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天京城北 太平门

大暑将至，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午后刚刚下过一阵暴雨，此刻天空澄澈如洗，而云层中又夹杂着丝丝清凉的微风，让一切都显得如此静谧安详，只是明亮炽烈的阳光下，太平天国的生命，却即将走到尽头……

午时刚过，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由地底传来，伴随着地动山摇般的剧烈震颤，太平门长达二十余丈的厚重城墙，在顷刻之间被轰上半空，紧接着无数崩裂飞溅的砖土碎石，如暴雨倾泻而下，穿过弥漫的烟尘，抛散洒落在方圆数百米的范围之内。

二十六个月的城下苦战，七百多个日夜的漫长煎熬，等这一刻终于来到时，空气都紧张得仿佛要凝固住一般，数万双血红的眼睛，紧盯着墙垣坍塌处幽暗、深邃的破洞——越过这个沉默得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深渊巨口”，湘军和太平天国的生死对峙即将结束，而太平门城墙之内，关于天京的最后血战也终于来临……

1864年7月3日，天京城破前十六天，湘军攻克太平门近郊龙脖子据点，城外最后一处要塞宣告易手……

对于此时的太平军而言，形势已万分危急，龙脖子位于紫金山山麓之上，又紧邻太平门，占据此地，城内防御部署、部队动向一览无遗，而湘军又居高临下架设百余座火炮，朝夕不暇轮流轰击，城堞倾颓之间，守城士兵受火力压制，根本无法登城御敌。

早在1864年2月，湘军便完成了对太平天国都城的战略性合围。而城内的粮草更是在半年前便已断绝，此时天京之外虽仍有几十万勤王兵马，无奈均被阻隔各地，根本无法实施救援。

外缺援兵而内乏粮草，既无力坚守更难以突围——所有人都清楚，距离天京的最后陷落，无非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只是天京固然命悬一线，而城外看似胜券在握的吉字营主帅曾国荃，内心同样是焦灼万分。

湘军缺乏重型火炮和工程器械，兵力也无绝对优势，面对天京坚城，只能选择长围久困之法。然而盘桓城下二载有余，前后死于疾疫近万人，战殁者亦逾九千，然而孤城摇摇欲坠，却又始终屹立不倒。

而吉字营官兵欠饷已达半年之久，此际师老兵疲，士气低落，暗无天日的煎熬和不知尽头的等待，还在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每个人的神经——长此以往，军心涣散倒是其次，一旦临阵发生哗变，后果将不堪设想。

更为急迫的是，就在湘军深陷天京之际，李鸿章淮军和左宗棠楚军却在苏、浙两省先后告捷，清廷眼见金陵孤城迟迟未下，唯恐夜长梦多，屡屡催逼曾国荃加紧攻城，同时又下旨给刚刚结束苏南战役的李鸿章，命其火速挥师西进，支援天京战场。

好在李鸿章顾念与曾国藩的师生之谊，不愿冒然前往城下与湘军争功，便以天气炎热、将士久战疲惫为由，极力拖延赴援日期。

只是李鸿章顾及情面，其麾下的骄兵悍将却都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淮军第一悍将刘铭传，甚至公然表示“若湘军阻拦攻城，便让其尝尝淮军巨炮的滋味。”

攻，不知何日克城，等，又唯恐他人将至——两难局面之下，曾国荃身心俱疲，情绪异常焦虑烦躁，其间是“逢人辄怒，遇事辄忧”。

而就在攻克龙脖子后不久，曾国荃又突然接到李鸿章的加急密信，内称朝廷多次传来谕旨，实在无法推托，只得暂派刘铭传、潘鼎新等二十七营计14000人前来助阵，并计划于7月19日拔营西进。

强援将至，时间无比紧迫，18日的战前会议上，九帅几近癫狂，声嘶力竭地高呼“他人至矣，艰苦两年以与人耶!” 麾下将领深知利害，也是同声应和：愿尽死力！

1864年7月，隔着天京厚重的城墙，攻守双方都在漫长的等待中苦苦煎熬，生存还是毁灭，时间将很快给出答案……

胜负成败皆在此一举，全军上下已无路可退，太平门外，曾国荃督兵更急，下令所有兵勇进攻时均需背负芦苇、蒿草，填塞于山麓与城墙之间，为攻城铺平道路。

然而天京守军众志成城，即使深陷绝境也根本不给湘军任何可乘之机，吉字营损兵折将，却难以打开局面，而辛苦堆积的柴草，则屡屡被城头掷下的火把焚为灰烬——强攻始终无法奏效，看来最终要解决战斗，还得依靠“穴地攻城”之法。

此前，湘军曾环城开挖地道三十多条，但因掘进路线较长，极易被城上瞭望的太平军识破，一则植物根系遭破坏之后，地表草木随即衰朽枯黄，二来地底挖掘出的碎石泥土无法及时隐藏，更会被一眼识破。

而一旦发现可疑踪迹，太平军便会寻机缒城而下，找到洞口熏以毒烟、灌入沸水，或者干脆在城墙内侧横向挖掘地道，以逸待劳直至湘军工兵露头，再予以无情绞杀。

但随着龙脖子据点失守，城外包围圈在逐步缩小，湘军的某些前沿阵地，甚至已直抵距城墙不足三十米处，吉字营兵勇在火力掩护之下更前筑垒，开挖地道，而城头守军受炮火阻挠，即使有所察觉，也再难实施有效反制。

更何况天京周长几十里，城外地道又遍布各处，太平军疲于奔命之间难免顾此失彼——就在17日时，神策门下地道突然引爆，城墙被炸塌数丈，湘军趁机拥入，好在忠王李秀成及时率兵堵截，并命人将几十桶火药由城头掷下，歼灭湘军死士三百余人，才勉强堵住了溃口。

19日凌晨，一条直通太平门的巨大地道宣告完工，曾国荃为确保万无一失，下令将两万多斤炸药由棺材盛装后，悉数送入墙根之下。午后二时，吉字营主帅一声令下，引线闪着火光飞快消失于地洞入口，片刻沉寂之后，巨大的爆炸声猛然响起，地动山摇、火光蔽日，烟尘弥漫之中，太平门东侧城墙瞬间被轰塌二十余丈。

惊闻城墙破开，忠王李秀成、顾王吴如孝再次率兵前往指挥堵御，一时之间，城头点燃的火药桶倾泻落下，城墙内外更是枪弹横飞，箭矢如雨，首批冲入的400名湘军官兵顷刻毙命，但紧接着三千人的后续敢死队又在悍将朱洪章的率领之下接踵而至。

而此时太平门的兵力十分单薄，太平军将士经长期困守，又都已饥疲不堪，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和如此巨大的缺口，虽是浴血死战，终究无法力挽狂澜。战至午后三时，太平门宣告失守，忠王无奈下令残部退入城中。

就在湘军蜂拥而入之际，城内各处馆阁几乎同时燃起了熊熊烈火，“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的口号此起彼伏地响起——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这种玉石俱焚的举动，也彰显着太平军与城偕亡的壮烈决心。

抢入太平门后，湘军随即兵分四路，总兵朱洪章领兵经中路直趋天王府，其余三部人马则分头扑向天京其余各大城门。

漫长对峙后，天京之战进入到最为惨烈的短兵相接阶段，此时守城将士虽是强弩之末，却抱定必死之心，湘军每前进一步，依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每条街道巷弄、每处馆阁房舍，都成为攻守双方血肉横飞的战场。

鏖战历两个时辰之久，除忠王李秀成护送幼天王洪天贵福趁乱逃脱出城，剩余近万人的太平军，在浴血奋战之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几近全军覆没，黄昏将至，残阳如血，血腥之气充盈全城，天京各门在傍晚时分终于全部陷落。

但抵抗远远没有结束，残余太平军将士或以房舍为依托，在墙上开凿孔洞施枪放箭，或固守要道路口，与来犯之敌生死相搏。

中路湘军在夺取天王府时，便受阻于府外五龙桥，朱洪章率兵强攻数次仍无法得手，只能选择绕道而行。

而据攻陷天京旱西门的湘军道员陈湜回忆，城破两日之后，其领兵攻打一处院落，突见后门逃出两名老妇，审问后得知，宅邸之中聚集着数百名太平军高级将领，此刻正“运珍宝聚于一堂”。

陈湜闻言大惊，急命麾下将士速速后撤，而就在众人不知所以之际，爆炸突然发生，整座院楼瞬间夷为平地——大厦将倾，众人自知难以幸免，最终做出了的玉石俱焚的惨烈抉择。

举火自焚、同归于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用决绝的姿态为保卫天京做着最后的努力，而即使在城破十几日之后，隐蔽处仍有突然放出的冷枪——何谓成王败寇？这就是太平军将士对入侵者所能给出的全部回答。

逐渐掌握天京局势之后，战争进入到另一个更为关键的环节！

“克城之时，大索三日”是湘军多年来的惯例，此前九江、安庆皆是如此，而被外界盛传“金银如海”的天京又怎么可能例外？

20日，中路湘军率先攻克天王府，朱洪章所部正在原地待命，闻讯赶来的悍将萧浮泗，则趁机将皇宫珍宝财物洗劫一空，事后为掩人耳目，其又下令纵火毁灭证据，将洪秀全辛苦经营十几年的辉煌殿宇，化为了焦土灰烬。

其余湘军将领亦不遑多让，金陵城中大小王府星罗棋布，官衙馆阁比比皆是，而这些唾手可得的“肥肉”，无疑成为入侵者们竞相追逐的首要目标。

除天王府外，忠王府、信王府等大小王府，包括各处官署衙门，无一例外惨遭洗劫，随后再被放火“毁尸灭迹”。

据资料显示，天京城中建筑，被太平军自行焚毁的仅占十分之三，而剩余七成皆是在湘军疯狂劫掠以后被付之一炬，除了江南贡院，没有任何地面建筑能在这场浩劫中幸存。

硝烟蔽日，火光烛天，可怜鳞次栉比的六朝帝都，煌煌烨烨的金陵古城，在浓烟烈焰之后，仅剩一堆焦土废墟、碎石瓦砾。在此之后，入城官员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落脚之处，天京战役的总指挥曾国荃，只能暂居于城南雨花台大营，7月28日，当湘军主帅曾国藩抵达天京时，亦只能权且以英王府作为临时公馆——这还是因为陈玉成早亡，其王府久乏人居，无甚财物，这才逃过一劫。

曾国荃虽纵容下属劫掠，但亦有言在先，城破之后每营仅派六成兵力冲杀、其余人员需谨守营垒。只是湘军中众多高级将领，如李臣典、彭毓橘、易良虎、萧孚泗、张诗曰等均带头抢劫，而所谓上行下效，其余兵勇更加有恃无恐，纷纷争先恐后进城洗劫，大肆搜刮，就连军营里的长夫、雇工等勤杂人员，也纷纷抄起扁担、箩筐，加入到抢劫的队伍中，整个兵营瞬间为之一空。

秩序、规则、理智甚至是命令，所有束缚在这一刻统统被欲望击溃，数万湘军化身贪婪的野兽，在偌大的天京城中四处游荡捕猎。皇宫王府被劫掠殆尽，目标很快便转向普通民宅；地面之上被搬运一空，罪恶的目光又投向地下，掘地三尺，挖坟毁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因分赃不均或者互不相让，湘军内部各营也时常会大打出手。

没人关心城内太平军是否被“一网打尽”，更没人在乎“残渣余孽”会不会趁乱外逃。

而作为曾国荃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全程参与了攻克天京的战役，亲眼目睹湘军官兵的丑态后，在其所撰的《能静居日记》中，其曾痛心疾首地写道“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使槛中之兽，大股脱逃”。

天京城内哀鸿遍野、一片狼藉，而濒临长江的水西门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各种财帛、器物、大小家私被络绎不绝的送到码头，再经停泊于此的船舶，运往千里之外的湖南。

但如果仅仅只是单纯的焚烧和劫掠，又怎能完全满足胜利者内心的兽欲？

城外暗无天日的煎熬几乎使人发疯，天京军民冥顽不宁的抵抗，更令湘军官兵深恶痛绝，而战争的血腥，又极大地激发着人内心潜藏的残暴。

当这些充满破坏性的负面情绪无法通过单纯的焚烧和劫掠去宣泄时，入侵者们势必要选择更为极端的方式，来继续这场只属于胜利者的“狂欢”。

巷战结束，上万太平军几乎被屠戮殆尽，接下来遭殃的，便是城内两万多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

成年男子被强迫充当运送财物和挖坟掘墓的劳力，而无力担货又无窖可挖的老弱妇孺，则被尽情杀死。

沿街死尸十之九皆是老者，其幼儿未满二三岁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

而时值盛夏，大量死难者的尸体被随意抛弃于路中，在烈日下长久暴晒、腐烂生蛆，以至城内“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即使曾国荃入城，也只是命人将堆积如山的尸骸简单搬运至道路两侧便草草了事。

除了杀戮，还有奸淫。吉字营第一悍将李臣典，入城之后便兽性大发，当夜“连御十女”，以至油尽灯枯，脱阳而亡。

而无论太平天国的“大脚婆姨”还是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统统难逃湘军官兵的魔爪，她们或被当街强行侮辱，或被掳至湘军大营惨遭蹂躏，更有甚者，大批美貌女子被直接劫持上船，然后运至湖南乡间，成为掠夺者长期霸占的玩物。

面对逐渐失控的局面，文人出身的赵烈文寝食难安，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和负罪感，其连夜赶赴湘军大营，希望曾国荃及时出面制止下属暴行，并提出止杀、设馆、安民、禁米出城等四条善后建议。

然而九帅含糊其辞地敷演一番之后，便将赵烈文劝走，而天京城中的一切，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无比讽刺的是，被清廷称为“发逆”的太平军，攻陷南京后并未大规模的烧杀劫掠，这些“乱臣贼子”在统治天京的十四年时间里，城中百姓也尚能安稳度日，然而饱读圣人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湘军将帅，还有那些以正统自居、来此“铲奸除恶”的官军，却仅仅只用了几天的时间，便将昔日繁华的金陵帝都，变成了“万物焚烧、百物荡尽”的人间地狱。

一切尘埃落定，剩下的便是论功行赏。

僭居金陵、为祸江南的太平天国，可以说是咸丰帝的心腹大患，所以1861年，临终前的大清天子在病榻之中曾特意有言在先：“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

只是等到1864年时，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臣集团，已逐渐成为左右时局的可怕力量，而其麾下那些“只认主帅，不知朝廷”的私人武装，更呈现出尾大不掉之势，若再将湘军主帅封以王爵，只怕日后更加难以控制。

掌权的慈禧太后权衡再三，并未兑现先帝的承诺，而是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无先例”为由，改封曾国藩为世袭罔替的一等毅勇侯。

但攻占金陵，平定太平天国，无论以任何标准评判，都堪称当世第一奇功，清廷即使顾虑重重，还是要对这些有功汉臣大加封赏。

其中，在江、浙地区配合天京战场作战的淮军主帅李鸿章获封一等肃毅伯，楚军主帅左宗棠获封二等恪靖伯，而天京之战的总指挥、吉字营主帅曾国荃，则被赐封一等威毅伯。

曾国荃之下吉字营众将，朝廷也各有奖励，“为国捐躯”的李臣典被追封一等子爵，加太子少保，其余如萧浮泗、朱洪章等人，均是加官进爵，名利双收。

一将功成万骨枯——金陵古都的焦土废墟和残垣断壁背后，血债累累的湘军将领们完成了华丽转身，而天京百姓的尸山血海和坟茔荒冢之间，曾氏兄弟更是功成名就，位列封疆。

只是经此浩劫，南京元气大伤，1896年，谭嗣同途径此地，城中仍是“满地荒寒气象”，可见哪怕过去了三十多年，六朝古都也没能从战争的破坏中完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