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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气氛庄重肃穆。
郭沫若的追悼会上，邓公缓缓走上台，声音沉稳却不失威严：
深切悼念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郭沫若是诗人，是历史学家，是考古学者，也是政坛中的文化旗手。
最初的悼词中，“卓越”一词原为“伟大”。
但邓公审阅后，毅然将其改动。
为何要如此精确地拿捏措辞？这并非简单的文字修订，而是对郭沫若一生功过的冷静评估。
从五四先锋到革命诗人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他的文学生涯跨越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抗战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每个时期，他的文学风格和立场都有所变化。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
在文学领域，这场风暴催生了一大批新思潮，其中最耀眼的，无疑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
在这部诗集中，郭沫若以奔放的语言、鲜明的个性、强烈的情感表达了对旧世界的彻底反叛和对新思想的热烈拥抱。
他的诗不再拘泥于传统诗歌的格律，而是以自由体的形式释放情感。
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突破。
郭沫若的诗歌像是一把烈火，炽烈得甚至有些“破坏性”，但正是这种摧枯拉朽的力量，让他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代表。
进入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从个人激情转向家国情怀。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不再是单纯的自我表达，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成为鼓舞士气、激励民族斗志的重要武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1942年的历史剧《屈原》。
屈原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被赋予多重意义——他是爱国诗人，是忠臣，也是悲剧人物。
《屈原》剧照
然而，郭沫若笔下的屈原，与传统形象有所不同。
在他的剧作中，屈原不仅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更是一位敢于斗争、誓死不屈的革命者。
《屈原》在重庆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许多观众在剧终时泪流满面。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屈原的悲剧命运，何尝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而郭沫若借此作品，也巩固了自己作为“民族文人”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突破除了诗人光环，在郭沫若的诸多学术贡献中，甲骨学研究无疑是其学术生涯最为辉煌的一页。
1899年，清朝学者王懿荣在购得“龙骨”入药时，偶然发现这些龟甲和兽骨上刻有奇异符号。
后经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整理，确认这些符号是商代占卜记录，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殷墟甲骨文。
然而，在甲骨文刚被发现的几十年里，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释读层面，学者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古文字，但对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关注较少。
换句话说，甲骨文被看作是“文字学”的对象，而非“历史学”的资料。
这就使得甲骨文的研究长期停留在考释个别字形、比对汉字演变的层面，而没有真正发挥它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
郭沫若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他的最大突破在于，他不是单纯地把甲骨文当作一种“古文字”来研究，而是将其当作一座通向商代历史的大门。
他认为，甲骨文不仅仅是书写符号，更是记录了商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乃至日常生活。
他通过甲骨文中的王名、祖先祭祀体系、卜辞记载等信息，成功梳理出商代君王世系，并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基本可靠。
例如，他发现甲骨文中反复提及的“武丁”，正是《史记》中所记载的商朝中兴之君。
这一发现，使得商代的历史从神话走向信史，真正奠定了商朝作为一个历史王朝的地位。
在甲骨文研究的基础上，郭沫若进一步拓展至整个中国古文字体系。
他研究甲骨文与金文的演变关系，提出汉字是从甲骨文、金文逐步演变而来的系统性文字，而不是凭空创造的符号。
他的研究成果，被后来的文字学家广泛引用，成为古文字学的基础。
此外，他还尝试将甲骨文与其他古代文明文字进行比较研究。
例如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试图寻找世界文字演变的共同规律。
虽然这一研究后来未能形成定论，但他的思路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对世界文明交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诗人到文化官员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人生迎来了新的篇章。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而逐渐成为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国家重要的文化官员。
从抗战时期开始，他就已经是延安文艺政策的拥护者之一，深受毛主席等领导人的赏识。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迅速进入政坛，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直接参与国家的科学和文化建设。
在此之前，郭沫若虽然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地位极高，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
然而，进入新中国的政治体系后，他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
他不仅需要在学术上继续发挥影响力，还要在政策制定中充当“文化旗手”，配合新政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协助负责全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
在此期间，他推动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例如整顿旧学术体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学术规范，以及推进科学技术的普及。
1954年，他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正式进入国家领导层。
郭沫若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作为文化部部长，他参与了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推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方针，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艺整风运动。
比如，50年代初，新中国文化政策的核心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郭沫若积极响应这一方针，并在多个场合强调，文艺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能脱离人民。
他鼓励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农村和工厂，创作贴近工农兵生活的作品。
在他的倡导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工农兵文学”的热潮，许多作家开始书写农村合作化、工业建设等题材。
然而，1973年，郭沫若不幸被查出多种疾病，1978年6月12日便离世。
他逝世六天之后，邓公为了突出他的功绩，将过于宽泛、笼统的“伟大”一词改为“卓越”。
成为对郭沫若的最好评价。
参考文献：
卫建民｜劝君少骂郭鼎堂——读郭沫若的书随想.文汇报.2025-02-23
2018年的那些历史纪念日.人民政协报.2019年01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