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漫卷，北风呜咽，十二月的关中平原，万物凋零萧瑟，天地已是一片肃杀，而潼关上空此时密布的阴霾，更给人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

黄昏将至，驿馆南面的街市之中，宦官边令诚神色倨傲地捧出圣旨——在他脚下，正跪伏着大唐王朝最负盛名的西北悍将。

“封常清以贼摇众，怯战畏敌，先失东都，又弃陕郡，实罪无可赦……”

阉人特有的尖锐嗓音，在空荡的长街响起，不禁令人浑身发冷。

而一身布衣打扮的老者，对突如其来的杀身之祸似乎早有预料，神色如常地听完敕令，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申辩喊冤，只是由怀中掏出书信，然后缓缓回应道：

罪臣讨贼无方，有负皇恩，亦令国家蒙羞，死所甘心，只是还需劳烦中使大人，将此《谢死表闻》转呈圣上。

言罢，向着西面的长安方向，行三拜九叩大礼，随即平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大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十八日，东都陷落仅仅六天之后，洛阳之役的主帅封常清，以丧师失地之罪，被问斩于潼关军中。

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集结同罗、奚、契丹、室韦共计十五万人，于范阳（今河北涿州）举兵反唐。

而此时，唐玄宗正在千里之外的骊山行宫，享受着华清池中仙乐飘飘、烟雾袅袅的帝王生活。

突然接到义子安禄山叛乱的消息，李隆基在震惊之余，心情也是相当复杂——这位统治王朝近半个世纪的太平天子，既不愿承认自己在识人用人方面昏聩无能的现实，更无法想象，竟还有人胆敢挑战他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

所以在经历短暂的错愕之后，年逾古稀的大唐天子甚至一度怀疑，所谓河北诸镇叛乱，恐怕又是某些忌恨安禄山的人在刻意诬陷、诽谤。

然而十一月中旬，前线战报如雪花般纷至沓来，越来越多的证据已明白无误地指向安禄山谋反，而其麾下的胡汉精锐兵团，正以破竹之势汹涌南下。

直到此时，李隆基才忍痛由纸醉金迷的温柔乡中抽身，开始慎重考虑要如何应对这场猝不及防的灾难。

而“渔阳鞞鼓动地来”之际，大唐已承平一百三十余年，对于河北的叛乱，满朝文武都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唯独奸相杨国忠却“扬扬有得色”。

也许是“一山难容二虎”的缘故，玄宗身边最得宠的安、杨二人，却一直是形同水火。而近水楼台的杨国忠，更是多次向皇帝进言安禄山有谋逆之兆。

如今预言成真，杨国忠自然是满心窃喜，但得意过后，其也不忘自信满满地对玄宗保证：“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

虽然不久后的事实证明，杨国忠的判断完全是信口开河，但这番谄媚的胡言乱语，却给困境中的唐玄宗，提供了莫大的心理安慰。

而恰逢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前往骊山行在朝觐，当玄宗问及平叛之策，这位西北名将当即主动请缨，而且对于战争的最终结果，同样是极度乐观：

臣请驰至东京，悉府库募骁勇，挑马箠度河，计日取逆胡首以献阙下

当朝宰相与边镇节帅，给出的平叛时间几乎如出一辙，而这也正是皇帝想要听到的答案——玄宗闻言龙颜大悦，遂以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命其即刻前往东都，募兵平叛。

戎马半生却无往而不利，这种所向披靡的战争经历，积累出了无与伦比的战场自信，也令封常清对叛军发自内心的不屑一顾。

然而安禄山这个素昧平生的对手，和他麾下十五万精锐之师，却绝非封常清想象中那么不堪一击。

同时，作为帝国仅次于长安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洛阳之战背后，所具备的战略价值和象征意义更是非比寻常。

遗憾的是，封常清对于河北局势、前线战况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却仅凭一腔忠君报国的热忱，便轻易做出了“计日取逆胡首以献阙下”的结论。

豪言壮语固然振奋人心，但必须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之下，而在平叛勘乱的关键时刻，夸下如此目空一切的海口，显然是缺乏深思熟虑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而此时的封长清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轻率乃至狂妄的承诺，如果不能成就安史之乱中光耀后世的传奇逆转，那么就必定会崩溃为令整个帝国都难以承受的灭顶之灾……

在洛阳之战开始前，有必要先花些笔墨，简单介绍一下本文的两位主角——高仙芝、封常清。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一直臣服于唐朝的小勃律国，在吐蕃的软硬兼施与和亲政策之下发生叛乱，此后大唐数任安西节度使出兵讨伐，均无功而返。

747年三月，高句丽名将高仙芝奉诏领步骑精锐共一万人，千里奔袭小勃律，一举平定叛乱。

经此一役，大唐重获中亚地区的控制权，也重挫了吐蕃人对外扩张的野心，主帅高仙芝更因此而声名鹊起。

公元750年，高仙芝又击破亲附吐蕃的朅师国，然而此后，其先是背信弃义入侵了本已归附大唐的石国，战后又残忍地劫掠屠城。

此举令大唐天朝上邦的形象一落千丈，更直接导致中亚诸国联合起兵，谋划东进攻击安西四镇。

高仙芝闻讯召集六万余人远征中亚，不料在怛罗斯之战中，幸运之神不再眷顾此前战无不胜的安西名将，唐军遭阿拉伯部队重创，最终仅剩几千人狼狈逃回安西都护府。

此后一年多时间，安西军卧薪尝胆，实力逐渐恢复壮大。与此同时，大唐军界另一位后起之秀、日后与高仙芝并称为“帝国双璧”的封常清，也如彗星般在西域大地迅速崛起。

据《旧唐书》记载，封常清“细瘦颣目，脚短而跛”，干瘦、矮小、斜眼，还身患残疾，这样的外形条件，确实让人很难将其与纵横捭阖的沙场名将联系在一起。

此人本是罪臣之后，幼时跟随祖父被流放安西，后毛遂自荐于高仙芝军中，并追随主帅在西域南征北战。

因才思敏捷且治军严格而深得高仙芝器重，将其倚为左膀右臂，而数年的沙场浴血，封常清也逐渐成为安西唐军中举足轻重的二号人物。

天宝十年（751），高仙芝因兵败由安西调往京师任右金吾大将军，次年十二月，封常清便被唐廷正式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成为封疆大吏后的立威之战，封常清将目光投向了早已归附吐蕃的大勃律国。

天宝十二年（753），封常清重新踏上当年高仙芝的漫漫西征之路，经过数月的艰苦跋涉，最终以奇兵横扫大勃律国，迫使其国王投降，转而臣服于唐朝。

征服大勃律的战略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比六年前高仙芝平定小勃律更加重要和非同凡响。

此役不仅一扫唐军怛罗斯战败的阴霾，更令大唐王朝得以延续在中亚的霸主地位，而新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也以无比强悍的姿态，向世人宣告：

唐军绝不会因为某次战役的失利而一蹶不振，他只会以更加所向披靡的姿态卷土重来，然后征服所有敢于挑衅、冒犯其王朝威严的对手！

如果一切正常，封常清很有可能统率其麾下精锐继续创造奇迹，大唐的版图将不断向西扩张，华夏文明也终将翻越帕米尔高原，直至照耀整个中亚大陆！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755年“安史之乱”突然爆发，大唐盛世随即被按下休止符，所有人的命运也因而彻底改变。

再将视线拉回到中原战场，由于叛乱事发突然，唐廷位于安西、北庭、朔方、陇右的各大军镇都无法及时出兵回援。

然而在仓促之间，李隆基仍然利用有限的兵力，在安禄山南下的必经之路上，依次布置起了三道防线：

首先，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今河南开封）等十三郡，组成平叛之战的前沿阵地。

而距陈留二百里的荥阳，便是唐军构筑的第二道防线，此处素有“两京襟带，三秦咽喉”之称，扼守水陆要冲的同时，身后不远还有虎牢关天险可以阻挡叛军西进。

最后的第三道防线，便是由名将封常清亲自坐镇的东都洛阳。

此外，玄宗还拿出内府钱帛，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因时间紧迫，实际仅招得五万人）号称“天武军”，同时任命高仙芝为东征副元帅，率众出镇陕郡（今河南三门峡），作为封常清的后续部队，随时准备东进迎击叛军。

三条防线“固若金汤”，安西两大名将又先后投入战场，李隆基稳坐关中顿觉高枕无忧，静待前线荡平叛军的捷报。

然而叛军攻势之凶猛、速度之迅捷，都大大超出了玄宗的预料。

安禄山十一月初九起兵，南下之际，河北州县望风而降，至十二月初二，叛军兵锋已直抵黄河北岸的灵昌渡口。

此时正值隆冬，安禄山下令用绳子捆系破船和杂草树木，横断河流。一夜之间，结冰如浮桥，叛军由此顺利渡至南岸。

黄河天险一失，首先面临考验的便是陈留防线，因事发突然，张介然根本没有太多军队可供调遣，只能临时征用市井子弟上阵，仓促迎敌。

但由于承平日久，正规军队的战斗力都大受影响，更何况这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贩夫走卒？

面对十五万凶神恶煞、如狼似虎的东北边军，陈留守军仅仅抵抗三日，便主动向安禄山献城投降。

十二月初八，荥阳防线的崩溃更加令人匪夷所思——守军登城尚未抵抗，遥见叛军车骑蹂腾、烟尘数里，已是不寒而栗，再闻战场鼓号震天、战马嘶鸣，更是心胆俱碎。

不少士兵在惊慌失措下，竟纷纷失足从城头掉落，以至于《资治通鉴》都用“自坠如雨”这种夸张的措辞，来形容荥阳当日的惨状。

陈留、荥阳两处防线一触即溃，安禄山随即乘胜西进，兵锋直指拱卫东都的最后一道屏障——虎牢关。

而此时，封常清也已经在洛阳城中完成了皇帝下达的募兵任务。

东都百姓对于大唐王朝的忠诚毋庸置疑，短短十日之内，便有六万人应征投军，城中各种防御工事也在紧锣密鼓的布置、构建之中。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安史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的背景下，封常清此时最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固守城邑，严阵以待。

洛阳不同于陈留、荥阳，其本身便是按照京师的标准建造，城高池深，根本不惧围攻。同时东都背靠关中，还有高仙芝所部在陕郡作为后援，更不在乎进行持久的消耗战。

反观安史叛军，由于深入中原导致战线逐渐拉长，其后方安全以及后勤保障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安禄山只能寄希望于用最快的速度攻克两京，而一旦高歌猛进的势头受阻，其麾下十几万大军，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所以安禄山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洛阳固守待援。

但过往的骄人战绩让封常清多少有些自大轻敌，更何况其刚在皇帝面前许下了“挑马渡河，计日取逆胡首级”的承诺，如今贼寇东来，剑指虎牢，安西名将又怎能龟缩于洛阳城中坐视不理？

由于盲目自信，也因为受到皇帝急于求成的心态影响，封常清带着仓促成军仅十日的散兵游勇，浩浩荡荡东出洛阳，奔赴虎牢关准备与叛军决一死战！

虎牢关，南连嵩岳，北濒黄河，山岭交错，自成天险。一百三十多年前，李世民曾在这里击溃数十倍于己的窦建德、王世充联军，一举为大唐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封常清当然希望能在虎牢关前，复制太宗皇帝当年的传奇，然而安西名将却忽略了自身两个致命的问题——部队的质量和训练时间。

其麾下兵士虽有六万之数，但几乎全是洛阳的平民百姓、市井之徒，而部队组建之后，又没有时间加以操练，便被匆忙拉上战场。

十二月初九，安禄山大军兵临虎牢关前，随即便以精锐骑兵对唐军方阵发起冲锋。

而这些草草成军的乌合之众，此前可能连兵刃盔甲都相当陌生，更何谈战场上的刀剑相拼、生死肉搏？

面对奔涌而来的钢铁洪流，面对闪着寒光的长枪马槊，还有漫天震耳欲聋的喊杀之声，唐军新募士卒毫无意外地瞬间全面崩溃。

仅仅一个照面，虎牢关外便沦为修罗地狱，大唐士兵抛却武器四散奔逃，叛军则尾随在后一路追逐砍杀。

马蹄践踏，哀嚎不绝；刀锋所向，血肉横飞——最终幽燕铁骑践踏着败兵的身躯，驱赶着溃散的人流，不费吹灰之力，夺占虎牢关城。

封常清收拾残兵续战于葵园（洛阳东郊），失利后退入东都城郭，但叛军前锋随即掩杀而来。

此时一方败相已露，一方却气势如虹，封常清虽然率众在洛阳东北的上东门外拼命阻敌，无奈寡不敌众再遭败绩。

此后叛军由洛阳四面城门蜂拥而入，封常清仍不愿放弃，遂统率最后的兵力，在城中各处与敌展开顽强巷战。

唐军先是固守城中都亭驿，但众寡悬殊，又被迫向西退往宣仁门（洛阳皇城东门），此后且战且退，仍是颓势难止。

封常清见大势已去，最终经洛阳城外西禁苑，由一处坍塌的缺口突围而出，逃奔陕郡。

公元755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唐立国137年以来，东都洛阳第一次宣告失守，而此时，距离安禄山范阳举兵，才仅仅过去了三十四天。

封常清退至陕郡，当地官员百姓听闻东都沦陷，早已四处逃散，此时的陕郡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

封常清向高仙芝分析目前的形势，认为叛军西进之势锐不可当，而身后的天险潼关又兵力空虚，不如干脆放弃陕郡，全军后撤退守潼关，以保京师无虞。

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

陕郡确实无险可守，而高仙芝手上的五万“天武军”，同样是临时拼凑的部队，如果坚持在此列阵迎敌，胜算极低。

而一旦战败，安禄山顺势挥师攻破潼关，直驱关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叛军旦夕将至，形势万分危急，时间容不得高仙芝纠结，权衡之后，东征副元帅最终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若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放弃陕郡退保潼关的做法显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从政治影响上来考量，却无疑犯下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洛阳失守已是不该，但封常清好歹经过“累日血战”后才不敌败走，而陕郡尚未见敌军一兵一卒，便主动撤退——不战而逃，军法难恕，国法难容。

其次，无论何种原因，未向玄宗请示而擅自行动，如此目无朝廷、藐视法纪之举，若要深究，无疑也是死罪。

但高仙芝、封常清到底是行伍之人，只知分析战场胜负却未深思帝王心术与庙堂权谋。

退守潼关之后，二帅联袂抗敌，最终将一路衔尾急追的叛军逼退，然而以空间换时间之举，虽为唐廷迎来宝贵的喘息之机，却也给自己招至了杀身之祸！

正当高、封二人四处收拢败兵，准备在潼关重整旗鼓之际，厄运突然降临……

此前，玄宗惊闻东都失陷，而高、封两位统帅又弃陕郡西逃潼关，整个东征计划在短短数日内便彻底化为泡影，不由勃然大怒。

但考虑到大敌当前不能临阵斩将，皇帝只是将封常清贬为布衣，仍留于高仙芝军中效力。

不料此前与高、封二人素有嫌隙的权宦边令诚，瞅准时机向李隆基告发：封常清丧师失地，又借口叛军势大，动摇军心。而高仙芝无故将陕郡数百里之地拱手送与贼人，更盗减军粮物资。”

谗言添油加醋，再次引得玄宗震怒，甚至怀疑高、封二人无故退守潼关，是怀有佣兵自保、挟寇自重的打算，这是大唐天子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携圣旨前往潼关，将封常清、高仙芝斩于军中。

两位忠心耿耿的安西名将就这样因宦官进谗而相继冤死，不仅令潼关守军士气大挫，更导致临敌之际，整个唐军已无可用之将。

李隆基在万般无奈下，只得起用病废在家且已风烛残年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出镇潼关。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洛阳之战是封常清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而更可惜的是，这位昔日威震西域的大唐名将，此后却再也没有机会为自己正名。

而安禄山坐拥洛阳觊觎长安，正值用人之际，玄宗却自毁长城，公元755年末，眼见关中凛冬将至，而大唐王朝更是风雨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