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国务院总理。上任后仅七天，他便召集并主持了国务院的首次全体会议。
在担任国务院领导职务的七八年间，朱镕基先后应对了90年代初期的价格体系改革和9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体系风险。在此期间，他积极推动了一系列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大改革举措，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化以及金融系统的全面整顿工作。这些改革举措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展现了其处理复杂经济问题的能力。
朱镕基深知自己肩负着引导中国发展方向和保障亿万民众生活的重任，因此他始终保持着高度谨慎的态度，就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样小心翼翼。这种谨慎并非夸张，而是对他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
他深刻意识到：目前提建议很轻松，因为想法可以自由发挥，不受任何限制；制定政策同样简单，即使不是内行，只要愿意向专家请教，依靠各部门共同努力，最终形成的方案再怎么也不会出大问题。
制定规则和措施是一回事，真正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得通过会议确定方向，接着还得召开协调会解决具体问题。这还不够，后续还得实地督查，否则很难保证这些规定能真正落地见效。整个实施过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在正式就任总理职位前的3月15日，朱镕基观看了央视的"3·15"特别节目。节目内容让他感到忧心忡忡。这场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主题的晚会，暴露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给即将上任的朱镕基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新一任政府领导人，他意识到维护消费者权益、整顿市场秩序将成为其执政期间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次观看经历，对朱镕基后续制定相关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次活动重点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传销"乱象。说实话，朱镕基之前对这种营销方式并不熟悉，通过这次晚会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节目内容让他深感震惊，也让他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来遏制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次活动为后续打击传销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促使加强了对这类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
传销，本质上是一种层级式销售模式。参与者通过发展下线来获取利益，每名上线通常需要招募十名下线，而这些下线又会继续发展更多成员。这种模式往往伴随着欺诈和强制手段，成员被诱导或逼迫推销劣质商品。这种非法活动对参与者造成严重伤害，导致许多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破裂。
一旦陷入传销组织，想要脱身极其困难。组织内的上级成员会联合施压，阻挠退出。轻微的惩罚可能包括身体暴力，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
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消费者往往遭受更严重的后果。例如，一些购买了虚假“医疗器械”的人，原本只是行动不便，尚能勉强站立，但使用这些伪劣产品后，情况反而恶化，最终导致长期卧床，无法自理。
传销组织的核心人物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通过操控底层参与者和剥削下线成员，每日非法获利可达数千元，月收入轻松突破数万元。这些团伙头目利用金字塔式的发展模式，不断吸纳新成员，从中获取巨额非法收益。他们的财富积累完全建立在损害普通参与者的利益之上，通过层层剥削实现暴利。这种非法经营模式不仅让组织者迅速致富，更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破坏。
朱镕基对造假行为的态度非常坚决。早在198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担任市长期间，就明确强调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并将"质量是上海的生命"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伪劣商品的零容忍态度，也反映了他对经济健康发展的长远考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的问题依然屡屡出现。针对这一情况，朱镕基制定了一项严格的措施：如果某家工厂的产品在抽检中连续两次不合格，无论该厂规模如何，厂长都必须立即被撤职。这一规定旨在通过严厉的处罚手段，督促企业提升产品质量，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
部分同事对此表示不解，他们向朱镕基提出：“厂长的职责是统筹全局，质量问题理应由负责生产的副厂长承担。”
朱镕基对此直接表态：“连产品质量都把控不住的人，根本没资格当厂长。一个厂长要是连产品品质都保证不了，那还干得了什么？一旦产品质量出了岔子，厂长必须立刻下台！”
朱镕基对"传销"问题深感忧虑，尤其当这些非法活动还涉及假冒伪劣商品时，情况更加严重。他立即联系了负责经贸和市场管理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商讨应对措施。传销活动的猖獗程度及其造成的广泛危害，已经严重到让朱镕基难以入眠的地步。
李岚清向对方表示："早在去年，我就已经下达了关于禁止传销的指示，相关文件也下发了一年多，但目前看来，这项工作的推进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朱镕基回忆起1997年曾收到一份关于立即禁止传销活动的报告，他当时已批准该文件。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项政策的执行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他深入调查了传销的运作模式，发现这些非法组织背后有地方黑恶势力支持，甚至还有政府内部的"保护伞"。因此，尽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相关文件，但在地方层面，这些政策往往被搁置，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朱镕基在会议上强调："大家必须把工作落到实处，反复执行，确保每一项任务都得到切实完成。"
朱镕基面临的另一大难题也让他倍感压力。
朱镕基观察到，一些地方经济部门的官员和国企高管缺乏专业知识却行事鲁莽。这些人对经济和金融一窍不通，却热衷于指手画脚，充分展现了"不知者不惧"的作风。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暴露了部分领导干部在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上的严重不足。
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审计小组，对各大央企和国企的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这一查可不得了，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然而，外国投资者很快意识到，这些中国公司对市场策略和商业规则缺乏基本了解。于是，一些精明的商人趁机联手，通过不正当手段从中获利，使中国企业蒙受了损失。
这一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方面瞬间蒸发了7.7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超过60亿元。如此巨大的资金流失，令朱镕基既感到震怒，又十分痛心。
1998年的中国经济并不发达，全国财政总收入仅为9900多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损失数百亿资金，无异于将国民的辛勤劳动成果拱手让给外国。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伦敦进行国际期货交易时，存在违规操作。他们未经批准擅自借入外币，且没有设置借款上限，最终导致巨额亏损。
后续调查揭露，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违规为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朱镕基对此极为愤怒，严厉斥责了这一行为。
这位行长不仅应当被免职，还应被永久禁止在银行业工作。我认为他应该面临刑事处罚。中国银行总行都不具备这样的担保权限，更不用说一个省级分行了。
在近年国家机关和干部频频出现问题的背景下，朱镕基在国务院首次全体会议上，对各部门负责人提出了三项明确要求。
首先，在进行调研时，应该精简随行团队，简化接待流程，避免安排陪同用餐和接送仪式。
他决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自己带头，还要求各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在前往各省市调研时，随行人员严格精简，仅带一名副部长级别以上的干部，其他最多只能派出一名司局长陪同。这一举措旨在简化考察队伍，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不必要的随行人员，确保调研工作的务实高效。
此举旨在严控公款吃喝的不良风气。如果放任自流，各级部门频繁宴请，今天省级单位做东，明天市级单位摆席，日复一日的应酬活动将会给地方财政带来沉重压力。这种无节制的支出模式，最终会严重影响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这种浪费公帑的行为，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朱镕基对公款宴请一直持反对态度。1990年代初，他刚进入国务院就公开强调地方官员不应陪同用餐。但实际情况让他不得不调整态度。由于各地接待频繁，他最初只是象征性参与一次，后来逐渐变成出发和返回时各参加一次宴请，最终不得不适应这种普遍做法。
他表示：“目前我认为继续妥协已经行不通了，不如各自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何必强行凑在一起？这样不仅妨碍正常交流，还让整个氛围变得低俗。”
第二条要求是优化会议安排，缩短会议时长，控制参会人数，并且禁止在豪华酒店或旅游景点举行会议。
朱镕基认为，党员干部外出参加会议时，应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他主张会议地点应选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这样既能完成会议任务，又能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实现会议与调研的双重目的。
第三条规定明确，国务院领导通常不参加各部门、地方或单位组织的会议。这一规定旨在减少领导出席不必要的会议，优化时间管理，确保领导能够集中精力处理更重要的国家事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资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体现了对领导职责的合理分配和尊重。
朱镕基在担任总理期间，面对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会议过多且效率低下。他发现，许多会议只是形式上的讨论，缺乏实际效果，参与者往往空谈而不付诸行动。这种情况导致大量时间和资源被浪费，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得不到有效处理。朱镕基对此深感忧虑，认为这种“会海”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执行力。他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确保会议能够真正服务于实际工作，而不是成为无意义的例行公事。
他还明确要求国务院领导层避免参与各类仪式性活动，包括出席接见仪式、合影留念、颁奖典礼、剪彩仪式以及作品的首发或首映活动。这一规定旨在减少领导层在非核心事务上的时间投入，确保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处理重要的政府工作。
他发表完这番言论后，许多人不禁低下了头，但接下来抛出的话题更具冲击力——"政府机关改革"。
朱镕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投入大量精力钻研企业管理知识。从1984年到2001年，他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长达17年。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借鉴到政府管理中，以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他致力于将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引入政府运作，以期打造一个更加高效、专业的行政管理体系。
他遵循常规的企业管理思路，为政府机构改革制定了详细方案：首先明确各部门的具体职责，接着确定岗位设置和人员数量，同时设定了明确的精简目标和具体标准。
朱镕基启动改革的首个目标直指国务院。他提出，政府机构必须精简，而这一进程将从国务院率先展开，要求其人员规模缩减50%。这一决策标志着改革的实质性开端。
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精简政府人员配置。具体来说，副总理职位由原来的6个缩减到4个，国务委员从8人减少到5人，而且其中两人需要兼任其他职务。此外，国务院副秘书长数量从10人减半至5人，机关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大幅裁减，总体规模缩减了50%。这些调整旨在优化政府机构设置，提高行政效率。
他的思路很明确：不裁人就无法提高效率，部门间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假如国务院的编制不缩减一半，其他部门怎么可能积极响应？即便他们表面配合，也未必真心实意去执行。
在山西某地，公路上设有收费站，交警身着厚重的军大衣，一旦有车辆经过，便立即要求司机停车。他们迅速开具罚单，起价为60元。若司机表示不满，罚金立即翻倍至120元。如果司机继续抗议，罚金会再次翻倍，达到240元。
自1998年起，朱镕基同志以其一贯果断、说到做到的工作态度，与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的同事们共同努力，历经五年的辛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1998年下半年，中国遭遇了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最终战胜了这场百年难遇的自然灾害。这场抗洪斗争的胜利，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顽强拼搏。
199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次年，国家推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旨在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到了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对外贸易额位居世界首位。
199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52万亿元人民币。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3.74万亿元，五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约为790美元。五年后的2003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270美元。这意味着，在此期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每年近10%的速度持续上升。
在2000年前后的五年间，中国抓住了关键的发展契机，为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国家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为后续的快速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五年中，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成功把握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这一阶段的发展成果，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石。
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98年，朱镕基同志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25年过去了，他当时坚定有力的言辞，依然在我们心中激起深深的共鸣。那次会议的精神和影响，跨越时空，持续激励着我们前行。朱镕基同志的话语，不仅是对当时形势的深刻洞察，更是对未来发展的远见卓识。25年的历程，见证了这些话语的深远意义，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铭记那段历史时刻。
这位老党员始终坚定不移地追随党的步伐，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追求，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