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宣告下正式成立。这一天，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殖民统治和内战阴霾。
而仅仅两周后的10月14日，广州迎来了解放，国民党政权被迫迁至四川。人民解放军的兵锋直指大西南，而那里的蒋介石正面临着一生中最黑暗、最严峻的挑战。
那个特殊的日子——10月31日，正是蒋介石的生日。然而，这个生日对他而言并无喜悦可言。在当天的日记里，他黯然写道：过去的一年，是我生平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年。这句话，无疑揭示了蒋介石当时内心的绝望与无助。
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蒋介石仓皇撤退至成都，暂住于黄埔军校的黄埔楼内。尽管长子蒋经国认为成都亦不安全，并劝父亲尽早撤离，但蒋介石却固执地选择了坚守。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能像历史上的诸葛孔明一样，在成都这片土地上扭转乾坤。
然而，现实的残酷远远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12月7日，当蒋经国带着一封紧急电报匆匆闯入他的视野时，那份电文中的“解放军已向成都逼近”几个大字无情地击碎了他的幻想。当晚，蒋介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离开成都，并将政府迁至台北，同时在西昌设立大本营，继续他在大陆的军事指挥。
而其实蒋介石早已为这个计划做准备了很久，1949年初，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他的上海办公室中，接见了当时声名显赫的蒋介石公子蒋经国。这次会面并非寻常社交，因为蒋经国手中携带着一份其父蒋介石的“手谕”。这封密令明确要求俞鸿钧将国库内所有的黄金、白银及美钞尽快转移至台湾。
那时，国民党刚进行了一场“币制改革”，借此机会将民间的黄金和美元大量收归国有。据估计，国库中的黄金存量高达390万盎司，外汇有7000万美元，还有等值的白银，总计近5亿美元。这是一笔巨额财富，而在蒋介石的指令下，这些珍宝被海军舰只悄无声息地运往了台湾。
尽管后来李宗仁撤换了俞鸿钧，并试图通过命令陈诚将已运往台湾的黄金等财物运回大陆，但这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连李宗仁的命令也成了一纸空文。显然，这笔巨大的国家财富，已经被牢牢地锁定在台湾岛上了。
而蒋介石的物资大迁移远不止于此。在解放上海的几个月前，他动用军舰将大批的机器设备、布匹等生活与工业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台湾。甚至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物资。
更为惊人的是，他还下令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并运往台湾，其中包括从南京故宫博物院抢运出的珍贵文物，如今这些都成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而那些无法移动或来不及移动的设施，如水电站和发电厂，则遭到了蒋介石的摧毁命令。
1949年12月10日，广州机场突然接到情报：蒋介石即将乘坐飞机逃离大陆时，会经过广州白云机场。
白云机场迅速将此情况上报给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面临这一突发状况，洪学智深思熟虑后，与广州白云机场的解放军接管负责人一起探讨可能的应对方案。他们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战斗机将蒋介石的座机迫降或进行更为果断的行动——直接击落。
然而，这样的决策并非轻而易举能够做出。洪学智深知其背后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因此他慎重地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
叶剑英同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知道，任何决定都可能对国家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在反复权衡利弊后，他决定向中共中央请示，以期得到明确的指示。
遗憾的是，尽管时间紧迫，且机场方面不断催促采取行动，但中共中央的指示却迟迟未至。洪学智和叶剑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等待中央的明确指令；另一方面，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的飞机逃离似乎又难以接受。
在这种背景下，洪学智一度提议“先斩后奏”，即先行采取行动，然后再向上级报告。然而，叶剑英却坚持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他深知，在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上，必须谨慎行事，不能轻率地做出决定。
最终，尽管时间紧迫且面临巨大压力，但叶剑英仍然坚守原则，坚决不同意采取任何未经中央授权的行动。结果，大家只能无奈地看着蒋介石的飞机从眼前飞过，心中充满了遗憾和不甘。
或许不少人难以理解两人间的这段交情，甚至质疑叶剑英是否对蒋介石手下留情。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叶剑英与蒋介石便已有深厚的交集。那时候，蒋介石担任校长一职，而叶剑英则身兼教授部副主任、教官等多重职务。叶剑英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和深邃的武略，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在职场上的合作也日益默契。北伐战役打响后，叶剑英更是被委以重任，出任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蒋介石在与他共事的过程中，对他越发钦佩，甚至直言不讳地称赞他的才华难得。
然而，历史的转折总是来得如此突然。当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时，深明大义的叶剑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通电全国反蒋，从此与蒋介石彻底断绝关系。这一决断，表明此事根本不是叶剑英手下留情。
那中央为何没有立即作出反应？除了时间紧迫、未来得及充分讨论的因素外，其实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蒋介石在内战中遭受重创后，其地位与影响力在国际上大幅下降。美国人早已对其失去信心，甚至在国民党撤离至台湾后，都有意扶持新的领导人，企图将台湾变成牵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阵地。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蒋介石在大陆遭遇不测，正中美国人的下怀，他们很可能借机进一步推动台湾的“独立”，这无疑是中国人民所不愿看到的。
虽然蒋介石被视为反动派首领，但他仍保持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对祖国统一持有坚定立场。因此，让他继续领导台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利益，他也有能力抵御来自外部的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决策过程中，叶剑英展现出了卓越的大局观和政治敏锐性。他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决策的最终走向。若不是他坚持等待中央的明确指示，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与洪学智之间的差距，一个帅才，一个将领，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正如毛主席曾评价的那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正是在关键时刻展现了这种深沉的智慧与坚定的原则，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保驾护航。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复杂的政治背景，更凸显了个人品质与大局观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