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的发展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最初投身革命的人意志、勇气、能力都超于常人，往后的职务也就随着队伍的壮大水涨船高。

不过，也有部分将领的轨迹可谓高开低走，比如红四方面军名将詹才芳。

他早在1933年就当上了军级干部，然而1949年仍是军级干部，16年一级未升，很不寻常。

1955年詹才芳被授予中将军衔，有好几名昔日的部下、甚至有一个警卫员却是上将，为何会如此呢？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封密电最为关键。

詹才芳的资历非常深，1907年出生的他，17岁时进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学习，接受进步思想。

次年，詹才芳返回家乡组建农民自卫军。1927年的黄麻起义，这支农军就是重要力量。

可惜在国民党的猛烈反扑之下，起义以失败告终，只剩下了詹才芳等72人进入木兰山一带打游击，被誉为“木兰山72英雄”。

1928年秋，他们这支游击队编入红11军31师，詹才芳担任连长，这时候他麾下有个班长叫许世友，还有个副班长是李先念。

往后那几年是革命形势大好的时机，鄂豫皖苏区发展得如火如荼，詹才芳的职务也凭借着战功不断提升。

1931年1月，鄂豫皖红4军第10师第30团成立，王树声出任团长，詹才芳则是政委。

1933年红四方面军直辖的四个师扩编成军，军长是王宏坤，政委由詹才芳。

从上面这一串名字看下来，就能知道革命初期詹才芳的地位。既然如此，为何他后来却没有那么顺利呢？

这就涉及到了长征时期的北上南下之争。

1935年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路军、右路军分头北上，结果张氏走到一半就不愿意前进了，妄图以武力胁迫中央强行南下。

9月9日，张氏发了一封密电给红四方面军陈政委，幸亏是参谋长叶剑英先看到、秘密拿给了毛主席。

当晚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在牙弄村的周恩来驻地召开紧急会议，连夜率红一、红三军（此时军团都改为军）单独北上。

那封张氏发给陈政委的密电是什么内容，由于没留下原件或抄件，如今是众说纷纭。

不过在9月8日，也就是中央北上的前一天，张氏同样给詹才芳发了封语气强硬的密电，内容被保留了下来：

“才芳：

甲、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 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8日”

这封电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所著的《红军长征文献》有收录，可信度很高。

落款的“朱”是朱德总司令，此时他在左路军中备受排挤，没什么权力，电报只是让朱老总挂个名，实际是张氏的意思。

内容中的蔡树藩一直是中央红军的干部，从这封密电可以看出，张氏已做好了武力相向的准备，凡是不听他命令的人都有可能被扣留。

唯一庆幸的是，最后关头蔡树藩还是率部转移到了马尔康，否则真的可能出现极端情况。

该密电也能看出一点——张氏非常信任时任31军政委的詹才芳，将其看作心腹，这是后来詹才芳受影响的重要原因。

张氏的南下之路并不顺利，尤其是百丈关一战损失惨重，原左路军的部队只能向西转移。

后来红二方面军赶到甘孜会师，张氏才不情不愿地向陕北进军。

在北上的过程中，原左路军分为了两部分，红5军、红9军、红30军及四方面军总部渡河组成西路军；红4军、红31军则由刘伯承等人率领着留在河东（红32军已编入红二方面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由于西路军损失惨重，129师下辖的385旅、386旅就主要由红4军、红31军编成。

詹才芳长期担任红31军政委，按道理来说成为386旅政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翻遍386旅初期的干部名单，别说旅政委，就是下辖的连级干部詹才芳都没当上，为何如此？这就涉及到一次担责、一次错误。

红31军在北上的过程中，曾经缴获到一批汽油。这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是无比珍贵的物资。

然而就在护送的过程中，有人抽烟不小心将汽油引爆了，还造成了不小的人员伤亡。

这是非常严重的恶性事件，中央派人来调查时，詹才芳很有担当地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此举保护了一批部下，但他个人就被撤职，送到红军大学学习。

组织一直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这时如果詹才芳表现得好，还是有机会能在不久后重回军队工作。

然而，在抗大学习期间，詹才芳再次涉足了一件负面影响很大的事。

前面说过，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力量编成了西路军，可惜最终兵败河西走廊。

这个噩耗传回陕北后，大家都万分悲痛，昔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氏的过错再次被人提起，连带着许多红四的干部也被波及。

抗大里经常会开展相关的小会，出自红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曾被气得吐血。

由于不知道这种日子要持续多久，许世友决定离开延安去巴东找刘子才一起打游击。他知道个人行动的话成功率不高，就暗中联络以前的旧友。

当时原红四方面军响应的人不少，有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等30余人决定参与，詹才芳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们做好计划准备实施的前一晚，政工干部王建安退缩了。王建安认为这样做无疑是激化矛盾，到时就真成“叛徒”了，所以他不想跟着干。

但许世友觉得这个关头退出就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一口回绝。王建安当时没说什么，回屋后越想越后怕，就向上级报告。当晚，许世友等人全部被抓。

此事的影响很大，参与行动的相关人等都学习了很久，思想过关后才重返部队。詹才芳就是到1940年才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0年，詹才芳红军时期的警卫员陈锡联是新385旅旅长；另一名警卫员王近山是129师新编第8旅副旅长；黄麻起义就跟随的李先念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这时已经有很多詹才芳看着成长的旧部都已经超过了他，实际已是掉队。

解放战争时期，詹才芳进入东北作战，1949年担任46军军长。对别人来说军级干部已算不错，但他13年前就已担任过。

1955年，詹才芳被授予中将，虽然军衔不算高，但当天有很多上将自发站在他面前敬礼称呼“老首长”，这样的荣誉，也是独一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