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史晨碑》

王世国/文

隶书在东汉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简牍风行，碑碣云起千姿百态，蔚为大观。虽然当时的名家如蔡邕等人的书作今已不可见，但是传至今日的那些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的隶碑，或方整平正(如《史晨碑》)，或秀丽清劲(如《礼器碑》)，或端严雄浑(如《张迁碑》)，或奇纵恣肆 (如《石门颂》)，足以令后人倾倒。它们反映了当时隶书行世的盛况和在民众间普及的水平。

唐代 韩择木《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

东汉以后，隶书消失了它原有的天真古拙的气势和昂扬激奋的精神，变得平整、呆板而乏生气，并且逐渐让位于楷、行、草。唐、宋、元、明各代虽然也有少数书写隶书的书家，如唐代的韩择木(他的书作如《唐上都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之碑》)等等，但是成绩甚微，未能改变隶书衰落凋敝的局面。

清代 郑簠的隶书作品

直至清代，碑学兴盛，隶书也东山再起。清代前期，傅山、郑簠(1622－1693)、石涛开其首，金农、郑燮继其后，形成了尚隶风气。他们的隶书反帖学之道而行之，荡规逾矩，情绪激越，给人一种奇特的审美感受，当然矫枉过正，不免流于狂野。

清代 金农的隶书作品

邓石如崛起于清代中期书坛，潜心钻研，刻苦临摹汉隶，乃集大成。他的隶书从分间布白到点画波势的轻重，都写得应规入矩，仿佛如汉人再世一般，特别是他的隶书大字几可超越汉隶。不仅如此，他还写出了汉隶的古拙气势。

邓石如的隶书作品

虽然，邓石如前后的清代中期的隶书书家，例如桂馥(1736－1805)、伊秉绶等人，都表现出了克服前期隶书的狂野，极力向汉隶规矩风貌复归的创作倾向；但是与邓石如相比，桂馥得汉隶之形而失其气势、趣味，伊秉绶得汉隶意态而用笔却与汉隶完全不同。

所以，邓石如是于两千年之后再兴汉隶绝学的第一流的书法家。

清代 伊秉绶的隶书作品

当然，邓石如的隶书并非是汉隶的翻版，而是具有苍劲浑厚、紧密坚实的特殊风格。孙过庭《书谱》中指出：“隶欲精而密”，这就是说字体分间布白的精谨严密是隶书的美学追求。而恰恰正在这一些点上，邓石如的隶书表现得最为突出，略胜汉隶一筹。它那朴茂苍厚的笔画与精确紧密的结构，互相映发，意趣盎然。在他的隶书作品中的许多字都是一连七八横排叠而下，但是横与横之间没有丝毫的粘合糊涂，其留白依然清晰可见。

邓石如的隶书，许多字都是一连七八横排叠而下，但是横与横之间没有丝毫的粘合糊涂，其留白依然清晰可见。

邓石如写篆书是以隶作篆，而他写隶书则又融篆入隶，即所谓“篆从隶入，隶从篆出”。包世臣指出了邓隶的这一特色：“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隶，与《瘗鹤铭》、梁侍中《石阙》同法。”

由于他的隶书融合了篆意，故笔方而势圆。我们从他的隶书作品中看到，他的隶书起、收笔大多都用篆法，即逆锋起笔成圆头，收笔回锋不露锋；而行笔纯用篆书的中锋平移的笔法，提按变化幅度很小；左波回锋厚重，而右磔轻按，出锋短促。

邓石如的隶书作品

隶书本来就是从篆书发展而来的，是篆书的简便写法。故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邓石如以篆法作隶，更显古拙。这正是他既入汉隶之中，又跳出汉隶法度之外，而有崭新姿态之处。

邓石如隶书作品

作为隶书艺术的集大成者，邓石如的隶书兼有《华山庙碑》的姿纵、《禅国山碑》的丰伟、《张迁碑》的凝重、《白石神君碑》的磅礴。其隶字体态也不拘一格、随字赋形、变化多端。在一幅作品中，这些体态各异的字，时扁平，时方正，穿插错杂，浑融无迹。

邓石如的隶书，和平简静，遒丽天成

邓石如的隶书功力深厚，无与伦比，在包世臣《国朝书品》中是被唯一列入“和平简静，遒丽天成”的“神品”的一家。包世臣称赞道：“遒丽淳质，而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赵之谦则于邓石如书法中极推崇其隶书：“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以隶为第一。” 所以，后世书家如果要学习隶书，那么就要学邓石如。

王世国著《中国书法家》，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