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3月24日，太平军攻陷杭州的第五天……

夜阑似水，残月如钩，时值二更，静谧的旷野突然燃起熊熊大火，冲天浓烟烈焰之中，钱塘门外数十座太平军营垒，顿时化为一片灰烬废墟。

而这样的毁灭焚烧，注定将成就属于清军名将张玉良前半生最辉煌的夜晚——不费一兵一卒，未施一枪一炮，便从太平军手中重新夺回了这座至关重要的东南重镇，而对手还是太平天国威名赫赫的忠王李秀成。

虽然在江南大营的援兵赶到之前，杭州内城尚未完全失陷，虽然太平军的败退，也仅仅只是因为忠王李秀成在最后时刻主动选择了让城别走。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张玉良成为力挽狂澜的英雄——“发逆”慑于官军雷霆之威仓皇逃遁，放弃仅仅得手五日的杭州，实在是大震军心士气的快事。而东南赋税重地得以保全，浙省首府转危为安，更令千里之外的咸丰皇帝闻之龙颜大悦。

此后，张玉良因克复重镇杭州而声威大震，随即被清廷擢升为广西提督，仍留江、浙前线主持“剿匪”军务。

而伴随着杭州的再度易手，克城者固然欢欣鼓舞，但“落荒而逃”的太平军，既无惶恐恇惧之情，更乏气馁沮丧之意。虽营垒被焚，然撤退之际，军容整肃、进退有度，而作为主帅的忠王李秀成，脸上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难以掩饰的喜悦。

这似乎是一场令攻守双方都皆大欢喜的“诡异”战争，只是关于胜负的标准答案，以及杭州得失的真正意义，可能还要等到两个月后，才会以最惨烈的方式，清晰呈现在所有“局中人”面前。

公元1860，是令太平天国焦头烂额一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自“天京事变”之后，这支农民起义军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长江上游，重镇九江沦陷之后，曾国藩又于1859年底挥师四路东进安徽，小池驿之战，英王陈玉成援皖失败，被迫退往桐城休整，天京西面的门户重镇安庆已完全暴露在湘军的炮火威胁之下。

皖南战场，由于悍将韦俊的意外叛降，太平军不仅损失数万精兵，池州、芜湖等地，更是陷入战后重建的混乱之中。

上游的战局已然不容乐观，而天京周边的形势则更加岌岌可危。

1858年9月，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联手捣毁了位于扬州的江北大营，彻底解决了这个北面的肘腋之患，但近在咫尺的江南大营，经过和春、张国梁的重建之后，却以更加决绝的姿态，对天京形成合围之势，并逐步向内渗透压缩。

经过两年时间的营建，江南大营已经形成为一个“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汊河乐心寺江干止，共长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约一百三十余座，兵勇约四万有奇”的纵深合围防御体系。

要突破这样工事坚固且兵力雄厚的森严壁垒，仅仅依靠天京自身的守备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而正如前文所述，此时太平天国的几支主力又分别在各自战场与清军处于战略相持状态，若强行抽调大规模部队入京勤王，能否顺利解围尚属未知之数，但皖南、皖北地区的全面崩溃，却势必成为定局。

外无援兵而内乏粮草，铁桶之势已成，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雨飘摇中的天京城，已被渐渐推入绝境。

好在看似固若金汤的江南大营，也并非全无破绽，致命的问题就在于其所辖防区面积过大，而自身兵力又相对不足。

除了围困天京的核心任务之外，苏浙、皖南都是江南大营需要看顾的区域，漫长的纵深，宽广的腹地，若想面面俱到则势必要投入海量的兵员。

而江南大营的总兵力虽有七万之数，但仅仅合围天京一项，便投入了超过四万人马，以所剩不足三万人来承担起东南广阔区域的防御重任，实在有些捉襟见肘。

所以，天京的兵力虽难以突破到外线作战，皖南、皖北的太平军暂时也没有能力回援京师，但正是因为江南大营身后这个致命隐患的存在，给了天京城、也给了太平军一丝绝地反击、险中求胜的机会……

1860年初，为彻底解决江南大营这个卧榻之侧的心腹大患，镇守浦口的忠王李秀成由江北回京，并与总理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共同商讨解围之事。

在充分分析了敌我形势之后，两位决策者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反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师自救，必获捷报也。”

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以往、单纯依靠攻击江南大营，来破解天京之围的全新作战思路。

即以忠王率精兵突袭江南大营后方的湖、杭重镇，攻敌所必救，从而达到引蛇出洞、调虎离山的目的，待清军分兵南下救援之时，李秀成兵团再迅速北返，最终一举攻破兵力空虚的江南大营。

“虚攻湖杭”的部署跳出了内线作战的思维桎梏，不仅准确找到了江南大营的命门所在，更以攻代守，彻底扭转了太平军处处陷于被动的不利态势。

然而，要真正实现“围魏救赵”这一战略构想，付诸实施的难度和所要承担的风险都相当大。

首先，为确保天京的安全，李秀成可以动用的兵力必然十分有限，而清军在浙江各地的兵力部署、可能的应变策略都是未知之数，孤军深入东南腹地，稍有不慎便会招致全军覆没的危险。

而1860年2月，就在李秀成移交浦口防务、刚刚离京不久，和春便率部攻陷了兵力空虚的江北要塞九洑洲，至此天京水陆交通完全断绝，若“围魏救赵”计划在短期内无法奏效，那么等待天京城的必将是死路一条！

1860年1月28日，忠王李秀成率七千余精锐太平军离京，因陆路三面被锁，忠王所部只能渡江至对岸浦口，随即经水路赶赴上游芜湖，并于2月初召集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以及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黄文金等皖南太平军高级将领举行军事会议，传达了“围魏救赵”即奇袭湖、杭以解京围的行动计划，进而明确了各路将领的作战任务和进军路线。

在芜湖经短暂休整停留后，李秀成所部及侍王李世贤援军共计两万人，于2月10日启程向浙江进发，其余各路太平军则配合李氏兄弟，在皖浙边境四处奔走，制造太平军大举反攻的假象，吸引和牵制江南地界的清军注意力。

就在江南大营自以为高枕无忧之际，就在皖浙诸省将帅毫无防备之时，太平天国“虚攻湖杭，围魏救赵”的军事行动，却在春寒料峭之中，悄然拉开了序幕……

皖浙边境的太平军异动，很快便引起了两省驻防清军的注意。

然而，皖南地区清、太双方的部队原本就处于相持状态，当地清军仅能勉强自保，根本起不到屏障江南大营和阻止太平军入浙的作用。

而部署于浙江的三万江南大营清军，被分散在广袤的战区，加上无法判断太平军的主攻方向，也很难实施针对性的遏阻行动。

1860年2月，李秀成、李世贤率部突入皖南腹地后，一路向南连克南陵、泾县，随即突然向东直扑宁国，并于2月24日一举攻克位于皖、浙交界处的广德州城。

27日，太平军再下安吉、长兴等县，随后李氏兄弟兵分两路：李世贤挥师东南，佯攻湖州，李秀成则领精兵七千，直奔浙省首府杭州城，而杨辅清、刘官芳等将领，则继续在皖南制造声势，迫使安徽清军不敢贸然东援浙江。

江南大营的粮饷，全赖苏、杭、湖三州支持，而浙江更是满清赋税重地，太平军直扑湖、杭重镇，清廷朝野震惊，整个东南地区的清军，更是陷入了一片恐慌。

此时，杭州除内城（满城）的2000八旗兵外，仅有浙江巡抚罗遵殿的抚标亲兵及宝胜勇等约四千人，得知大股太平军入浙，罗遵殿急调全省各路兵勇赶赴杭州、余杭等地加强防守，同时吁请督办江南军务的和春以及两江总督何桂清等立即派兵救援。

而和春倚江南大营长围之势，一直以逸待劳、高枕无忧，不料“笼中困兽”在眼皮下悄然脱出，绕过大营钢铁长城，又奇迹般出现在身后腹地，令毫无心理准备的和大人，顿时也乱了阵脚。

惊闻东南示警，和春先调总兵张玉良统万余清兵南下，分赴杭州、湖州、广德各地支援堵御，同时为防入浙太平军沿太湖北上，又加拨五千兵马增援常州，以保两江总督何桂清安全。

因此杭州告急之际，江南大营实际上已先后派出两万余人南下赴援，致使天京围城的压力骤减，太平天国“围魏救赵”之策开始初见成效。

奇袭之策搅动满城风雨，然而李秀成兵团毕竟不过六、七千人，以如此兵力，几乎不可能撼动杭州这样的坚城，而且按照既定策略，李秀成原本也是虚晃一枪，并没有攻陷杭州的打算。

只是抵近浙省首府之后，忠王侦知城内不仅兵力异常空虚单薄，而负责守御的浙江巡抚罗遵殿，此人为官虽恪尽职守，但对于领兵作战却十分外行——如此天赐良机，身经百战的李秀成又岂能轻易放过，一声令下，作势佯攻随即变为全军总攻！

初战杭州的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李秀成最初的设想并非强攻，而是准备派人乔装清军“智取”。

3月11日，太平军前锋一千二百人抵达杭州城北，随即全部换上清军制式军服，伪装成援救杭州的绿营官兵，试图趁守军不备，一举夺下武林门。

而罗遵殿不通军事，兵荒马乱之际，杭州人人自危，巡抚大人却没有下令让整座城市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此时，城外既没有提前扎营布防，甚至连城门都未及时封闭。以致太平军先头部队未受任何阻拦，便轻易接近了杭州城。

但天京久困，城内太平军长期缺衣少粮，而当这些衣衫褴褛、形同乞丐的士兵初抵富庶繁华的杭州城，立刻便被眼前的花花世界所震撼。

在杭州西北三十里处的安溪，前锋部队意外发现一群战马，饥疲的士兵为争夺马匹发生争执，随后竟大打出手，哄抢喧闹之际，惊动了城外探子，饶是罗遵殿不通军事，也立刻察觉出太平军乔装改扮前来诈城，赶紧关闭城门，致使忠王“鱼目混珠”的计划未能得手。

次日，李秀成亲率主力兵临杭州城下，在对西北武林、钱塘二门展开猛烈攻势的同时，又在位于西南方向的清波门外开挖地道，准备实施“穴地攻城”计划。

如果罗遵殿具备起码的军事素养，或者稍微关注一下战局，就大致可以猜测出李秀成此次前来攻杭，兵力必然十分有限。

退一步而言，即使其不懂军事，误认为城外有数万来犯之敌，但只要镇定从容，沉着应对，凭借杭州城的铜墙铁壁，也必然能够坚持到江南大营的援军前来。

但巡抚大人在关键时刻自乱阵脚，眼见太平军来势汹汹，忙以按户抽丁之法强征百姓组建团练，协助官兵守城，致使城内怨声载道，乱作一团，而大批加入民团的宵小之辈，更是趁乱四处打劫。

面对乱象，罗遵殿既乏精锐士卒弹压，又希望民财养肥团练后，能够效命守城，因此默许了抢劫行为的发生，官军眼见团练大发横财，随即也加入盗抢的行列，甚至将洗劫的对象由平民扩大至官绅富商，而士绅遭劫后又出钱招募难民，以“惩罚乱兵、保卫民财”为名，报复袭击官军、团练。

一时之间，士绅私兵、团练武装、守城清军相互缠斗，城内是鸡飞狗跳，鬼哭狼嚎。太平军尚未入城，整个杭州已然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绝望景象。

杭州城中内斗不休，无人理会李秀成的“穴地攻城”计划，3月19日清波门外地道掘成，数千斤火药同时爆炸，城垣顷刻坍塌三十余丈，外城兵勇登时溃败奔逃。

太平军冲入杭州后直扑满城，但因八旗兵丁负隅顽抗，李秀成见久攻不利，转而下令集中兵力先行扫荡外城。

适逢天降大雨，罗遵殿仓皇奔行于泥淖之中，眼见大势已去，绝望中慌忙回府携妻小仰药自尽。其下如布政使王友端、杭嘉湖道叶堃、署杭州知府马昂霄等大小官员十余人亦纷纷随之殉城，至20日午后，太平军完全占领杭州汉城（外城）。

3月22日，即太平军攻下杭州的第三天，张玉良所率江南大营援军即抵达城外。

李秀成“引蛇出洞”的战略任务已经达成，自然不愿在杭州继续与清军纠缠，在城头以大量草人、旗帜故布疑阵之后，忠王于23日夜间率部从清波门、涌金门安全撤出。

可笑张玉良被疑兵之计所吓，不敢挥师进攻，待观望一昼夜之后，方才发觉太平军早已不见踪影，随即下令焚毁武林门、钱塘门外太平军遗弃营垒，以扬威泄愤。

24日夜间，张玉良以胜利者的姿态收复沦陷仅仅五日的杭州城。

此时太平军撤离不久，如果张玉良能奋力追赶，则李秀成回师攻打江南大营的计划很有可能流产。但其率军进入杭州后，发现秩序混乱，又无官员镇守，一时贪念大起，遂放弃追击而纵兵在城内大肆劫掠，如此一来，太平军得以从容退往广德州。

李秀成这边，因攻克杭州获得大量军资补给，全军上下粮草齐备、战意高昂。消息传开后，各路太平军更是大受鼓舞，一扫之前颓唐之势。反观清廷方面，从咸丰帝到大小官员，都对无力防御和堵截太平军的奔袭而惊恐羞愧，军心士气也大受影响。

忠王由杭州西返安徽后，立即集结各路兵力，策划援京破围大计，此时，浙江清军以防止太平军回蹿为战略目标，不愿越境增援皖南；而皖南清军此时亦是战战兢兢，只求保住防区，根本不敢阻止太平军的下一步行动。

1860年4月初，忠王、侍王、辅王等几大主力兵团于建平会晤，按照诸将商议的结果，太平军兵分两路，其中李秀成兄弟组成东路军，以溧阳至天京一线为主攻方向，中路则以杨辅清兵团为主体，由高淳北上天京。

4月中旬，洪秀全眼见时机成熟，同时召令皖北的陈玉成领兵东返，参加天京破围会战。

三路太平军同时向天京外围开拔，清军方面却乱作一团。两江总督何桂清眼见“发逆”汹涌北上，忙将各处援军，包括浙江的张玉良部都调往身边护卫。致使大战爆发前夕，江南大营除围城的两万清军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增援。

5月1日，中路杨辅清率先对江南大营发起进攻，清军副帅张国梁亲率大军拒战。两军阵前枪炮不绝、血肉横飞，激战直至深夜，又恰逢天降大雨，火器皆不能用，双方随即展开惨烈的贴身肉搏。

而两军在中路生死搏杀之际，陈玉成兵团突然出现在江南大营西面战场。中、西两面同时告急，张国梁却困于阵中无法脱身，只能眼睁睁看着西路清军各营垒被英王包围分割，蚕食殆尽。

西路清军被歼，李秀成兄弟立即在东路策动进攻，孝陵卫突然燃起熊熊大火，清军见后路被堵，方寸大乱，开始弃营四散奔逃，太平军衔尾急追，歼敌五千余人，并截获大营内存银十余万两，以及大批火药、枪炮。

江南大营的两位统帅，和春、张国梁仓皇逃往镇江方向，收集溃兵后又南下丹阳企图据城固守，而李秀成和杨辅清随即联手发动了对丹阳的进攻，张国梁慌乱间策马渡河时溺水身亡，而和春虽侥幸逃出，但在得知张国梁死讯后，自感走投无路，亦无法向朝廷交代，遂于浒墅关吞服鸦片自尽。

至此，围攻江南大营之战，太平军取得全面胜利。此役，是太平天国绝地逢生的大逆转，不但解除了迫在眉睫的天京之围，还扭转了江南战区的整个形势，为此后太平军东征、攻取富庶的江浙地区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