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日，东北野战军正全面攻入沈阳城区，敌人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解放在即，此时华东野战军正在完成战役集结，准备南下淮海，而我华北军区野战部队，也接到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的命令，然而就在战火纷飞的这一天，西柏坡突然发布了一道重要军令。

这便是军委副主席、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其中第二条第2款规定：“野战军现时有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

通令还规定了在各野战军之下，各野战兵团的番号授予原则：“兵团现有八个，原以地名、人名和番号区分，现统一以番号排列，并增加十二个兵团番号，以待将来建立，共定二十个兵团的番号”。

规定同时要求，各野战军所属的野战纵队统一改称“军”，军以下各师、各团均按全军排序授予番号，比如东北野战军原第二纵队第5师所属的第13团、第14团和第15团，即改称“东北野战军第39军第116师的346团、347团和348团”。

读者或许有疑惑，抛开兵团以下的建制不论，四大野战军的番号此前已经陆续使用，比如华东野战军1947年初成立、西北野战军1947年5月成立、中原野战军1948年5月成立、东北野战军1948年8月成立（以组建野司为标志）。

既然如此，又何来四大野战军“番号更改”一说呢？其中的历史细节，还不太为读者所熟知。

一、人民军队正规化的需要

当然是有改动的，重点是在野战军番号之前，加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而在此之前，各大军区和各大野战军的部队，番号全称仍然是以地域来区分的，比如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部队，其实统称为“华东人民解放军”。

此事说来话长，众所周知在抗战时期，我军主力部队分别使用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抗战胜利后历经重庆谈判、以及三方“军事调处”等过程，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关于我军整体更名为“人民解放军”的提议，暂时被搁置起来。

比如1946年10月3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三个多月后，华北的《解放日报》曾在一篇社论中，首次正式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但并没有推广开来，因为各战略区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

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扭转战局并打败敌人才是第一要务，部队名称和番号的整理，并非中心工作。

（一野首长）

比如东北我军，曾先后使用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等称号，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8年初，直到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后，才正式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其他战略区的情况大致如此，“西北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947年底以后常见于报端。

实际上，当时各大野战军的番号，只是在我军内部使用，对外均以“某地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布消息，比如1948年7月9日的《人民日报》，即在头版头条刊发快讯，标题为《华东人民解放军豫东大捷》，注意可不是“华东野战军豫东大捷”。

三大战役打响前夕的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建军500万，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反动派”的口号，同时确定了“从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战略任务。

（二野首长）

换句话说，形势的变化已经要求我军逐步实施“正规化”，那么各战略区（包括大军区和野战军）自拟部队番号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应由我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规定各部队的组织、编成和番号原则。

因此，1948年1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的通令，就是为了贯彻“九月会议”的精神，核心内容一是全面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式称谓，二是确定了各野战军的番号和部队排序原则。

换句话说，要从“华东人民解放军”、“东北人民解放军”、“西北人民解放军”等名称，正式统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战略区原有的野战部队，也正式授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地野战军”的番号（华北军区例外），这当然是一次重大变化。

顺便说一句，正式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以及团以上部队数字番号之前，必须冠此名称的规定，从彼时起一直沿用至今，因为人民军队还有完成祖国统一的终极任务！

（三野首长）

二、各野战军联合作战的需要

1948年11月这道通令的第二个重点，是各野战军的下级建制，也须进行全军统一排序，彼时三大战役全面陆续打响，战事紧急，军委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要求各野战军整理和统一所部番号呢？

野战军，是解放战争进入大兵团作战时期的产物，是各大战略区抽调精锐组成的主要作战力量，有别于担负解放区守备任务的“地方部队”，遂行不限地域的机动作战任务，当然也是最终打败敌人的核心力量。

不过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由于各战略区之间的交通遭敌分割，各野战军“跨大区”作战的情况鲜有发生，因此从总体上看，各野战军基本都活动于本战略区之内，还属于“各打各的”的状态。

（四野首长）

然而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标志，各野战军“跨大区”作战成为常态，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即是离开了原解放区去开辟新区，而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陈粟的率领下，一度挺进中原地区作战。

其实这个时候，各野战军所属部队番号不统一的弊端，已经初步显露出来，比如陈谢和陈粟配合作战时，双方的战斗序列里都有“第4纵队”，而司令员却分别是陈赓和陶勇。

再比如豫东战役期间，粟裕与刘邓配合时，又分别下辖“第1纵队”，司令员却是叶飞和杨勇。这样的番号重叠，必然给军委和各野战军下达命令，以及互相之间的电报往来，带来一定的困扰。

如果参加大型战役的每个纵队，番号之前都要标注“华野”或者“中野”字样，实在有些麻烦且容易误译，不得已，当时只好在纵队前面加注军政主官的姓氏。

（二野进军西南）

比如配属给华野指挥的中野（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军委在指示电文中，经常性写为“王张十一纵”，指的就是纵队司令员王秉章和政委张霖之，因为华东野战军也有“第11纵队”的番号，司令员却是管文蔚。

到了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时期，各野战军已经全面进入“联合作战”的状态，除辽沈战役是由东野包打之外，淮海战役，是华野和中野共同实施；平津战役，则是东野和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

因此，在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即将打响的11月1日，军委下达各野战军所属部队统一番号的通令，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以保证在联合作战期间，不致出现番号重叠和混乱的情况，便于各总前委进行指挥和管理。

（二野解放南京）

三、战略追歼阶段的形势需要

不过在军委这道通令下达以后，当时只有东北野战军具备执行的条件，因为辽沈战役进入尾声，东野从11月初开始全面进入休整，整顿部队和更改番号的工作得以开展，各纵队陆续改称为“军”。

然而由于东野奉命提前入关，这项工作进行得也并不彻底，因此平津战役期间，总前委在作战部署和下达命令时，仍以“纵队”称谓，以免战时出现误解，事实上，有些军史文章已经出现前后矛盾了。

至于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则暂时还不能执行命令，原因也很简单，这三个野战军都处在繁忙的战时状态下：西野大战胡宗南和马匪军，中野主力开往徐州方向，华野也正在准备南下淮海。

这三大野战军确实没有充分时间和稳定环境，进行部队编制和番号的整理工作，那么只能暂缓，因此在三大战役期间，其实只有东北野战军授予了“军级番号”和团以上部队的全军数字序号。

西野、中野和华野，真正有条件执行1948年11月的命令，时间已经是转过年来的1949年2月，即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以后。出人意料的是，在1949年2月的这次整编中，四大野战军的整体番号再次发生了变化。

倾奉军委的最新命令，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注意顺序），再统一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野战军。关于排序原则，笔者此前已有文章介绍，这里只说为什么短短三个月以后，军委再度更改野战军番号呢？

三大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将在几大战略方向上，对敌人展开了全线追击，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追歼阶段，渡江战前《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对此写得非常明确：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这也是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

（三野解放上海）

这一时期，四大野战军将完全离开原来所属的战略区，开始全面向江南、中南、西南和大西北进军，比如东北野战军负责经略中南诸省，中原野战军渡江之后将转兵西南。

此时各野战军如再以地域来命名，自然“名不符实”跟不上形势发展了，因此在1949年1月15日，军委另行颁布了《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并且自各野战军转入全面休整的2月初开始，完成了四大野战军再次更改番号的工作。

我们熟知的一野、二野、三野和四野，自此横空出世。也就是说，1949年2月的这次大整编，不仅落实了军委1948年11月的通令，同时也执行了1949年1月的最新命令。

由此彻底完成了四大野战军编制和番号的统一，为解放全中国做好了军队组织上的准备。

后记：

在战略追歼的过程中，各野战军还分别兼领了”新解放区“的大军区职能，比如第四野战军先后兼华中军区和中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等等，领率机关基本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直至1950年春，全国大陆已基本解放，不再有大兵团作战的需求，四大野战军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军委遂正式决定取消各野战军番号，代之以六大军区的模式。

（几位司令员在开国大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