锋利的刀。
当巫蛊案牵连丞相公孙贺、卫伉等卫青旧部时，江充依然坚信自己是在替君分忧，却未察觉已是棋局中的弃子。
史书称汉武帝因苏文谗言误判太子谋反，实则甘泉宫与长安的消息传递从未中断。老皇帝静观太子调动北军、诛杀江充，甚至默许其与丞相刘屈氂兵戎相见。
这场"父子对决"的剧本，早在卫子夫家族权倾朝野时便已写就。
高寝郎田千秋的上书，恰如其分地为汉武帝搭建了回旋阶梯。当"子弄父兵"的定性传遍天下，帝王迅速将江充灭族，同时下诏罪己。这套组合拳不仅平息民怨，更将帝国崩裂的根源悄然转嫁。而真相，随着思子宫的修筑，永远埋入未央宫的尘土之下。
晚年的汉武帝频繁催促重审巫蛊案，田千秋却以"养志和神"为由拖延。帝王最终默许了这种暧昧——若彻查到底，无论太子是否行蛊，都将动摇统治根基。江充的鲜血，成了弥合帝国裂痕的最佳粘合剂。历史总在重复相似的戏码。所谓"奸臣误国"，往往是帝王心术的遮羞布。当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太子鸣冤时，或许早已参透：巫蛊案的真正蛊毒，从来不在木偶，而在未央宫深处永不餍足的权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