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何某按照认定标准，血液中乙醇成分含量为99.2mg/l00ml（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法律标准为醉酒），确实达到了醉驾的标准，但其驾驶摩托车行驶至路口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检察院指控其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应当追究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建议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刑事判决书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不要轻易给人贴上罪犯的标签；对于醉驾这种抽象的危险，如果有证据证明或者基于常识判断，没有危险或者基本没有危险，就不应该定罪或者没必要定罪。被告人酒精含量99.2，自工作厂区驾驶摩托车回家途中被查，总路程约三公里，时间已近深夜，路上行人稀少，难以认定其有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其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并未达到需要动用刑罚来规制和惩处的程度。据此，一审判决没有采纳检察院的有罪指控，直接判决何某无罪。

此外，判决书中几句对于刑法、刑罚的评语，令人肃然起敬，推而广之的话，肯定能触发很多人反思自己的刑法认知：“对于出罪，只能依理，这个理就是人们基于社会生活经验的常识常理常情。”；“对被告人处罚，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有一个限度，这就是'宽不至于鼓励犯罪，严不至于让人同情'。”；“醉驾的潜在危险大小，取决于醉酒的程度、机动车的种类、行车的速度、行驶的路段和时间点等。虽然立法上并没有做具体区分，只是一个简单的酒精含量和统一的“机动车”规定，但司法解释或办案实务都会做或多或少的区别对待。”；“民生不易，对那些受教育有限、谋生技能不多的弱势群体，我们还是应该心怀悲悯，对他们尽可能的多一些宽容。”......

之前的刑法规定，醉驾只有酿成交通事故之后才会导致刑事责任的加重，而醉驾本身只是行政违法。对此，一旦发生醉驾导致的重大事故，公众就会呼吁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要从严掌握立案标准，对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据此，“醉驾一律公诉”、“醉驾一律入刑”，成了之后很多媒体宣传、法制宣传以及司法案例的普遍现象。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总数为28.9万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高达25.9%，成为我国的“第一大罪”。这些行为人大多被处以拘役或者缓刑，一人犯罪，全家会受到连带影响，并留下犯罪记录，本人及其近亲属面临着严厉的刑罚附随后果，如被剥夺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准入资格。由此，又引发了是不是该一律入刑的反思和争议。

实践中，个人体质原因，很多人酒精达到了80以上，仍然行动自如；很多人只是酒后在小区内挪动车辆，并未进入公路道路；还有些喝醉了以后在车内睡觉的，驾车从病号去医院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的弊端明显，导致很多地方上公检法，不得不出台司法上的司法文件，提高入罪的酒精含量标准，或是规定例外情形。由此也引发了很多的社会议论，那就是司法机关能不能在《刑法》分则明确规定刑事责任的情形下，对被告人考量具体的涉案情形，走出罪轻或无罪的裁判。

有网友认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所有刑事判决都要站在法律依据及案件证据上，如无法律条文(即法律规则)做依据。法律适用面前也人人平等，所以是“该”的，是判决的“大前提”。如果抛开法律规定写判决，尽管结果会大快人心，但抛开法律依据写判决的做法，会造成法院可以有法不依、司法不依法的社会影响，贻害无穷。对于这样的认识，烟语君认为，很多法律人具有这样的通病，认定一个行为的刑事责任时，往往只看到了刑法分则的规定，却没有看到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是，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刑法》的规定和理论，根本也得不出什么行为一律入刑的说法！俗话说的杀人偿命，也会有正当防卫杀人不负责任的例外情形。《刑法》一直强调的是，要以“总则”统领指导“分则”的适用，对于案件的定罪量刑，要“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相关定罪量刑标准明显不适宜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再如，近些年屡屡惹上新闻头条的，流浪汉没钱买吃的而偷外卖、偷韭菜获利8元被判半年等等，都是适用的《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的“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的规定,根本没有考量《刑法》总则的规定，以及百姓朴素的公平观念。

在舆论界，往往是出来一个新闻，主流观点就是人人喊打喊杀，才不会考虑分情况对待；司法事务层面，很多司法人员还是停留在判的越重越公正，为犯罪嫌疑人说话就会令人怀疑的阶段，终于，我们看到了根本不符合法理常理的“醉驾一律入刑”，从出现到变成了司法现实。

这样“一刀切”入罪入刑的法律认识和司法做法，根本不符合法律精神和司法规律，而且危害极大，搞不好把国家弄成了犯罪大国。终于，立法界、司法界也认识到不能如此了，2023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禁止了唯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定罪判刑的标准，而是规定按照“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双模式确定，将不满150毫克/100毫升的，列入可以适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从而适用有关不起诉、定罪免刑等规定。

事实上，司法界从来不缺轻罪重判者，无罪按有罪处理者，犹如典型《第二十条》里的，缺的往往是基于公心、法理，敢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代表的社会弱势权益、法律公义而周全考量者。正因为如此，这份判决及其裁判者，才获得了如此多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