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提出，让傅冬菊回北平做父亲傅作义的工作。于是，傅冬菊被从天津调回了北平。

傅冬菊在天津大公报担任副刊编辑，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堂而皇之地回到父亲身边，就不担心他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吗？

其实，傅冬菊还真不怕，她直接告诉父亲自己是共产党派来的。她了解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开明的人，自己和父亲只是政治立场不同，在他那里，亲情还是第一位的。

傅冬菊通过观察，发现父亲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抵触，便按上级的指示对父亲说：

共产党让我给你传话，不要再打了，再打，受苦的只是普通百姓，北京也将毁于战火。

彼时，傅作义的身边人纷纷劝他放弃抵抗，与中共和谈。于是傅作义逐渐转变想法，产生了与中共接触的念头。

得知傅作义的态度有所松动，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李炳泉做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员。李炳泉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出入傅作义的家和办公室，并不会引人怀疑。

李炳泉就位后，傅冬菊的任务就转为“监视”父亲的一举一动，并寻机获取情报。

傅冬菊知道父亲卧室有一个保险柜，里面存放着很多机密文件，柜子的钥匙由傅作义亲自带着，从不离身，晚上睡觉也压在枕头下。

傅冬菊自然不能张口向父亲要钥匙，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她找到同父异母的弟弟5岁的傅立，用巧克力哄他去拿父亲的钥匙。

傅作义回来后，傅立就爬到他身上要听故事。

傅作义很疼爱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是大官，很严肃，但回到家就是宠溺孩子的父亲，自然没有防备心。

傅立悄悄地把保险柜钥匙拿出来交给姐姐，傅冬菊顺利地复制了情报，并通过地下党送到城工部。

蒋介石来电，请傅作义放走蒋氏嫡系

平津战役打响后，和谈以及战事的不顺，让傅作义焦躁不安、犹豫不决，傅冬菊把这些情况也向组织作了汇报。

此时，北平已被解放军围困一个月，城内百姓盼望早点结束围城，官兵的厌战情绪也逐渐蔓延开来。

很多官兵彷徨、观望，守城守得漫不经心。据当时住在北平的一位汉学家菲茨杰拉德描述，那时北平城里最火的一个人不是守城将军傅作义，而是一个叫马龙的算命先生。他家门口经常停着很多军车，来算命的军官络绎不绝。他们皆因不知为何而战，对前路茫然无措。

有一次，一名上校从马龙家里冲出来，兴奋地大喊：“太神了！太神了！”

原来马龙告诉他，你马上要离开北平了。

马龙说这不可能，南苑机场马上就要被共军占领，北平还被围得铁桶一样，我从哪里离开？

可当他算完命刚要走时，传令兵跑来递给他一道命令，让他立即收拾好指定文件，从南苑机场飞往南京。

这本来只是巧合事件，却让马龙更火了，更多军官跑去卜问前程。

傅作义知道后大为恼火，说在这时候出了这么一个人，不是扰乱军人吗？好在他不是残暴之人，倒没把马龙怎样，只是严令军官再去算命。

此时，傅作义更关心怎样处理好和共产党的关系。

早在解放军围城之初，他就和中共接触过，只是双方就和谈的条件还未达成一致。结果三次谈判下来，平津战事也日趋明朗，傅作义的“辖区”已经从整个华北地区，缩小到京津塘三座孤城。

1949年1月15日，东野大军仅用29小时攻克天津，让傅作义感觉到大势已去，第二天就接受了中共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同时把北平守军撤出城，接受解放军改编。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并未向傅作义发火，只是以老上司、老朋友的口气发来一封电报，言辞恳切地说：

你我相识多年，彼此知深，你囿于形势不得不做出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希望能从17日起，用飞机把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运往南京。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透过电报，能感觉出蒋介石深深的无奈，可这样的结果不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吗？

傅作义回电表示：遵照办理。

不过，他把这件事也告诉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

17日当天，南京的飞机飞抵北平上空时，解放军炮轰天坛机场，飞机无法着陆，悻悻而返。

不过，东野和傅作义签完和平协议后，双方于1949年1月22日10时休战，傅作义按与蒋介石的约定，把不愿加入共产党的人全部放回了南京。

1949年2月3日上午10时，解放军在北平前门大街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站在正阳门箭楼上，检阅入城部队，共有四纵一个师和特种兵六个团参加了入城仪式。

2月4日，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的礼堂里，来自各条战线上的3000多名地下党员和解放军胜利大会师，现在有很多人还保留着以前的习惯，把自己用帽子或口罩捂得严实。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仁等党政军领导与地下党员见了面。林彪第一句话就说：

“我们北平地下党从地下转到地上了！”

他话音刚落，礼堂上空就飞起了数不清的帽子和口罩。

此时，摘下帽子和口罩的地下党员猛然间发现，很多以前经常打交道的熟人，竟然和自己一样，也是地下党！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哭着，笑着......现场热闹非凡。

北平解放后，傅作义的部队被分散编入解放军，其中编入东北和华北部队的分别有5万多人，编入西北解放军的有2万多人。直到1949年4月初，北平国民党军队才改编完成。

蒋介石对傅作义并未过度谴责，连一封公开的电报或声明都没有。而傅作义对蒋介石也仁至义尽，将其嫡系军官全部放回南京，把不愿加入共产党的人也都放走了。因此北平百姓称他为“和平将军”，对他没让北平经受战火感恩戴德。

1949年10月1日当天的北京城

主席的信引发不安，西柏坡之行解开疑团

然而，1949年2月1日，解放军入城后在北平出版的第一张《人民日报》突然刊登了一篇文章——《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把傅作义整懵了。

文章斥责傅作义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攻解放区，并指示天津抵抗到底。同时警告傅作义，想要得到人民的谅解，减轻作为战犯的罪，应该在最后时机按解放军的指示去做，以求自赎。

这篇文章是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刊发的，措辞严厉，让很多人不明就里。尤其是说如果不按照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办的话，破城之日对贵将军和你部署当中的首要分子，会严加惩处、绝不宽恕。

这封信是在双方第三次谈判前发来的，作者自然是毛主席，他要求谈判代表邓宝珊在谈判时转交傅作义。

主席要求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刊登此信，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但当时傅作义已愿意接受谈判条件，双方马上要进行第三轮谈判，此时如果把信给他，谈判岂不泡汤了？

因此林彪很为难，硬着头皮把信给了邓宝珊。

邓看后大惊，说还是压一压吧，否则让傅先生看了，又节外生枝。

应该说，毛主席这封信与谈判进程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主席在西柏坡，不可能充分掌握谈判进展情况，如果他知道当时傅作义的态度，不知还会不会写这封信？似乎不太会。

邓宝珊收到信后，不敢直接交给傅作义，而是交给了傅冬菊。

傅冬菊当然也怕父亲生气，一气之下又要开战。所以她没敢直接给他，而是把信放到父亲办公桌的一本书上，又在上面盖上一张报纸。结果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傅作义，愣是没看到。

后来信件在报上刊出后，傅作义有些生气，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这封信为何会登报呢？对此，林彪按毛主席的指示，专门向傅作义当面做了解释。

2月8日，林彪请傅作义和邓宝珊到北京饭店赴宴，并按毛主席的指示，把信件登报的原因和傅作义作了解释。

林彪说，傅先生，我们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给历史做一个切割，我们不能因为你过去的罪行而忽略你现在的功劳，也不能因为你现在有功，就把你过去的罪过不算数了。因此，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跟过去算一笔账，此后我们都翻开新的一页。

毛主席作为高明的政治家，此举也是一个政治姿态，是在告诉傅作义和世人：

虽然接受了和平改编，但毕竟和主动投诚不一样，是因战争的失败、国民党的失败才被迫接受改编，这一点必须要说清楚的。

傅作义接受了这个说法，只是没有亲自听毛主席说，他还是有些顾虑，想见一见毛主席听他怎么说。

这就有了1949年2月，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到西柏坡面见主席一事。傅作义临行前，专门到六国饭店托人买了10条哈德门香烟作为给主席的见面礼。

在西柏坡，毛主席热情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耍了一辈子码头，最后还是被你傅先生甩掉了。

毛主席的一席话让傅作义心中的疑团解开了，心情豁然开朗。

他向主席表示，一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决不会三心二意，“我的后半生，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傅作义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开国盛典。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任命为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12月，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北平解放后，傅冬菊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后来又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1951年3月，傅冬菊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岗位上离休。

2007年7月2日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晚年傅冬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