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迁移，就是国民党大撤退。

“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200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

时年41岁的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史专家、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的好友费正清不无讽刺地写道。

200万是没有，120万倒是有的。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3年，进入台湾的外地人共有国民党军队60万人，其他各类人员50多万。

在这之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五次人口迁徙，其中较大规模的有三次，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地区，俗称关外。清军入关后封锁东北，严禁汉人进入，使得东北人口稀少，出现大面积的无人区。19世纪黄河灾害频发，大批灾民冒险逃至东北，由此开始了难民“闯关东”的历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入侵东北，清政府无奈放垦东北以增强防卫，山东、河北农民大量涌入，形成“闯关东”的大高潮。到上世纪30年代初，仅迁到关东的山东人就已超过千万。

准备进入东北的山东人在等待检疫

西口是指长城北的口外，这里的“口”，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和河北独石口，均是长城要隘，为明朝抵挡漠北的重要塞外关口，后来逐渐成为陕商、晋商与外蒙的贸易集散地。走西口的主要是晋北人、陕北人和河北人。

山西杀虎口

从明中期开始至民国初年的四百余年中，晋、陕、冀三省的大量人口行走在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繁荣了北地的经济和文化，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进了汉蒙之间的民族感情。

南洋是指以东南亚较深区域（不包括越南北部等地）为主的区域，包括斯里兰卡、阿拉伯海以东的广大区域。下南洋的人多数为经商、打工或移民，主力人群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

现在东南亚各国华人占有很大比重：印尼2亿人口中，华人约有1000万；马来西亚2500万人，华人约600万；泰国6500万人，华人约2000万；新加坡现有的500多万人，约75%是华人。

新加坡的唐人街叫牛车水

这几次大的人口迁徙，虽然时间长，人口多，但没有哪一次像国民党撤退那样，一次性迁移上百万人的，所以称这次大迁徙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也并不为过。

我们无法想象100多万人一齐涌入狭小的台湾岛是什么情景，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他们无论是命若蝼蚁的士兵，还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抑或名噪一时的专家学者或嗷嗷待哺的婴儿，都成为国民党政治失败和军事溃退的牺牲品。他们在时代的挟裹下，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背井离乡，随遇而安，让自己的人生在惶恐不安中继续。

这些人无论原籍何处，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起承受漂泊异乡的愁苦。岛上的原住民给他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面对600万原住民，百万之众的外省人将被如何安放？他们谁也不知道。

不过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1950年后，台湾实行义务兵役制，去台的原60万国民党官兵，逐渐被年轻的台湾新兵取代，大批官兵退伍。而这些退伍官兵将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生活？

他们在台湾没有父母亲人，没有土地，没有一技之长，更没有自己的家。退伍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养活自己？这其实不仅是退伍官兵的个人问题，也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否则极易引起社会动荡。

蒋氏父子自然明白这个道理。1954年11月，台湾当局成立了一个专门安置和辅导退伍官兵转业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即“退辅会”。

退辅会主任为台湾省“主席”严家淦[gàn]，副主任蒋经国，实际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与这个组织应运而生的，是“荣民”一词。“荣民”就是“荣誉国民”，指的正是这些退伍官兵。蒋介石给退伍军人赐了个“荣誉国民”的称号，似乎这样就能让他们感觉不到饥饿了。

不过蒋氏父子终究还是为荣民们做了一些实事。

在蒋经国的推动下，1956年6月6日，台湾当局在台北兴建了“荣民总医院”，该院于1959年11月1日正式建成营业。这家后来被称为“荣总”的大型综合医院，成为与台大医院、三军总医院等医院并列的最高级别的医学中心。

荣总投入运营后，不仅成为荣民看病就医的地方，也逐渐成为国民党高层人物的病房，包括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均在此就医与过世。

蒋经国领导退辅会还干了另一件大事，就是在台湾中部兴建了横贯台湾东西的一条公路——中横公路。

这条路穿越台湾岛中央山脉，主线与支线全长300多公里，全部由荣民完成。该工程共动员了1万余名荣民，其中伤亡300多人。

中横公路将台湾东西部连接起来，促进了台湾东部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对当时的台湾当局来说，这条耗资巨大的公路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安置数量众多的荣民。

工程完工后，众多荣民在公路沿线扎下根来，靠种植蔬菜和水果谋生。荣民们开动脑筋，不断摸索，成功培植了台湾以前没有的温带水果和高寒地带蔬菜，改写了台湾农业史。在荣民的努力下，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台湾蔬果生产基地，公路及附近优美的山林、绿地、连绵的果园，也成为台湾重要的旅游景区。

中横公路

到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关系有所缓和。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明确了党和政府两岸“三通”的政策主张，即“通邮、通商、通航”。台湾方面则将“三通”扩展为“三通四流”——通邮、通商、通航与探亲、旅游以及学术、文化与体育交流。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三通四流”在很长时间内只限于理论层面，未能付诸实施。

1987年，众多荣民走上街头，向台湾当局请愿，要求开放回大陆探亲的通道。很多人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在1962年写的《望大陆》印在横幅或小旗子上，表露自己要回家的心声。

1962年，83岁高龄的于右任自知来日无多，于1月12日写下日记，嘱托后人：“我百年后，愿葬我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他还在旁边注明：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

两天后，一夜未眠的老先生披衣而起，写下了那首让人读起来怆然泪下的悲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与蒋介石

于右任的望乡痛哭，触动了老兵们的思乡情，他们渴望回到家乡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

一名请愿的荣民胸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两个字：想家。他告诉记者，“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蒋经国迫于舆论压力，于1987年11月正式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

消息传来，荣民们奔走相告，喜极而泣。

随后，台湾红十会准备了10万份表格，让愿意回家探亲的老兵们填表登记，结果仅仅半个月时间，10万份表格就被荣民们抢空。当年12月，第一批荣民终于踏上了返乡探亲的归途。

时隔数十年回到家乡，荣民们内心很复杂。此时的他们绝对算不上衣锦还乡，很多人过得并不像大陆人想象的那样好。

当年蒋介石曾信心满满地向老兵允诺：“一定要带你们回去！”当时蒋介石还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为稳定军心，他给每一名士兵都颁发了“战时授田凭据”，告诉他们，这个田是他们在大陆老家的田，等“光复”大陆后，每人都能拿这个“战时授田凭据”领到一块地，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蒋经国掌舵后，“反攻大陆”成为历史，在老兵们的抗议下，台湾当局收回“战时授田凭据”，改为发补偿金，按官兵的等级高低，分别发放5万到50万元台币补偿金。

补偿金从1990年才开始发放，而在那之前回大陆探亲的荣民，除了在台湾做生意或通过其他渠道挣了钱的以外，大多数人都没什么钱。即使后来用“战时授田凭据”领到了补偿金，也并没有多少钱。当时1台币约合人民币0.2元左右，5万台币也才1万多人民币。这在90年代的中国似乎是大钱，但这可是荣民几十年的身家啊！

不过有总比没有强，不少单身荣民就用这个补偿金在大陆娶了老婆再回到台湾继续生活。更多的荣民因为受限于蒋介石时期“不准退伍、不准成亲”的苛刻规定和微薄的收入，在年轻时未能结婚成家，退伍后依然单身，成了名符其实的单身汉——无父母亲朋，无妻子儿女，以至孤独终老。

当然，台湾当局并未对荣民不管不问，为安置荣民，台湾当局在台南、花莲、新竹、屏东等地修建了“荣民之家”，用来安置那些没有家室的单身老兵。

台湾花莲县荣民之家

另外，台湾还有很多安置老荣民的集体宿舍——大我退舍，80年代初，仅台北就有十六处大我退舍。

相比大我退舍，荣民之家建得比较晚，也要高档一些，不仅设施完善，而且环境优美，老兵在这里颐养天年，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

台湾花莲荣民之家附近景观

对于去台时带有家属或在台湾娶妻生子的中下级官兵，台湾当局则建设了大量的眷村。眷村多为平房或两层小楼，有点像上世纪许多国有企业的家属宿舍，简易而朴素。后来随着台湾城市化的进展，昔日的眷村越来越像大城市中的贫民窟。

不过，眷村却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像曾经的台湾省省长宋楚瑜、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吴小莉等人都是从眷村走出来的。演艺界的就更多了，比如：邓丽君、林青霞、李立群、焦恩俊、任贤齐和周渝民等等，都曾在眷村生活过。

白崇禧之子、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虽然未在眷村生活过，却在多部小说中出现过眷村，可见眷村在台湾影响之大。

时至今日，台湾还有近900处眷村。随着荣民数量的减少，有些村落已成为旅游景点或被改为他用。

最后的眷村

如今，仅生活在大我退舍的荣民，就从高峰时的数千人减少到不足800人，且大多是年逾八旬的老人。随着一位位荣民的逝去，一个个房间的空出，荣民这道在台湾特有的历史图景，将渐渐走向消亡。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除了4000多名已返回大陆的荣民以外，剩下的50多万荣民，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业已去世的，都已远离故土，漂泊异乡，成为终生的游子。尤其是直到去世时都未能返乡的荣民们来说，回家，似乎成了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个梦，直到有人能帮助他们“回家”。

2012年，“CCTV感动中国”栏目组请来了一位叫高秉涵的台湾老人。

高秉涵生于1935年，原籍山东荷泽。13岁那年懵懵懂懂地随同学投奔到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之后汇入逃难队伍到了台湾。他先在垃圾堆里和狗争食，后在火车站做小贩。不久在同乡的资助下，考上初中，六年后又考取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做了法官。之后辞掉公务，成立工作室，成为一名著名律师。

高秉涵在台湾的经济条件不错，又是知名律师，老乡们把他当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是热心肠，总是有求必应，老乡们就经常到他的办公室聚会、聊天，把那里当成了“家”。

一些老兵眼看着回乡无望，就嘱托高秉涵说，如果我死了，希望你有一天能把我的骨灰带回家去……

上世纪90年代初，肩负着老兵们嘱托的高秉涵终于等来了两岸三通的这一天。从1992年起，他开始郑重地履行自己的承诺，频繁往返两岸之间，把上百名老乡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高秉涵将老兵骨灰交给其济南亲属

可是送了那么多人“回家”见亲人，高秉涵却未能见自己母亲最后一面——他的母亲早在三通之前的1983年就已去世。

在2013年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问他想说些什么时，已78岁高龄的高老脱口而出：“俺想俺娘！”

短短的四个字让无数人泪目，也说出了老人和几十万荣民内心深处那无法弥补的遗憾。

对离家几十年的游子来说，家乡的一切都异乎寻常的珍贵。早在1981年，高秉涵的一位已移民阿根廷的学姐回乡探亲，专门绕道台湾给高秉涵和老乡们带去许多家乡特产。

第二天上午，高秉涵的100多位荷泽同乡齐聚一堂，激动地听这位学姐作“乡情报告”，之后大家开始分发礼物。高秉涵是律师，老乡们就推举他来给大家进行分配。于是每家分得烧饼1个，柿饼3个，红枣和山楂各5枚，家乡泥土一小勺。高秉涵因分配有功而多分得一勺泥土。

后来高秉涵把这些土一半放在银行自己的保险柜里，另一半分7次放进茶水里喝了。

老兵亲属向高秉涵磕头致谢

“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可不能咕咚一下咽下去，含在嘴里半天不舍得咽。分得的耿饼（柿饼）和烧饼直到放得发霉了也没舍得吃。”高秉涵说。

土是什么味道？相信大多数人没尝过，也不愿尝。可是对高秉涵来说，能尝到家乡泥土的味道，竟然是一件无比奢侈的事情！这种催人泪下的思乡情，又有多少人能够体会？

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典礼上，高秉涵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这海峡好浅，好浅，深不过我的遗憾。”

初次离家的少年，会因为想家而在暗夜里低声啜泣。可是少年尚有回家时，老兵们离家几十年，年岁渐长，却只能望乡兴叹。

“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老兵们能做的，只有远眺大陆，只有痛哭！

2017年4月20日，97岁老兵胡定远在老家泸州的父母坟前痛哭

莫说老兵，就连蒋介石自己也是如此。他晚年一直以没有机会重回故乡而耿耿于怀。他经常谈及溪口和奉化，牵挂着父母的灵祠。每次到金门，他都要登高远眺，对着大陆的方向久久不语，思乡之情凝重，令人动容。

1986年，冯玉祥将军之子、著名物理学家冯洪志专程到浙江溪口的蒋家旧址，取蒋经国生母坟前一抔黄土寄给蒋经国。据说蒋经国收到后激动得直流泪。

历史给我们留下遗憾，也赋予了我们完成祖国统一的重大使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只有统一，才能强国，只有统一，台湾才有前途，也只有统一，老兵们的“回家”梦才不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高秉涵与姐姐高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