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多少文人贤士惜于尘沙裹金，无法崭露头角。物有所用才能散发光芒，不得其职的境遇不仅是有才之人的痛苦，更是用人者的损失，而在促进人们各司其职的方面上，选官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制架构，制定过不少官员制度。
汉代统治者秉承儒家思想，鉴往知来，制定出了一套能够维护封建统治同时又具有开创性的选官制度。汉代选官制度体系包括察举、辟除、皇帝征召、考试、任子等多种制度类别。通过这些各具特色的选拔制度，汉统治者引入了大量人才，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由于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汉代选官制度也逐渐与客观规律脱节,产生了造反内乱、外戚干政等弊病，严重阻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官制的历史十分久远，经历了一个循循渐进、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苏东坡在《论养士》中就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中国官制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像神话传说上记载的大禹就曾被任命为管理水土的官员，伯夷管理礼仪祭祀，契管理百姓教化，益管理山林川泽，皋陶管理监狱刑罚。
原始社会的上层阶级进行选拔官员的时候秉承“天下为公”的理念，多以任贤为主，像家喻户晓的禅让制，但此时官制仍还是处于萌芽状态，尚未成体系。直到国家政权的初步建立，它才得以成形。
到中国第一个国家夏王朝的建立，夏国王打破了以往的禅让制，采取世袭制，“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此后的殷商与两周也都沿袭相关的措施。在任命政府各高级官员以及爵位等级的时候，三朝统治者主要依据家族血缘和远近亲疏关系。
《礼记·礼运》记载：“今大道既微……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公贵族子弟就可以高枕无忧，整日游手好闲，他们在上任之前必须学习国学知识以及相关礼仪，练就必备的素养，也就是苏轼所谓的“三代出于学”。
到西周建国时期，世卿世禄制度在宗法制的加持下，变得更加牢固。朝廷命官都由嫡长子世世代代继承，他们不仅坐拥官职爵位，还享有大量封地，地位至高无上，无人可撼动。
而民间一些寒门子弟虽然腹有万卷诗书，胸有雄图大志，奈何世卿世禄制度的阻碍，根本无法施展抱负。不过，此时也有一些例外，像被文王重用的姜子牙等人，但他们仅是万里挑一的幸运儿，朝廷里的重要职位仍是留给官家贵族出身的“天之骄子”的，这些凤毛麟角根本无法以孤军之力撼动庞大的世官制的体系。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纷雄起，诸侯王们为了一统大业而广揽天下贤才，对于一些民间的有才之士，也以礼相待，收在幕下，像举于市的百里奚，举于士的管夷，举于海的孙叔敖等人。这种选贤任才的风气突破此前的官位世袭制度，给统治阶层带来红利，但此时仍是发端期，规范化的选贤任能制度尚未建立。
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逐渐瓦解，社会快速转型，封建制度慢慢巩固，养士军功制度蔚然成风。在这种制度之下，国君不问出身，只问才能，广招贤人，以辅大业。
《史记》记载：“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
此时，不少国君贵族开始招揽有学识的食客，养士制一度兴起，像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就以善养士人而为人所知。同时，一些诸侯国的政府也追随这种潮流，建立起专门的养士机构，像齐国的稷下学宫。 等到秦国商鞅变法后，军功制度建立，凡是有军功的子民都将被赏赐爵位和财物，而那些尸位素餐的旧贵族则会面临免职除籍的境遇。
《史记》记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芳华”的惟才惟功的选官制度打破前朝弊端百出的世官制，让底层人有了上升机会，让贵族一劳永逸的权利瓦解，也为汉代选贤任才的官制架构提供一定借鉴。
秦灭六国后，统治者除延续此前的客、军功等制度，还采取了吏道、通法、征士等选官制度，其中，吏道是底层吏卒通过考试得以晋升的制度，征士是征召人才的制度，它们都具有选贤任才不问地位的特点。但到后期，秦始皇主张“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大量损毁百家的书籍，将初期建立的选官通道重新堵塞。
到汉代，汉皇帝汲取秦亡的教训，改变法家思想色彩浓厚的制度架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注意文德修养，以缓刑慢法来整治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缜密的选官体系。
汉代建国初期，人员混杂繁多，难以让其真正做到归心。为了整夯吏治，实现稳定统治的目的，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家学说作为基础，建立起适于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儒风官制架构。
汉代官制架构的一大亮点就是儒家思想的融入。从最初的士人培养到最后的官海沉浮，儒家思想的深刻内涵贯穿其中，朝廷上下的官员也都是儒学大家。
《汉书》记载：“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士人们自小学习儒家经典，灌输经济治世的理念，加冠成人后又怀揣“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以突出的德行、礼仪修养脱颖而出，进入仕途。
官吏作为为皇帝分忧解难的助手，自然不能敷衍了事地选拔，汉代统治者在此应用了多种方法手段，而不拘泥于一种措施。汉代选拔官员的方法由征召制、察举制、辟除制、任子制以及赀选制等制度组成。征召是自上而下的选举方式，皇帝为用人需要而从下征聘一些知识渊博或者素养高尚的名士。
《汉书·张冯汲郑传》记载：“（汲黯）称疾归田里。上闻，乃召为中大夫。”
察举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官员选拔制度，由中央官员或各郡县长官考察一方民风民情，拣选出德才兼备的能够胜任职位的人，然后将他们推荐给中央。“举孝廉”在这种制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汉书》记载：“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
所选举的孝廉也有标准：必须要具有高尚的德行，渊博的学识，审慎的行事态度，同时能够识大体，喜善行，精通法令，清廉公正。察举制有每年一次的也有不定时的。前者主要是地方官员定期对上进行汇报，考核科目分为孝廉、茂才两科。
后者主要是不定期的举贤良方正，一般是君王在天灾发生后下诏选举，其考核内容为贤良文学，像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就是通过贤良文学上位的。辟除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举方式，由上级官员自己选举聘任下级官员。据《汉书》记载，身为御史大夫的萧望之就曾通过此种方式，任用薛广德为自己的属下。
任子和赀选两种制度，都是统治阶级为官家富贵子弟开辟的特权通道，前者指的是任期符合规定的高级官员可以保举他人为官，像霍光最初就是由其担任要职的哥哥霍去病保举为官的。后者指的是向政府捐钱为官，通俗来讲就是买官，像司马相如就是通过买官来侍奉汉景帝的。
汉代官制是三公九卿制，即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地方采用郡国制。三公分别是掌握行政权的丞相，掌握君权的太尉以及掌握监察权的御史大夫，九卿指太常、太仆、廷尉、卫尉、宗正、少府、大鸿胪、光禄勋、大司农这九个机构。地方的郡国制有郡守、国相、都尉、郡丞等官位，负责管理一国或一郡县的职务工作。
为了能让官员更好地履行职责，汉代统治者制定了专门的律法来考核官员政绩。在年末的时候，地方长官会派遣府内的部分专员，将录有本郡基本情况的簿册汇报给中央，中央再依此进行相关的考核。
中央会对政绩优越的或者是勤劳有名誉的官员进行爵位晋升，像赵禹因为有积攒的功劳，便从小吏逐渐被升迁为御史。而对没有取得显著成绩的官员则进行批评，甚至会被免职。
《汉书·翟方进传》记载：“强弩将军王骏以无功免。”
同时，汉朝皇帝也很重视打击官场中的贪污受贿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将面临严厉惩罚。汉文帝就曾下诏：“吏受赃王法……皆弃世。”为防止官员贪污，皇帝还设置了一些监察官员来监督百官行为。
汉代的官制体系较为系统完整，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它避开了此前世卿世禄制所带来的贵族垄断官位的现象，通过开拓多种渠道为朝廷引进了大量贤良之士，让他们的学识充分发挥了出来，不仅提高了朝廷官员的整体素质以及官制运转效率，也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其次，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运作机制，能够让百姓间以受到良好的教化，提高百姓素质。各地官员在日常行事的时候，都会秉持儒家思想，注意身先力行，做好民众的表率。
《汉书》记载：“夫吏者，民之师也。”
汉代官员持有儒家的民本思想，自然也会亲民爱民，注意抚慰民心，这样更易帮助统治者获得民心，从而加强统治，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
完善的奖惩与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的任职质量。晋升爵位能够鼓励官员提高自己的履职能力，以取得更多政绩，并保持自身的廉洁，而免职下狱等惩罚方式则警示无所事事的官员，防止其尸位素餐或者是贪污受贿。如此，朝廷上下的官员都被一双无形的眼睛监督着，各种越职或者失职的行为自然也就胎死腹中。
这些良好成效不仅让汉代统治者受益，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借鉴，像贤良文学等分科考试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的科举制选官。
当然，汉代的官制也有一定缺陷，为汉朝统治带来了隐患。首先，举孝廉过于注重德才之名声，致使一些沽名钓誉的无才小人通过不正的隐蔽渠道获得了官位。同时，过于注重名声的选官行为也让不少口是心非之人当上要职，影响了官场风气及地方的治理工作。
《桓灵时谣》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其次，像任子制这样的选官制度极易引起任免权的滥用，造成内部有意分裂政权的团伙势力的崛起，产生篡权的隐患，严重影响了中央统治，像汉末外戚干政以及傀儡皇帝有名无权的现象，都与朝堂内的官员私自勾结聚成一方强大势力的原因有关。总体来看，汉代官制架构虽有缺陷，但作为一项不可缺失的用人制度，它在两汉长达四百多年的统治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
汉代统治者革故鼎新，借鉴前人有利经验创制了察举制、征辟制、任子制等选官制度，同时又汲取前人教训，以温文尔雅的儒家思想贯彻官制体系，并采取相应的考核奖惩、监察等措施保证了官员质量，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巩固了万里江山。
汉代的官制建构中也有很多值得今人学习的地方，像官员做表率教化百姓，勤政廉洁的官员要求等，这些措施历久弥新，利于当今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实乃古代人民留给我们的财富。
参考文献：
《礼记·礼运》
《史记·商君列传》
《汉书·匡张孔马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