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县城西边的老街，跟张婶家挨着。那条街上，张婶的煎饼摊算是一个地标了。摊位不大，一个铁皮车，一个煤气罐，旁边放着两个褪了色的塑料板凳。
七年前的那个早上，我正要出门遛弯，看见张婶支着摊子，手抖得连面糊都倒不匀。那天的阳光特别刺眼，照得她的老花镜上全是白点。我过去问她怎么了，她抹了把脸说没事，可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
“儿子欠了高利贷，跑了。”她一边摊煎饼一边说。煎饼糊得不成样子，她索性揉成团扔进了泔水桶。我看着桶里漂着的面团，想说点安慰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那段日子，张婶天不亮就起来摆摊，直到晚上九点多才收工。她那辆摊车轱辘都快磨平了，还是每天推着去菜市场、学校门口、工地。街坊们都知道她的情况，买煎饼时总是多给几块钱，她也不推辞，只是煎饼要多加一个鸡蛋，或者多刷层酱。
有天下雨，我去菜市场买菜，看见张婶蹲在屋檐下数钱。那些皱巴巴的票子在她手里一张张摊平，小心翼翼地码好。市场的大喇叭在放着《常回家看看》，她突然抬头问我：“你说这钱什么时候能还清啊？”我看着她手里那一沓湿漉漉的钱，闻到了雨水里混着的煎饼香。
转机是从儿媳妇小芳回来开始的。那天早上，小芳突然出现在煎饼摊前，手里提着个旧旅行包。张婶手一抖，面糊撒了一地。路过的王大爷笑着说：“这不是小芳吗？瘦了不少。”小芳没说话，默默地把地上的面糊擦干净，然后接过了张婶手里的铲子。
我后来才知道，小芳这些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先是在餐厅当服务员，后来又去了美容院。手艺学得快，客人都喜欢找她。她把工资都存了起来，连过年回家的钱都舍不得花。
小芳回来后，张婶的摊子终于多了个帮手。早上她们一起支摊子，中午小芳就骑着电动车去镇上的美容院上班。有时下班晚了，还能看见她顶着月亮往家赶。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去年夏天，我在银行办业务，碰见小芳在填单子。她吓了一跳，支支吾吾地跟我打招呼。那会儿正是午休时间，她手上戴着美容院的胶皮手套，看样子是趁午休赶紧来办事。我没多问，只是在填单子的时候瞥见她写的数字后面有好几个零。
今年清明前后，张婶突然不摆摊了。街坊们还以为她病了，结果听说是搬家。搬到哪儿呢？就在县城新开发的小区，据说是电梯房，还带个小阳台。最让人想不到的是，那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张婶的名字。
这事儿在街上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小芳孝顺，有人说张婶运气好。只有我知道，在张婶搬家那天，看见小芳收拾东西时，从柜子深处翻出一个旧铁盒。盒子上的茶叶广告都褪色了，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这些年的欠条，整整一沓。
那天晚上，张婶支着最后一次摊子。街坊们都来吃她的煎饼，说是要吃个纪念。她把面糊调得特别稀，说这样煎出来的饼最脆。我坐在旁边的板凳上，看着她手上的老茧，那些深深的纹路里，仿佛刻着这七年的故事。
小芳在旁边问：“妈，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想吃煎饼我给你做。”
张婶笑了，说：“你做的哪有我的好吃。”她一边说一边把面糊倒在摊子上，那声音像是在打节拍。忽然，一只野猫窜过来，差点撞倒了酱料盆。张婶没生气，还顺手扔给猫一块煎饼边角。
我吃完最后一口煎饼，看见张婶的老花镜上又起了雾。这回不是因为煤气的热气，她是在笑。那笑容让我想起七年前那个哭泣的早晨，恍惚间，好像街角的时光就这样流淌在煎饼摊升起的热气里，在这个平凡的暮春夜晚，慢慢凝成了一个温暖的句点。
搬家那天，张婶执意要把那辆破旧的煎饼摊车带上。电梯装不下，几个年轻人就帮着从楼梯抬上去。她新家的阳台上，那辆摊车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像是一个见证，又像是一个纪念。
现在，每次我去新市场买菜，远远地就能看见张婶家的阳台。阳台上晾着衣服，底下是她那辆退休的煎饼摊。有时候，我还能闻到一阵若有若无的煎饼香，不知道是不是记忆里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