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毛主席、朱老总、宋庆龄等领导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也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这时只听毛主席在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即人群传来阵阵高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在城楼上的共和国领导人同样十分的激动，镜头仿佛也定格在了开国大典的那经典一瞬间。典礼上，站在周总理身旁的女士是曾宪植。
此人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师妹、是她搀扶着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也是她被周总理邀请留了下来。
听着毛主席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曾宪植也在不知不觉间早已经红了眼眶。
关于曾宪植她有许多身份，她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人，她是毛主席的老友，她是叶剑英元帅的妻子，她是邓颖超与宋庆龄的秘书，她是一位伟大的共产党人！
曾宪植的六世祖曾麟书是自迁入湘乡600余年来第一位秀才，之后，曾家出了进士、举人、优贡、秀才20余人。
曾麟书有五子：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尤以曾国藩最为知名，他成了清末武装湘军的首领，他的弟弟曾国荃也官至两江总督。
曾国荃曾家排行第九，因此湘军呼之为“九帅”。1910年出生的曾宪植便是“九帅”曾国荃的后代——第五代孙。
尽管说到曾宪植出生时，曾家早已不复往日风光，可是祖辈积累下来的家产依旧十分的丰厚，曾宪植更是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她出生于长沙市府后街15号曾宅，自小便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本人的勤奋好学，6岁那一年她就进入了古稻田师范附小。
曾宪植就像是乱世当中的一朵娇花，她不仅是家风好。家庭条好，本人性格好，这本该是朵温室里的花朵。
然而曾宪植却是不愿意做一朵只会被人观赏的曾宪植花朵。
在她13岁那年，她考入了湖南省的第一师范学校。
这是一所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院校，从其中走出去的名人不计其数，其中就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谭延闿、黄兴……
这些人随意拿出来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领袖，黄兴在那个年代则是有着与孙中山先生地位相近的革命真英雄。
曾国藩的湘军名震天下，这所学校是走出去的大多是湖南人，他们改写了大半个中国近代史，曾宪植就在这所学校进修，这也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这是个新旧思想碰撞的年代，在老一辈人眼中，曾宪植无疑是离经叛道的。
女人不裹脚不针织，反倒是去学校里读书识字，这是不被旧思想所认可的。而曾宪植还能说会唱，性格开朗，之后又还加入了篮球队。
当时学校校长是徐特立，此人还是毛主席的老师，对学校里的女学生，徐特立表现的很重视。
在那个年代的教育家，更会去追求新时代和新思想，其中男女平等就是主要特征之一。
在第一师范学校里女学生中，曾宪植无疑便是代表人物，所以徐特立，对这个姑娘会多一些关注。
徐特立是老共产党员，他在学校里，会时常去讲述十月革命、苏联的历史。
曾宪植也在徐特立的影响下，那颗爱国心也越来越滚烫起来，思考起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这时的曾宪植思想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号召男女平等、反帝反封建，而且开始阅读起了共产党的书刊，同情起了情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北伐军也在1926年光复了武汉，接着筹建起了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
以前的黄埔规定只招收男青年，而从这时候起开始招收起了女生，很快曾宪植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她与学校里许多女同学一样，对这所学校充满了向往。
不过她与其他女生不同的是，在都观望时，她已经是收拾起了行囊，坚定的出发了。
对于曾家这样的名门望族而言，自然是反对曾宪植上军校的，女子怎么可以去当兵？抛头露脸又成何体统？以曾家的社会地位，吃喝完全不发愁，至于说上阵打仗，那是男人们该做的事。
然而这却挡不住曾宪植的一颗滚烫爱国心，16岁的她，革命思想早已根发芽。
1927年2月的一天，她趁着母亲生日宴，就跑到了武汉，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在当时报考的人数特别的多，本计划是只招四五十人，可是后来实际录取了195人。
三十四名四川籍的女子复试时，就落榜了两人，另外有一人因落榜抑郁而终。
刚进入军校的第一天曾宪植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剪辫子。
她这一生都清晰的记着那一幕。上百名女孩子，穿着深绿色的军装整齐排列着。
在激动与不舍的心情下，随着咔嚓一声，众人皆变成了英姿飒爽的女兵。
事实上，女兵的课程任务也并不比男兵轻松，除却学习战术、兵器等学科外，还会去学习术科。
就是与男兵们一样在场地上操练。
尽管说军校的生活很苦，不过每天曾宪植都是高兴的。
对外宣传方面相比较起军校里的男生来讲，女兵在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的，而本就样貌极佳又多才多艺的曾宪植，自然更是焦点人物，每次当她走上街头宣传革命思想时，都会受到极大的关注。
慢慢的曾宪植的名声也传开了，许多的报刊媒体和群众呼之为“美若天仙曾宪植”，其“黄埔军校第一美女”的称号也愈发响亮了起来
也是在这一年，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曾宪植的许多同期女同学们，有些脱下戎装返回家乡，有些转入地下秘密工作，而这时的曾宪植她放弃亲人的召唤，毅然跟随部队，从武汉抵达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之后起义失败后，曾宪植就去往了香港，从事起了地下活动。
1928年，18岁的她与志同道合的叶剑英结为伴侣。
结婚后的日子过的并不顺利，曾宪植她数次入狱。
组织原本是计划让叶剑英曾宪植夫妇一同前去苏联留学的，可是由于人数太多，曾宪植便主动让出了名额，到上海读书工作，在华南大学读书时，她因反对国民政府被捕入狱。
之后经过战友们的营救，曾宪植这才逃出囹圄，去往日本留学，结果又恰逢日本对留学生中的共产党人大肆搜捕，她再一次的被捕。
身在异国监狱中，曾宪植依旧时刻保持着自己的气度。
即使是在环境恶劣的监牢中，曾宪植依旧会每日省出一点饮用水，然后用手帕沾着水去擦拭面容，从而让自己保持精神面貌。
日本人也惊讶于她的气质不凡、从容不迫，就在提审曾宪植时，问道：“你是共产党么？”
曾宪植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高声问道：你们可知中国的曾国藩吗？我是他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子。”
随即日本人就找来了一个“中国通”听曾宪植讲述。
接着曾宪植就细数了曾氏家族中的那些个伟大事迹，那位“中国通”在听完她的话以后，当即便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向着这位曾国藩后人连忙鞠躬行大礼。
凭借着这层特殊的身份，曾宪植从日本的牢中出来了，继续在日本读起了书。
直到1931年，她才回到了祖国与爱人叶剑英重逢。
在回国以后，中央是安排她与叶剑英一同去中央苏区展开工作。
从上海到瑞金，这段距离有着国民党的天罗地网，一路上可谓是危险重重。谁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安全抵达。
在这凶险的情况下，假若叶剑英与曾宪植，这对才子佳人一同出发，那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特别是曾宪植长相过于漂亮，走在人群中很难不惹人注意，那骨子里的气质是根本无法遮掩的。
为安全起见，曾宪植决定她与叶剑英分头行动。
曾宪植的路线是绕路香港然后再去瑞金，这是她第二次去香港，一直到西安事变后，她才与叶剑英重聚。
当时的她在收到新的指令后，就去往武汉新华日报工作。
而恰巧这时的叶剑英也去了武汉，他们这一别便是六年之久。
曾宪植与叶剑英这对革命伉俪长时间的分离，只能有偶尔时间借执行任务之机，得以相聚。
在武汉那段重聚的时间里，二人唯一的孩子叶选宁出生了，刚出事不久的叶选宁的便被送往了湖南湘乡老家托人来照料，这一别又是十余年。
叶剑英经历了长征。之后在延安扎根，后又参与到抗日战争中而曾宪植则是辗转武汉、桂林等地。
1941年时曾宪植进入了延安，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
而这时的她也与叶剑英分离多年，叶剑英也与长征女干部危拱之成婚了。
在那个年代，一经分离就可能是最后一面。对叶剑英的选择，曾宪植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任何埋怨，这时的她把所有的心思全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
在抗日胜利后，她跟随中共代表团去往了重庆，参加统战工作，担任起了周总理夫人邓颖超的秘书。
在跟随着邓颖超这位伟大的女性身上，她学到了许多东西。
她所负责的工作是协助处理中共南京局的工运、青年、妇女工作。
这也让她对妇女统战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后来在延安土改运动中，她别开生面的想出了制作标语，接着去街上宣传的办法。
她的努力被所有人看在眼里。
也正因此，她才可以与毛主席、周总理、邓颖超等领导人相交，后来毛主席更是会亲切的称呼她为“阿曾”，
这个称呼不胫而走，随即其他同志们也称呼她为“阿曾”。
在开国大典前夕，宋庆龄受邀来京，有鉴于她的身份尊贵且特殊，便需要一位合适的人来接待。
曾宪植早在广州起义时，便结识了宋庆龄，可以说二人算是老朋友了。之后中办便安排由曾宪植陪同宋庆龄。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曾宪植为宋庆龄在北平城寻到了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按照宋庆龄的生活习惯布置了起来。
根据《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记载，当时的周总理告诉邓颖超说：
“现在房子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看过那栋房子，比较起重庆、上海我常去的那两个地方都要大些，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也是比较稀有的。
建国大典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30万军民共同汇聚在天安门广场，迎接着开国大典。
这时已经是花甲之年的宋庆龄也前来了，周总理发出指示：由曾宪植同志来负责她的接待与安置工作。
此前曾宪植就当过宋庆龄的秘书，对于这位令人尊敬的领导人她也感到了无比的亲切。
在开国大典上，曾宪植就这样搀扶着宋庆龄一步步的走上了天安门广场。
看着丈夫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如今终于取得胜利，宋庆龄心中也是激动不已。
曾宪植在将宋庆龄扶到天安门城楼站定后，便准备离开，也就在这时，周总理叫住了她，总理清楚曾宪植为革命所做出的牺牲，他说道：“阿曾呀，你过来，就站在我旁边吧。”
听到总理的话，曾宪植脸上也是肉眼可见地激动了起来，她对着周总理感激一笑，然后便站到了一旁。
在开国大典上，搀扶毛主席、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是她，站到周总理身边的是她，多年的战斗，她终于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1953年4月，在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当时的主席一眼便认出了曾宪植，这位“师出同门”（老师徐特立）的小师妹。
主席打趣地说道：“这不就是那个阿……阿……阿曾吗？
曾宪植这个湘妹子大步走上前来，她十分爽朗地用着故乡的口音说道：“报告主席，我就是那个阿……阿……阿曾！”
两位湖南老乡握住了手，接着只听毛主席再次幽默地说：“阿曾呀，你们这支娘子军是不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那支湘军呀？”
曾宪植笑着答道：“打得过！打得过！我们肯定是打得过！”
后来据李卫平撰写地《阿曾妈妈》记载描述说，在这次接见结束后，曾宪植就和毛主席做了告别，当时的主席用着略带“责备”地口吻说：“阿曾呀，你这进城以后都好长时间没来看我了，几年不见，你都要变成老曾了。”
曾宪植的反应也很快，急忙回答说“主席您工作忙，我不方便打扰您。”
说完，二人皆大笑了起来。
从在延安工作起，曾宪植便一直在为妇女事业而奔走着，为能够改变大众思想，她常常是身兼数职，挑灯工作至深夜，新中国妇女保护法的完善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光流转，在不知不觉间曾经的那位“黄埔第一美女”也在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可是却始终无法掩盖她那卓尔不群的气质。
在妇联岗位上她工作了四十多年，后来因为生病退居二线，可是她依旧时常惦念着妇联的发展，
1989年10月11日，78岁的曾宪植病逝于北京，结束了她那传奇的一生，
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为纪念她做出的贡献，人们还给她写了一副挽联：
“为党想为人想，把荣誉推出去，把责任揽过来，斥骂赞许不顾，志比泰山胸若沧海；不计得不计失，是真理拚命干，有意见当面提，上下亲疏弗论，情同白玉气贯长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