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12月4日上午，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乘客车到达重庆，满心欢喜地投入到接管和重建新重庆的繁忙工作中。
重庆的政治情况又相当复杂，军事代表等非常需要原地下党员向他们汇报真实情况与共同合作。肖泽宽最重要的工作是布置地下党干部、党员带引西南服务团的接管干部，尽快有序地接管伪政权，协助建立基层的人民新政权。
从1949年底到1965年，肖泽宽曾任四川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科长）、部长，重庆市委常委等职。此外，他在1950年5月至1951年3月任重庆市委直属党委书记兼第一分党委书记，在1952年11月经西南局批准兼任重庆市委纪委副书记。
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工作期间，肖泽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做好干部的选拔、培养和管理，工作兢兢业业。
他非常重视干部自身的素质，要求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反对重才轻德和降低才德标准的做法，要认真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和政治品质。
他特别注重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认为领导一定要把培养干部作为领导自身经常的任务之一，对干部中反映出的各种问题要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克服，防止和及时处理干部的腐化堕落行为，把干部的思想管理工作作为干部管理的中心工作。
他很强调干部工作的实践性，要求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要细致入微。深入地了解干部和及时发现人才。他要求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建立业务学习制度，定期开展机关工作人员的表现考核。
他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他十分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善于运用各种数据，注意用事例来佐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扣帽子，不整人，同时注意把握政策，把对干部的关爱关心落实到细微处。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原华蓥山起义领导人之一、市委统战部的林向北被举报曾经用汽车拉了黄金回家。市委派肖泽宽带工作组清查。
林向北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肖泽宽开导说，要老老实实地把事情说清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说不行，乱说也不行，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工作组没有搞逼供，只是让林向北在办公室里写交代。两个多月后，事情清楚了，林向北恢复了工作。肖泽宽掌握政策稳，保护同志不受伤害。
1958年6月，重庆市委决定分别组团慰问反右运动后下放到各农场劳动改造的干部。肖泽宽负责组织慰问市委系统在长寿湖渔场的下放干部。事前，他精心策划，召开各参与单位负责人会，提要求，做部署，强调要了解每一个下放干部的情况，尤其是要热心关怀年老、体弱、有病和家里有困难的干部。同时决定带医生、演员、新闻记者随团慰问。结果，慰问活动搞得热烈有序紧张感人。
在一次晚上的碰头会中，渔场负责人提到距离场部七八十里远的六箭滩有十来个人管理果园和电站，建议不去了。肖泽宽立即说：“最远的就是最辛苦的同志，一定要去慰问！”第二天，肖泽宽同大家一起划船前往，日落时到达湖尾的水电站。晚上，先座谈，然后慰问演出，附近的农民也都来观看。
在历时五天的活动中，慰问团走访了渔场的每一个角落，为下放干部送去了党的关怀，亲人的温情。期间，肖泽宽认真听取各方面对渔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求渔场领导逐一提出改进办法；对下放干部提出的个人政治历史和家庭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回去一定按政策提出解决意见，尽快答复本人。
肖泽宽竭力围绕中心工作，动员、组织、调配干部，对重庆的党组织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得到重庆市委及周围同志的高度评价。1950年夏，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调离重庆前，曾当面赞扬他：“你这个人品质好，认认真真工作，不讲名，不骄傲自满，工作做得好。”在市委机关，肖泽宽有政绩，有口碑。
小说《红岩》脍炙人口，是畅销数十年，教育影响几代人的文学力作，是重庆不可置疑的一张名片。《红岩》诞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伯乐是肖泽宽。
在《红岩》创作之前，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的幸存脱险志士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合写了《禁锢的世界》，反映革命烈士在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事迹，引起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关注。
1958年l1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重庆出差，准备鼓励作者深化题材写成长篇小说。
在与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会面时，朱语今建议重视有关狱中斗争的文学创作，既是宣传先烈精神，更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
肖泽宽是川东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没有当场表态。随后，他向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任白戈、李唐彬都很重视。鉴于作者没有写作小说的经验以及团中央的重视等因素，任白戈对此有些顾虑。经过肖泽宽的争取，任白戈表示支持。
在重庆市委常委会上，创作一部有关狱中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提了出来，并且指定肖泽宽代表市委组织领导小说的创作。
肖泽宽将罗广斌、杨益言从各自的岗位抽调出来脱产创作，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在交谈中，肖泽宽发现他们对狱中战友的思想和事迹比较熟悉，但对敌特的情况了解不多，基本上没有多少感性认识，写作的人物单调，脸谱化。
经过慎重的考虑，肖泽宽提议，市委同意，准许创作人员到公安部门查阅当时严格控制的绝密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人员。创作人员获得许多宝贵的素材。
1959年初稿完成。它强调了狱中革命志士悲壮的一面，而对重庆解放前夕敌溃我胜、曙光在前的大背景反映不够深刻，没有突出狱中革命志士用热血和生命迎来革命胜利的主旋律。大家读后感到格调不够高昂，感伤压抑的东西较多。20世纪30年代即从事文学工作的任白戈书记明确地说：“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
为此，肖泽宽亲自主持召开三次座谈会，邀请四川、重庆的地下党老同志给初稿提意见，给创作人员提供史实和背景材料。
一天晚上，他来到宿舍，动情地给创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战友、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烈士生前的感人事迹和他牺牲前游街示众时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以及在群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许建业后来成为小说中感人肺腑的共产党员形象许云峰的重要原型之一。
肖泽宽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人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魔窟用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历史一页。你们写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们的事迹，写出烈士们的精神本质。你们谱写的是一曲震撼人心的共产党人的正气之歌！”
创作人员深感责任的重大，要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更要对得起逝去的战友。针对他们的具体困难，肖泽宽鼓励地说，放开思想，大胆创作；有困难不灰心，不打退堂鼓，知难而进；半路出家，更要下功夫补课，可以边学边写；不要急躁，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也为自己争气，下决心把书写好。
为了解决几位创作者从未写过小说的难题，肖泽宽以市委的名义邀请著名作家沙汀来重庆，从立意和写作上予以具体指导。在听取创作人员介绍后，沙汀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现在还是在牢房里，带着脚镣手铐写这场斗争。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脚镣手铐都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
在沙汀的建议下，肖泽宽立即安排创作人员到北京学习，参观刚刚建立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其中有1947年至1949年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批示、文件、社论等许多珍贵资料。
这些活动让创作人员耳目一新，思想豁然开朗。小说的创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渐入佳境。饱含肖泽宽厚望与心血的《红岩》在1961年12月定稿出版，立即引起轰动。
若干年后，84岁的肖泽宽颤颤巍巍地出现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红岩》手稿捐赠仪式暨《红岩》出版40周年座谈会上，足见他对《红岩》的感情。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肖泽宽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在小组和大会上，肖泽宽不得不一次次做检讨。大会结束后，肖泽宽尽管没有受到名义上的处分，但是被调离了重庆市委组织部。
面对不公正的打击，肖泽宽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要求调动工作。中央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中央组织部将肖泽宽调到中侨办任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肖泽宽离开重庆赴北京任职。
在那段特殊时期。肖泽宽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是，他始终思想开朗，很乐观，整天都是一张乐呵呵的笑脸，很少发牢骚，没有屈服命运的不公，坚强地活着，对党满怀信心。
1974年，肖泽宽历经磨难重返北京，担任轻工局副局长。此后历任北京一轻局党委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1982年12月，重庆市委正式下文，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名誉。但此时肖泽宽已经离休。
2002年5月，重庆的两位党史工作者进京拜访肖泽宽。由于健康因素，每次只能谈话两三个小时。但他们连续谈了六个半天。
在一次访谈中，肖泽宽偶然提到当年在叙永的“红帽子”县长牟炼先，感慨他对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掩护，以及为此而丢了官。不料意外得知，牟炼先在1952年因敌特嫌疑被捕，后来死在劳改队。他的家属一直在申诉，但苦于找不到当年的证人。
肖泽宽当即表示，可以负责任地为他作证。因为患末梢神经炎，书写困难，肖泽宽请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秘书记录，自己口授，形成关于牟炼先在“伪县长”任上同情支持共产党人的证明，同时附北京市委组织部盖章的证明说明。
他不仅客观地陈述了牟炼先同情支持共产党人的事实，还惋惜自己在重庆工作期间不知道牟炼先的遭遇，慎重提出“如无特殊有据的重大罪恶，应予适当保护，不应给予打击和镇压。现虽已事过多年，为还历史以公正，建议有关机关接受家属申诉，认真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他又特地关照当年川东地下党战友、原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廖伯康，请其督促。在廖伯康的帮助下，封尘半个世纪的牟炼先案得到认真复查。
2003年2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终审判决，宣告牟炼先无罪。肖泽宽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一再说，这件事办得好！
这件事成了肖泽宽一生最后做的一件好事实事。
2003年6月17日，肖泽宽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