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吴长富
整理/温暖的时光
公元1987年5月6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特大森林火灾。我时任驻地齐齐哈尔、原解放军第23集团军步兵第68师师长。
我们师是第一支奉命开赴扑火救灾前线的部队，在同烈火搏斗的28个日日夜夜里，为了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师党委带领全师指战员，以压倒一切艰难困苦的气概，转战东西两大火场，连续打了4个战役:
先后两次保卫塔河，和兄弟部队、森林警察、当地群众一起，共扑灭一公里以上的火点231个，消除10公里以上的火线17条，打宽80至100米的防火隔离带125.5公里，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赋予的“确保塔河，保住大兴安岭南麓森林资源”的任务。
中央军委给我们师记了集体一等功，给我本人也记了一等功。
火场上容不得犹豫、推诿作风，
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敢做敢为
我们师驻地距塔河800多公里。5月8日晚6时40分，师里突然接到赴大兴安岭扑火救灾的战斗命令。
师领导立刻赶到作战室，召开了紧急党委常委会，当即明确了三条：一是我们是第一批奉命参加扑火的部队，这是上级对我们的信任，要打得出色，干得利落。
二是火场就是战场，我们的干部、党员一定要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完成好这次任务。
三是确定部队分三个梯次开进。经过4个小时的紧张准备，全师陆续登车出发，边开进边动员。
9日下午4点46分，师部带第一梯队到达塔河。
塔河火情十分严重。当时，大火已逼进距塔河30公里处，塔河县城上空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随时有被吞噬的危险。
塔河一旦被烧，县城的五万多群众和国家财产，大兴安岭南部的大片森林，将遭受巨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这种情况，干部和战士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也非常焦急。我们一面开设指挥所，命令部队抓紧做好扑火准备；一面找地、县领导请领任务。
当天晚上，军区李参谋长给我们打来电话，传达了国务院李鹏副总理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保住塔河！要以呼玛河为依托，打成防火隔离带，不让大火向大兴安岭南麓蔓延。
要保塔河，必须首先保住塔河的屏障——绣峰林场。集团军首长根据李鹏副总理指示，确定我师后续梯队立即停止前进，调整卸载部署。
根据上级指示，师立即派参谋长张向春率一个步兵团连夜开赴塔河以北23公里的绣峰一带，勘察火场，扑打火头，并于10日凌晨展开了保卫塔河的第一仗。
按原定计划，师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要开赴远离塔河、绣峰的盘古、蒙克山一带，这显然不适合当时的火情和保卫塔河的需要了。
我和政委研究后，决定调整原来的预案，将后续部队停在塔河待命。随后，我立即赶到塔河车站要求截留军列。
当时车站调度说：“没有分局客调、路局特调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截车！”
按铁路的规章在正常情况下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火情发生了变化，如果不坚持把列车截下来，就会贻误战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损失，对我来说也是不负责的行为。
我急切地向车站介绍了火势蔓延的情况，并要求说；“眼下我是扑火前线解放军最高指挥员，军列调动应服从我们的指挥。”
调度仍然不同意，命令火车继续向前开。车刚要开动，就被我们的一位科长用包手枪的红布把车拦住了。
司机说：“我得听调度的，不然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又向他解释说：“现在火情发生了变化，行车计划也要改变，出了问题我负责。”
司机说：“听你的可以，只要你给我签字就行。”我当即从本上扯下了一张纸，写上了理由，签上了名字。
截下火车后，我带领指挥部的几个人驱车赶赴绣峰火场了解情况，组织指挥。这时，先上去的一个步兵团虽然已经打灭了一个火头，但又有三个大约五公里宽、10多米高的火头，从北面压了过来，急切需要把后续三个团调到绣峰来。
于是，我又赶到绣峰车站，调集在塔河待命的部队。可是，由于塔河车站没有敢执行原来的协定，已有一列军列开出了绣峰车站，下一列军列也准备经过绣峰开往原定地点。
当时我真有些急了，找到绣峰车站站长说：“车不能再往前开了，现在大火临头，不管谁再让火车往前开，事后都会证明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站长听了这话很受震动，也很支持我的意见，干脆地答复：“好！现在我听你的，不但要把后续列车给你截住，还要把开过去的列车给你追回来。”
就这样，在决定塔河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师的四个团和兄弟师的一个团以及千余名群众，很快集中到距塔河23公里处，在用以运送木材的公路上，摆开了10多公里的人墙。
部队展开后，火越烧越猛，直逼这条公路，一旦大火越过公路，不但绣峰保不住，塔河也很难保住。
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把大火遏制在公路以北？当时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打出80至100米宽的防火隔离带，以道路、河流为依托以火攻火。
这就是主动清除和烧掉可燃物，顶住烧来的火头，减弱火势，把大火控制在隔离带以内。
当地干部群众在紧急情况下曾采用过这种办法。但是，面临这场特大森林火灾，要采取这种办法，起码要担当两个风险：一是以火攻火搞不好会扩大火势，加速大火向塔河逼进的速度，救火不成反落个放火的罪名。
二是如果组织不好，很可能把部队和群众卷进去，造成人员伤亡。
在事关人民生命财产的紧要关头，我同塔河县县长荆家良和正在现场指挥的师参谋长张向春共同商定：要以大局为重，当机立断，随时做好以火攻火的准备，由我到指挥部汇报。
当时，我对张参谋长讲，出了问题我负责。可他却说，不能让你一个人负责，咱俩共同负责。
在指挥部,我们的意见一提出，有的同志赞同，有的同志却拍着我手中的地图说：“不行，你不了解情况，这是错误的。”
这时，跟我去的参谋也拽着我的衣襟小声说：“师长啊，这可要担当风险呀，你是不是讲得婉转一些。”
可是我想，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确保塔河的指示，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能总是考虑个人怎么样，在关键时刻，就是要敢做、敢为、敢当,怕什么呢？
所以，我没管那些，坚持陈述我们的意见：尽管当时火势较大，风力较强，但有公路、铁路、河流为依托，部队和当地群众士气高昂，战斗力较强，如果组织得好，指挥有力，以火攻火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经过权衡利弊，在场的省委周文华副书记、林业部徐怡芳副部长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扑通一下落了地，眼泪都掉了下来。
因为一个指挥员在战场上，当得到领导同意你的正确决心和部署的时候，这是最大的宽慰,也是对你最大的信任和鼓舞。同时我看到，各级领导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都是敢于负责的。
决策定下以后，惊心动魄的以火攻火“堵截战”开始了。干部战士每隔三米处一个人，一字拉开，在森林警察的配合下，开始点火。
由于是逆风点火，风和烟刮得人睁不开眼，干部战士流泪不止，呼吸困难，有的把毛巾、帽子蘸上水，捂在嘴上；有的打一阵趴在地上吸口湿气站起来再打。
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让一颗火星飞过防线。一个步兵团担负拦截火头的地段，是以四米多宽的瓦拉干河支流为依托的，河岸上全都是一米多高的灌木丛，有一点火星飞过对岸，就断了后路。
就在大家不顾一切奋力扑火的时候，在场的塔河林业局刘工程师看出了这种危险，他既为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所感动，又为大家的安全担忧，悄悄地走到团参谋长顾炳荣跟前，从兜里掏出一盒火柴，郑重地说：“这是最后一盒了，你们留着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烧出块空地好脱身。”
这时一阵大风吹来，火头倒卷着，眼看要突破小河。顾参长带领干部战士跳进冰冷的河里，用衣服蘸上水扑打烈火，有的战士站在残火里把一棵稞燃烧着的树砍倒扔到河沟里，烧得河水“叭叭”直响。
就是这样，全团在“生死线”上打出了一条防火隔离带。在同一时间里，另一个步兵团的干部战士担负着防止大火越过铁路的任务。
当时，几米高的火舌已经蔓向路基。在这危急关头，这个团400名官兵奉命赶到。
干部战士看到面前20多米高、疯狂肆虐的火头，又回头看看绣峰，没等上级下命令，就跑到水沟把衣服浸湿，在团长的带领下，大家迎着令人窒息的热浪和灼热的火头冲了上去。大火把他们的眉毛、头发烧焦了，把脖子、手和脸烧起了泡，全然不顾。
塔河县县长荆家良看到这种情景感到太危险了，几次命令他们撤下来，可是干部、战士没有一个后撤的。
荆县长急得掏出手枪，朝天连鸣三枪示警，强令大家退下来，可是急了眼的指战员们，还是没有退下来。
经过4个小时的顽强扑打，制住了大火。就是这样，全师连续搏了4天4夜，终于把大火拦在了公路以北，绣峰和塔河保住了!
火场上面临着罕见的艰难困苦，干部战士表现出为人民乐吃千般苦的崇高精神
首战塔河告捷后，李鹏副总理亲赴灾区，代表觉中央、国务院，专门接见了我们师的干部战士代表，鼓励大家说：“你们为人民立了大功，党和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们！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立新功！”
全师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我们乘胜展开了第二，第三战役，堵截威胁塔河“生命线”的最后两道缺口，担负火区内打明火的任务。
全师官兵在没有道路、风向多变、火情复杂的条件下，钻深山，穿密林，苦战10天10夜，同兄弟部队、森林警察和人民群众一道，将58万公顷火区内15条大的火线扑灭14条，把大火封闭在马蹄形的隔离带内，从根本上稳定了东线火场的局势，确保塔河万无一失。
部队刚上山时，按照上级要求，我们每人只带了3天干粮，没有一个人带背包。
开始以为打几天也就结束了，可是没想到一气就干了28天。在这28个日日夜夜里，全师官兵经历了平生以来罕见的饥、寒、困、乏、险的严峻考验。
面对这些危险和艰难,一天两天好坚持，10天20天就难熬了。但是全师上下没有一个畏缩不前的，没有一个喊苦叫难的。
他们在桦树皮上写下了豪迈的誓言：“苦苦苦，兴安吃苦心不苦；乐乐乐，塔河民乐我也乐”；“火烤烟熏，吓不倒灭焰猛虎；饥饿困渴，难不住降火蛟龙。”
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火场上处处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人人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可以说，在火场上全师看不到一个后进战士，所有参战人员都表现得十分出色。
5月15日下午，炮兵团在追打一股大火时，风向突变。大火从三个方向将250名官兵围困在一块80多米长、20多米宽的狭窄地段，唯一的通道已被上山火封死。
大火鸣呜吼叫，包围圈越来越小，部队面临烧死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团政委王群智，把生的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
王政委把手中的木棍一扔，喊道：“都不要乱动，把毛巾堵在嘴上，趴下！”
乘着空，他把机关干部都拉到跟前，轻声叮嘱道：“这个时候，千万要稳住神，赶紧找突破口。”
探路的同志派出后，他像没事一样来到战士中间，给这个拍拍灰尘，给那个系系衣扣，指挥大家想办法扩大立足点。
这位入伍20多年的老同志，上山以来一直带病在火场指挥，风餐露宿累得他全身浮肿。
一次，部队行车压死一只野兔，炊事员想拿来给政委补补身子。他知道后，对炊事班的同志说。“还是战士们辛苦，做给大家吃吧。”
战士们“急”了，吵吵道，“政委几次把我们带出火海，比我们更辛苦。推来让去，没办法，炊事班把兔肉剁得碎碎的，熬了一锅汤，让全团每人喝了一碗。
指挥员的威信和他此刻镇定的情绪，把大家都稳了下来。突围时，王政委带着干部和党员走在队伍两侧，手拉着手，把战士夹在中间，顶着滚滚的烟火终于冲了出去。
突围成功了！战士们忽拉一下子围住王政委，说不出话来，只是流着崇敬和激动的眼泪！
在扑打山火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师、团领导干部，始终坚持靠前指挥，个个身先士卒，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困难就冲到哪里，处处为部队做好样子。
我们这次上去的12名师党委成员，每天都同部队一样爬山穿林，风餐露宿。
师政委刘森密切配合我指挥，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火线上。有一次，他连续48个小时在现场指挥，没有睡过觉，没有吃一顿热饭。
战斗结束后，他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当警卫员撩开他的衣服看时，发现他后腰上已贴了16块风湿膏，在场的同志都惊呆了。
师参谋长张向春，患有严重的腰肌劳损，上山前还在医院治疗。接到战斗命令后，他毅然带领部队奔赴火场。扑火中，长时间的劳累、潮湿和塞冷，常常使他的腰疼痛难忍。
打火的25天，他始终与部队一起吃在火场，睡在野外，被干部战士称为“火场上的铁人”。
有一次，经过连续40多个小时的战斗，他极度疲劳，在参加一次会议时，他点着烟刚抽了几口就睡着了，同志们都不忍心叫醒他，还是夹在手中的烟头把他烧醒了。
醒来后又立即驱车200多公里去察看火情。还有一次，《黑龙江日报》的一名年轻记者采访他时，他挂着一根木棍，颤抖地说：“咱们等一会儿再谈，你兜里有没有饼干，先给我两块吃。”
事后，这位记者深有感触地说“没想到一个师级干部也会吃这么大的苦啊！”
同志们的一言一行，也激励我带头做好样子。特别是在开始的7天7夜里，上级让我担任东部火区总指挥，负责四个师、一个旅、一个团及森警、群众共两万余人的组织指挥任务时，压力比较大，生怕由于指挥失误，再给部队、群众造成人为的困难。
那些天，我只睡了4个来小时觉，稀里糊涂地吃了7顿饭。由于连续奋战，体重下降了8公斤，我的胡子长了一厘米多长也顾不上刮。
当时，医生逼着我休息、吃饭，党小组开会指令我注意身体，战友的爱使我非常感动。我想，干部战士整天穿密林、战火海，我哪能安安稳稳静下来刮胡子，当时我下定决心：“大火不灭，胡子不刮”。所以当地群众都亲切地叫我“大胡子师长”。
在这场扑火战斗中，我们的共产党员真正实践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入党誓言。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曾播过一篇“火光中的共产党员”的稿件，说的就是我们师的事。
在进行第一次“以火攻火”的战斗中，点火是最危险的，全师50名点火手，有48名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连长王文安，上山第三天，家里6岁的独生子在幼儿园不幸被倒塌的烟囱砸死，爱人精神失常。领导再三让他回家料理。他说：“大火烧到这种程度，全连都在拼命地战斗，这个时候，我哪能离开。”
他忍着极度的悲痛战斗在火场上，直到塔河保住了，他才被团领导硬塞进了汽车，当时在场的同志们都哭了。
共产党员、指导员于龙江上山打火不久，由于疲劳过度和受潮湿，患了重感冒和急性肠炎。
他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拄着木棍，坚持和大家一起扑火，晕倒了醒来再打。
共产党员、排长高岭在部队向火场奔袭途中，遇到冰河挡道，他为了减少战士的疲劳，跳进河里，一气背过26名战友。
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教育影响了团员和青年。战士马保江过去在电影里一听到喊“共产党员冲啊！”就感到好笑，认为这是做戏。
他平时对党员说话很刻薄，对自己入党不入党感到无所谓。来到火场后，看到冲锋在前的是党员，吃苦最多的是党员，睡觉最少的是党员，挨饿时间最长的还是党员。
每当最危险、最艰苦的时候，一听到连队干部喊“共产党员跟我上”，是那么亲切，那么激奋人，感到自己不是党员，连个带头冲锋的资格都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争取入党。
扑火中，没有纸他就用桦树皮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让党支部在战斗中考验他。
我们的党员、干部可尊可敬，我们的年轻战士也十分可亲可爱。
一个教导团参加扑火的 500多名刚刚离开父母才半年的新战士，他们在扑灭一次大火的战斗中，连续奋战了52个小时，打了4仗，只吃过一顿饭，基本上没睡觉。
特别是最后一仗，一条长约18.5公里的火线，窜入樟松林带，火势很猛，夜里火苗还有二三来高。
16日晚7时，当新战士乘车来到这里时，下车就奔跑200多米，在风力灭火机手的配合下，展开了追歼战。
许多新战士困得直撞大树，前额都碰出了血；有的累休克了，救醒后又挣扎着冲向火场，一直到早晨3点多钟，火线才被征服。
当时，战士们高呼：“我们胜利啦！”刹时间，战士们的呼号声，灭火机的轰鸣声，全部停止，整个山谷一片宁静，漆黑一团，500多名新战士一下瘫倒在山地里。
这时，你就是用手推、下脚踢都很难叫醒，只有“大火来了”的呼喊声，才能把他们唤醒。
可是，谁也没有忍心这么干，直到早晨7点多钟，才逐个被叫醒。在干部、党员的组织下，大家互相搀扶，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一瘸一拐地下了山。
记者问这些新战士：“你现在最想的是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就想喝碗大米粥，好好睡一觉！”
这是多么普通的要求啊！就是这么苦、这么累，我们的战士仍然是很乐观的。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吃点苦值得；为了落实中央的指示，确保塔河，受点累应该！这正是战士的可贵之点、可爱之处。
火场上到处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期望，鼓舞着我们去夺取扑火救灾的最后胜利
在扑火战斗的日日夜夜里，灾区人民在遭受巨大痛苦的情况下，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了部队真诚无私的援助，我们每个干部战士都感到，人民的关怀象一股热浪，推动着自己同烈火和困难进行斗争。
我们刚到塔河时，正赶上群众纷纷到城边的呼玛河畔避难。河滩上，有的挖坑埋贵重的东西，有的把衣服、棉被蘸湿，准备抵挡烧来的大火。
当他们看见部队上来时，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希望。有的老乡拉住战士的手动情地说：“你们来了，我们就不走了，你们可要把大火扑灭啊！”
群众的信赖和嘱托，使干部战士既看到了肩上的重担，又树立了必胜的决心。
扑火中，当地领导和群众不但同我们并肩战斗，还选派了有经验的干部和技未员，在危险的时刻，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的干部战士从火海中领了出来。
当我们首战告捷之后，群众通过各种形式慰问部队。5月12日，塔河危机基本解除，又可以生火做饭了。
绣峰的群众首先想到在山上打火的干部战士，他们把家里好吃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有的烙了一张张油饼，有的做了几桶肉丝面，有的煮了一筐筐鸡蛋、鸭蛋，男女老少挑着、背着、抬着，把做好的第一顿饭送到连队，而他们许多人还是就着咸菜吃干粮。
干部战士接过热乎乎的饭菜时，许多同志流下了泪水。5月13日下午，当我们师从营区赶来的增援部队到达绣峰时，绣峰的2000多名群众一齐出动，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车站。
大家刚下火车，群众就围了上来，大人拎着水壶、茶壶，小孩捧着茶杯，把一碗碗热茶送到干部战土面前。
在欢迎的群众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他一只手抱着暖瓶，一只手和他的小孙子抬着一篮子土豆，上边还放着两块猪肉，祖孙俩累得满脸流汗，这种情景，使战士们久久难以忘怀！
我们有个炊事班长叫刘志臣，在扑火战斗中除了做饭送饭以外，还积极参加扑火战斗，连续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曾经因为劳累昏倒在山上，后来由于极度疲劳，不幸牺性。
他父亲从家乡赶来后，不但没向部队提任何要求，还拿出200元钱交给团的领导，嘱咐说：“这钱，100元送给连里，让大家买点东西补养补养；100元送给县里，为灾民解决点困难。”
这件事使我们全师上下都十分感动。塔河的人民称赞刘志臣是“祖国的忠诚卫士，塔河的优秀儿子”。
为了纪念他，县里隆重地把他安葬在烈士陵园。端午节前夕，许多群众自发地来悼念他，大家把鲜艳的映山红，献在他的墓前。目睹群众这种深情，有谁能不被感动呢？！
这些催人泪下的事情，像一堂堂无声的政治课，极大地教育着我们部队，激发着广大干部战士在火场上英勇拼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为灾区的群众做些好事。
部队开赴灾区不久，我们师刘政委、焦主任就带着救灾小分队，立即深入到灾民集中居住的五个大棚，一户一户地问寒问暖，一面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对灾区群众的关怀，一面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有病的送上药品；没有被服的，送上棉被和大衣。有一天，刘政委在看望群众时，见到一位老大娘穿的衣服很单薄，在寒风中浑身打颤。
政委当即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脱下来送给她，说：“大娘，穿上它挡挡寒。”老大娘不肯要，刘政委就亲手帮她伸上袖子，扣上扣子，老大娘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蹲下身就要给刘政委磕头。
还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大爷，一生积攒的财产在大火中烧了个净光，他一连几天沉默不语，不吃不喝，觉得再活下去没意思了。
我们有个指导员，像亲儿子那样，把饭菜端在他的跟前，亲亲热热地劝他吃饭，和他拉家常，讲灾区重建的前景，连续7次做老人的工作，使老人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他说：“孩子，听了你的话，我心里亮堂了，有党的领导，有解放军的支持，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
我们的干部战士，还想到了那些因火灾而不能上课的孩子们。师直属队的同志们，利用打火的间隙，为两所学校清理教室，维修门窗，修制桌椅，还把身上仅有的270多元钱掏出来，买了铅笔、文具盒、作业本，送给孩子们。
“六一”儿童节前，为了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过上自己的节日，干部战士又给每个少先队员买来了红领巾。
火情基本稳定之后，部队还抓紧时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军民一起栽上了火灾后的第一批树苗，运出了火灾后的第一列车木材。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我们不少年轻的干部战士，在平时对子弟兵这个称号并不感到怎么珍贵，但是在扑火中，在救灾的现场上，他们和群众水乳交融，并肩战斗，一次又一次地深刻理解了人民子弟兵的含义。
军队保护人民，人民爱护军队。干部战士从群众的信赖和关怀中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更加激发了对人民负责到底的精神。
6月1日，我们接到了撒离命令，全师都处在胜利后的喜悦之中。干部战士有的洗衣服，有的整理行装，有的连队还从山上采来野菜准备会餐庆贺一番。
就在这天中午，在塔河和绣峰中间，一场意外的大火借助六七级大风，又迅速地蔓延开了。
塔河和绣峰又一次受到严重威胁。火光就是命令。正在吃饭的干部战士扔下饭碗就跳上汽车，直奔火场，连续战斗了3天3夜。
这3天3夜，是我们打火以来经历的最危险、处境最艰苦的日子。大家由于急促赶赴火场，干粮、水壶、雨衣和大衣都没带。
为了扑灭大火，有的干部战士用身体滚压火苗；有的因工具少，就用手扒30厘米深、一米宽的防火隔离带，几个小时过去后，双手磨得直流血
有的在火头扑灭后，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一整夜冒雨在山上监视、搜索火情。
地方领导看我们没带雨衣，劝我们撤下山去。但大家表示：只要山上有一缕青烟，我们就不能撤，要为塔河人民负责到底。
我们师和兄弟部队一起，就是凭着这种彻底负责精神，又一次夺取了保卫绣峰和塔河的胜利！
使我们最难忘的，还是部队撤离灾区，班师回营的时刻。尽管命令是悄悄下达的，灾区群众还是察觉了。
凌晨三四点钟，绣峰林业公司早已炊烟袅袅。妇女们赶做了饺子、馄饨、面条、鸡蛋；孩子们把前一天晚上就采集好放在水盆里的映山红一束束捆扎起来。
老人们提着暖瓶、茶杯，涌到绣峰火车站。5000余名男女老少把1000多米长的站台挤满了。
绣峰学校的学生们带来1000多个鸡，鸭、鹅蛋，每个蛋上都写着“敬献灭火勇士、亲人解放军”和自己的名字。
年近60岁的郑妈妈，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了100多个鸡蛋，扒开人群，双手颤微微地举到车窗口，对着战士喊道；“快拿着，多揣几个。”
可战士们谁也不动手，她急得眼泪掉了出来，篮子被拥挤的人群碰掉在地上，鸡蛋也摔碎了一些，但她仍一个一个窗口地朝战士手里塞。
56岁的老校工马洪亮拿着一瓶白酒，专门让干部战士喝一杯林区群众的“情谊酒”。
车到塔河，县里小学三年级学生、12岁的孙晓明，在站台上等着我们，我一下车，她就迎了上来，对我说：“大胡子师长，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您们，让我唱一首《血染的风采》给您们听吧”。结果一曲出口，我和在场的同志都流出了热泪。
车到加格达奇，人山人海，市里领导转赠给我一个高级电动剃须刀，叮嘱我该刮胡子了；一位中年人抱着他3岁的小孩，挨个车厢间“大胡子师长在哪？”当找到我时，小孩手捧着一包糖，奶声奶气地对我说：“大胡子爷爷，这包糖是送给你的！”我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恭恭正正地给他们敬了个军礼……
一路上，人民群众对我们的爱戴，引起了我们许多思索。我想，我吴长富扑火前后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师今天和昨天也没什么区别，为什么人民这样爱戴我们呢？
还不是我们在关键时刻为人民群众做了点事吗？扑火救灾的实践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任何功劳都不能记在个人的头上。
如果离开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援、战士的换搏，莫说是一个“大胡子师长”，就是10个“大胡子师长”，也创造不出那么惊天动地的伟绩来。
今后，我们要带领部队继续为人民做好事，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补记:
30年后，即:2017年8月23日凌晨1时47分，当年大兴安岭救火东线总指挥、被大家尊称为“大胡子师长”的原第23集团军副军长吴长富，因病逝世，享年76岁。
青山作证，老兵不死，浩气长存！
(图片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参考书目：《祖国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