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这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耳熟能详的名言。

在纳粹阵营中，戈培尔作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的专家，是希特勒最忠实的鹰犬。

当了21年纳粹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是纳粹这部历史倒车中一个重要的驱动轮，炮制了各种关于“第三帝国”的神话。

不过，神话终究是虚无缥缈的传说。当纳粹败局已定，心灰意冷的戈培尔不得不思考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作为希特勒狂热的信徒，戈培尔还算有点骨气，没有如同戈林一般，卸甲乞降，而是选择了自杀。

只是世人还是低估了戈培尔的疯狂，搞不懂为什么戈培尔临死之前，要毒杀自己的六个孩子。

在德国，蜿蜒的莱茵河下游有一座名叫莱特的工业小镇。那里是一个纺织中心，居住着大约3万居民。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出生在莱特城达伦街156号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中。

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家庭，戈培尔的父亲弗丽茨·戈培尔是一家纺织厂的工头，母亲卡特琳娜·玛丽亚·戈培尔是一位贤惠、善良的荷兰籍妇女。

除了父亲和母亲，戈培尔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戈培尔童年的生活在最初几年是很幸福的，父母都非常疼爱聪明伶俐的小儿子，两个哥哥对弟弟也照顾有加。只是命运在戈培尔4岁时，开了一个玩笑。

那是一个星期日，戈培尔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玩耍。刹那间，戈培尔感到浑身不适，变得焦躁不安，接着便嚎啕大哭。

哭声惊动了阁楼上的父母，见戈培尔痛不欲生，立即将孩子送到医院。经过初步的检查，医生确诊戈培尔为小儿麻痹症。

听到这个诊断，戈培尔的父母脑袋像是被闪电击中，呆呆地立在原地。两人焦急地问医生：“这病好治吗？能治好吗？”

见多识广的医生平静地回答道：“先动手术，再看结果吧，我们会尽力的。”

手术后，醒来后的戈培尔用稚嫩的声音对坐在床边的妈妈说：“妈妈，我的腿好痛啊！”

母亲则流着泪说：“别着急，慢慢会好的。”

尽管医生使尽浑身解数，但戈培尔的腿还是落下了终身残疾，右腿肌肉萎缩，看起来一长一短，走起来自然是一瘸一拐。

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经常带着戈培尔来到教堂祷告，希望能借助上帝的力量让孩子的身体能有所好转。

起初，戈培尔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戈培尔受到了来自同学的嘲笑。

对于一个处于花季的孩子，这种打击无疑是残酷和难以承受的。看着同龄的小伙伴像蝴蝶一样蹦来蹦去，戈培尔心中又羡慕，又妒忌。

渐渐地，戈培尔不愿和人说话、交谈。在家里，也会莫名其妙发脾气。戈培尔身上负面的情绪不断累积，让他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有时戈培尔在家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遥望着远处的天空。

孤独使人自卑，自卑又让戈培尔产生过分的虚荣心，少年时的经历让戈培尔的心里发生了极大的扭曲。

无法通过外貌获得他人的认可，戈培尔只好在知识上一骑绝尘。也正是身体上的缺陷，父母对戈培尔更加关爱。

初中上完后，两个哥哥就开始外出谋生，唯有成绩优异的戈培尔能获得继续学习的优待。

父母将其送进莱特文科高级中学，还用积攒的300马克给戈培尔买了一架二手的钢琴。

在当时，经济萧条的德国，300马克对于戈培尔这样的家庭是个不菲的数字，戈培尔也深知这一点，他后来回忆道：“虽然钢琴很旧，但它是学识修养和生活富裕的化身，是高雅生活方式的标志，也承载着父母的舐犊情深。”

一战爆发后，德国发动宣传机器，鼓励青年参军。戈培尔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也提交了报名单。

可是体检时，医生压根没有正眼观察戈培尔，瞅了一眼，就摆了摆手，让戈培尔回家。失落的戈培尔回到房间，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让他耿耿于怀、他曾在后来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心中的不平：“他唯有抱怨他的上帝，是他将自己造成这样。”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用在戈培尔身上一点也不为过。

别人都在战争中献出了鲜血，戈培尔则埋头苦读，考入了波恩大学的文学系。

1921年，戈培尔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结束了在学校的生活，开始走向了德国凄惨的社会。

一战结束后，巨大的经济赔款给战败国的德国套上了巨大的枷锁。人民找不到工作，通货膨胀飙升到天际。

在这种严酷的经济形势下，戈培尔的哲学博士只能说是毫无用处。

为了谋生，戈培尔曾在银行干过杂务，也在科隆证券交易所当过巡视员，还当过业余的图书管理员。

但几乎所有的工作，戈培尔都干不长，失业后，戈培尔还瞒着家人，每天装作去上班。

陷入人生低谷的戈培尔，却对自己的学历十分自负。签名时，必定在前面冠上博士的头衔。

走投无路的戈培尔将心中的怨气全都洒在了犹太人的身上，认为是犹太人卷走了人民的财富。

1924年，戈培尔开始从政，担任“自由民族”的主笔，功击犹太人的贪婪。

1925年3月，戈培尔称为纳粹党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分部党员。11月，戈培尔在布伦瑞克遇见了党魁希特勒。希特勒握住了戈培尔的手，这让戈培尔大喜过望。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那双碧眼，就像是星星……同他在一起，我如置身天堂一般。”

这次相见，是戈培尔迷信希特勒的开端，几个星期后，两人又在普劳恩会面，戈培尔的迷恋程度更加强烈。

如果用现在的话说，戈培尔就是希特勒粉丝后援团的团长，是著名的粉头份子。在日记中，戈培尔对希特勒极尽赞美之词，他写道：“在所有问题上，他都使我安下心来。无论哪一点，他都是一条汉子。如此炽烈的他，堪为我的领袖，我向比我伟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臣服。”

从这之后，希特勒越来越重视戈培尔在宣传上的才能，让戈培尔成为自己身旁的得力干将。

从实业的残疾人一跃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戈培尔对希特勒是感恩戴德。

这份知遇之恩，戈培尔没齿难忘。

正是怀着这颗感恩之心，戈培尔干活格外卖命。即便是到了绝境，戈培尔也没有背离希特勒。

1945年3月30日，即便戈培尔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嘴，也无法阻挡苏联坦克的凌厉攻势。

这一天，苏联兵临柏林，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总理府的地堡饮弹自尽。

次日傍晚，戈培尔喊来了六个年纪尚幼、正在游戏的孩子。

这六个孩子都是戈培尔和玛格达的孩子，1931年12月19日，约瑟夫·戈培尔和玛格达结婚，希特勒还是两人的证婚人。

有传闻说，玛格达本是希特勒的忠实迷妹，因追求希特勒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委身于戈培尔。

戈培尔在日记也写道：“希特勒或许是爱玛格达的，但为了国家，她舍弃了自己的爱情，并助我幸福。”

如果传闻属实，那玛格达则非常阴狠，她嫁给戈培尔不过是实现个人理想，戈培尔于他也不过是政治盟友。即使玛格达和戈培尔生了六个孩子，也只是为了雅利安人的繁衍生息。

戈培尔和玛格达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32年9月1日，孩子降生后，戈培尔写道：“不幸的是她是个女孩儿，但我仍满怀喜悦之情，我给她起名为Helga（赫尔嘉）。”

两年之后的4月13日，戈培尔第二个女儿来到了人间，戈培尔不是特别高兴：“这是个名叫Hilde（海德）的女孩而，最初她令我失望，但很快就是快乐和喜悦了。”

1935年10月2日，戈培尔心情大好，他的长子（Helmut:赫尔姆特）出世了，激动的戈培尔动笔写下了“我的快乐简直无法想象，是个男孩儿。”

1937年2月19日，玛格达又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取名为Holde，戈培尔说“她又小又瘦，却非常可爱和迷人。”看来，戈培尔对新生命的到来已经司空见惯了。

不到一年，Hedda在5月5日又来到了这个世界，孩子们都高兴地围在小妹妹的身边。

这时，戈培尔的心情非常平淡，对孩子似乎提不起多少兴趣了。

1940年10月29日，玛格达又生下一个小女儿（Heid Goebbels）戈培尔非常高兴。

前线的战事稳步推进，新生命的诞生仿佛是上帝的明示。可能有人会疑惑，为什么玛格达会如此频繁生下子嗣？

背后的原因是玛格达和戈培尔是第三帝国的模范家庭，在优生、多生的号召下，模范家庭需要给第三帝国立一个榜样。

躲在地堡的戈培尔叫来了六个孩子，然后哄骗孩子吃下了含有氰化物的毒药。

其实，希特勒在自杀之前曾叮嘱戈培尔：万一柏林陷落，你就赶快离开，去领导我指定的政府。

可那时，戈培尔已经万念俱灰，早已陷入无尽的幻灭中，选择拉上全家为希特勒陪葬。

戈培尔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如果我们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就毫无价值。

从戈培尔留下的遗嘱中，可以看出戈培尔完全陷入了个人崇拜无可自拔，也能看出戈培尔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主体性。

他不但这样对待自己，还将女儿的命运和希特勒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关于这一点，孩子的名字开头都带有“H”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她们相当可怜，大多数孩子都还是垂髫的年纪，最大的也不过是12岁。她们的出生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不是源于父母的绵绵爱意，而是为了成为模范家庭的象征品。这样的她们，命运或许早就注定。

戈培尔和玛格达对于孩子的爱是畸形的，这种爱依托在一个旁人身上，依托在第三帝国的家庭伦理上，又怎能不让人可怜几个孩子的遭遇呢？

有些文章说，戈培尔亲手结束孩子的性命，是为了保住孩子的尊严，不让孩子落到盟国受辱。

这种说法有些牵强附会，第三帝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的女儿艾达·戈林战后成为了超模，臭名昭著的希姆莱的女儿古德隆·希姆莱活到了2018年，海德里希的儿子成为了商人。

这一个个鲜活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如果戈培尔放弃了毒杀，这六个孩子大概率都能长大成人。

战争有正义或者邪恶，然而那些年轻的、逝去的生命，就像凋零的花朵，再也无法回来，只希望这六个孩子能在另一个世界平稳度过自己的一生。

参考资料

《戈培尔的孩子》 纪录片 Frida

《戈培尔的死心塌地》 辽宁青年 2018年第六期

《戈培尔传》 郭威 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