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深夜，中年将领伫立于武昌城头，双眉紧蹙地凝视着远方湘军那些漫山遍野的营垒。

长江上樯帆林立，江岸边旌旗招展，纵横交错的沟壑战壕，层层叠叠的藩篱栅栏，已将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

弹尽粮绝，援兵不至，一年半的漫长坚守，无数次的生死周旋，韦俊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在这个月影婆娑、星河璀璨的美好夜晚，他却必须要做出一生中最痛苦的抉择……

弃城！

两个苦涩的字眼从喉头艰难挤出，没有人知道这个刚刚三十岁的太平军悍将下了多大的决心——深秋的寒风冰冷刺骨，刮过韦俊那看似毫无表情的面庞，但黑夜中两行滚烫的液体，却渐渐模糊了男人的双眼……

历史会记住这一天——公元1856年12月19日，太平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撤离湖广省府。至此以后，太平天国的势力再也未能染指上游的湖北地区，而从韦俊含泪弃城的这一刻开始，丧钟已为千里之外的天京，悄然响起……

1856年4月，武昌前线突然传出惊人消息——湘军名将罗泽南在率众攻城时为流弹击中左额，数日后重伤不治，殒殁营中。

罗泽南乃是湘军元老，更是军中高级将领，以其地位身份，亦要亲临战场以身犯险，更意外阵亡于城下，可见武昌战况之焦灼急迫，攻守之激烈凶险。而在此之前，清廷和太平天国围绕这座湖广重镇的争夺，已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类似这样的生死恶战，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上演。

武昌，拥九省通衢地利之便，又是湖广省府所在，对清廷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政治意义，而此城更是太平天国长江防御体系在上游地区生死攸关的一环。

因此，除了下游的天京主战场烽火连天之外，武昌的攻防也成为对战双方在西线的战略重点。

自1855年春第三次攻占武昌后，太平军便在城东、南、北三面高筑土墙，又于紫荆山、小龟山、双峰山等制高点架设火炮防御，更环城挖掘出一条长六里、宽深各三丈的巨型战壕，配以各种木栅、石垒，使本就易守难攻的武昌城，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而清军方面，为能尽快克复湖广省府，也在城下麇集水陆兵勇超过两万人，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亲自指挥北岸汉阳战事；湖北巡抚、湘军统帅胡林翼则督师进犯南岸武昌。朝廷除每月拨银近三十万两外，咸丰帝更下旨周边川、陕、晋三省按月筹饷五万两，以供楚地讨逆平叛之用。

围绕武昌的最终归属，双方展开旷日持久的争夺，然而攻之愈急，拒之则弥坚，清军无法一举克城，太平军亦难以顺利破围，1855年双方的攻守态势，在反复拉锯中逐渐陷入僵持。

只是时间进入1856年后，随着清军攻城次数愈发频繁，攻势也更加猛烈，尤其是5、6月间，湘军水师又陆续焚毁了太平军的江面舰船，彻底控制住长江航道，水陆被围的武昌城，慢慢呈现出力竭不支之势。

坐镇天京的杨秀清非常重视湖北战局，1856年6月，在东线合击江南大营的关键时刻，东王仍先后抽调检点古隆贤、翼王石达开等两批人马西援武昌，但因守城部队与援军缺乏接应配合，难以协同作战，以致屡屡为湘军所隔，始终不能达到解围破敌的战略目的。

好在武昌守将乃是太平天国前期赫赫有名的悍将韦俊，此人从金田起义开始，便跟随太平军一路南征北战，作战勇猛，战斗意志异常坚定。

驻防武昌期间，在被动困顿的境况之中，韦俊凭借坚城重炮，固守待援，不仅给予来犯之敌极大打击，还策动了数次出其不意的反击，令大举压境的清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只能望城兴叹却一筹莫展。

而韦俊还有另一个更加显赫的名头——他是北王韦昌辉的胞弟，太平天国中地位尊崇的“国宗”。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身份的缘故，为其日后命运的剧烈转折和一系列不该发生的悲剧，早早埋下了伏笔……

1856年9月，就在武昌战局僵持不下之际，天京城中意外爆发血腥内讧，北王韦昌辉受天王密诏领兵返京，夜袭东王府，杨秀清阖府被屠，此后韦昌辉更以诛除东党余孽为名大开杀戒，导致两万多精锐太平军无辜惨死，正于湖北督战的石达开，闻讯只得暂缓营救行动，星夜东归平乱。

而当年10月，“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入清廷，咸丰帝立即降旨“乘其内乱，次第削平”，此后清水陆援兵陆续开赴武昌城下，两广总督叶名琛于年初筹购的600尊洋炮也在9月底送抵前线清军大营。

现实的情况是，清军的实力正在逐渐加强，而太平天国高层的主要精力又全部放在内部斗争之中，无暇顾及远在湖北的西线战场，石达开回师天京，更使整个针对武昌的救援行动戛然而止。

路断援绝的武昌太平军，时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单凭韦俊的忠诚和一腔热血，既无法却兵退敌，亦不能解救万千战士于水火。

但若是让城别走，太平天国失去西线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不说，下游江西、安徽也将随之面临湘军的军事威胁，而丢失武昌之罪，更是韦俊所无法承担的。

1854年9月，太平军被迫撤离武昌，次月守将石凤魁、黄再兴便被召回天京，以失城之罪问斩，这样的前车之鉴，使得年轻的太平军将领不敢轻举妄动。

内忧外患之中，彷徨矛盾之时，天京城中再次传来消息——因翼王阖府在变乱中惨遭杀害，11月，震怒的石达开以清君侧之名从安庆起兵直逼京师，洪秀全丢车保帅，将天京事变刽子手韦昌辉分尸弃市，其党羽亲眷亦悉数被杀。

持续两个多月、造成数万人惨死的“天京事变”终于结束，只是韦昌辉之死却成为了压倒韦俊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时，因内讧而元气大伤的天京，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组织救援，而猜忌心极重的洪秀全，在处死韦昌辉之后，接下来会否对韦俊痛下杀手亦不得而知。

武昌已沦为太平天国的“弃子”，而在这场空前灾难中痛失亲人的太平军将士，即使不对韦俊深恶痛绝，也断然不会以身犯险去营救危难中的“北奸”至亲。

客观来说，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意固守，也不过是拉着两万多士兵和武昌一起殉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保存实力再谋出路。而主将韦俊不仅要承受家族罹难的痛苦，更担忧遭受株连而惶惶不可终日，双重煎熬之下再无坚守之志。思虑再三，终于做出了弃城突围的决定。

11月中旬，韦俊开始指挥部众频繁发动夜袭，企图疲劳对手，并趁乱实施突围，但清军似乎也意识到太平军所为，不过是“以图乘隙狂窜”，故而只是坚守防线，以逸待劳，每逢太平军突围，便滥施枪炮，击杀其有生力量，待太平军回城，又令各路兵勇轮番攻击，实施反骚扰，以此阻遏对手脱困。

陆路破围屡屡受阻，韦俊只得改由水路撤离，并提前在“近城江岸各数十里，预备木筏、快划”，同时计划在武昌、汉阳留下部分将士继续守御，迷惑、牵制清军，以减轻突围部队的军事压力。

12月19日，清军照例出击骚扰，不料傍晚时江面突然狂风大作，本就敷衍应付的水陆兵勇见状慌忙收兵回营，而数千汉阳太平军乘此良机迅速由东门遁出。

武昌守军则在城头遍插旌旗，呐喊鼓噪，城下清军不防有诈，放松警惕。午夜时分，太平军同时由各门夺路而出，悄然撤至江岸登舟。

两个时辰之后，南岸龟山突然腾起熊熊大火，这是主力安全撤离的信号，此时清军才惊觉异常并追至岸边，但只剩少数后队太平军未及撤退，而武昌、汉阳共计两万余守军，此刻早已平安驶往下游。

无论如何，时隔六百余日后，清军再次克复湖广省府，朝野上下一片欢腾，而洪秀全得知武昌失守后勃然大怒，便要将韦俊治罪，幸而李秀成出面反复为其开脱求情，直言内m乱之后正是用人之际，而韦俊弃城也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天王这才悻悻作罢。

韦俊从武昌撤退后，引军前往江西境内，此后转战抚州、吉安等处继续于清军周旋，虽然戎马倥偬，但这也是韦俊人生中难得的一段安稳时光。

1857年，太平天国再次遭受重创——内乱之后主政天京的翼王石达开，因饱受洪秀全的猜忌与掣肘，于当年6月愤然离京，返回安庆后招收旧部，随即以西征之名率十余万人挥师入赣，走上了与天京分庭抗礼之路。

为应对分裂后“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困顿局面，洪秀全被迫启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后起之秀主持全军大局，并于1958年秋恢复“五军主将制”，而手握重兵又能征善战的韦俊，得以出任右军主将，跻身太平军核心将领之列。

只是好景不长，1859年初，跟随翼王远征的杨辅清，因意见不合脱离石达开所部，率七万人马重回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委以中军主将之职，却别有用心的将一直在江西活动的杨辅清，调至皖南驻防。

这样的安排充分说明洪秀全一直对韦氏族人心存芥蒂，此前网开一面无非是形势所迫，此刻借刀杀人的意味却已相当明显——杨辅清乃是东王杨秀清义弟，对于韦氏族人自然是恨之入骨，而彼时韦俊正率部驻守皖南池州，韦、杨狭路相逢，后果可想而知。

而韦俊自知理亏，主动配合杨部进入皖南，但同年3月，杨辅清攻下与池州接壤的至德后，多次挑起矛盾、制造摩擦，更扬言要为兄长报仇雪恨。

杨辅清意气用事，韦俊以大局为重不愿与其发生冲突，思来想去只有离开皖南这块是非之地，并准备率军北上，渡江至浦口投奔一直对其抱有善意的李秀成。

然而退避三舍之举却引来了另一场轩然大波，韦俊的人生，甚至太平天国的命运都因此发生了转折……

1857年石达开出走后，陈玉成便接管了翼王留在安徽的地盘，而太平天国后期，军队将领占山为王、拥兵自重的思想又相当普遍——英王将皖省视作自己的私产，如今韦俊要带兵出走，投靠的对象还是一直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李秀成，年轻气盛的陈玉成又怎会听之任之？

1859年10月，韦俊领兵由池州东进，行至和州地界准备挥师渡江北上，不料为陈玉成部下所阻，并告知若无英王手谕，安徽境内一兵一卒皆不得妄动。

双方针锋相对，互不退让，言语失和之下竟然大打出手，而前来接应的李秀成部也很快加入械斗，同属太平军序列的三方人马，在和州渡口疯狂火拼，最终造成数千人伤亡的严重后果。

被迫撤回池州后，韦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和委屈——天王洪秀全猜忌排挤，上司陈玉成又刻意刁难打压，同僚杨辅清对其更是视若寇仇，这太平天国疆域虽广，可哪里又有他韦俊的容身之所？

顾全大局换来的是得寸进尺，忍气吞声回报的是步步紧逼，长期的积怨和所受的不公，瞬间化作满腔怒火，丧失理智的韦俊，最终做出了一个令其得以善终却又在日后身败名裂的决定——背叛太平天国，向湘军投诚！

为表诚意，韦俊先向湘军交出自己和所部官员的几百枚印章，以示交割权力，同时为将功赎罪，还向湘军立下“投名状”——将攻下太平天国重镇芜湖。

韦俊愤而变节，自有其复杂深刻的原因，但其麾下刘官芳、黄文金、古隆贤和赖文鸿等将领，却不愿与其同流合污，背上卖主求荣的千古骂名。

11月1日，韦俊挥师攻陷芜湖，并强令城内军民剃发投降，只是三日之后，待其离去，刘官芳等人立即反正，并率将士回攻池州。

从3日开始，太平军众将连续攻城，韦俊也不愧悍将之名，屡屡击退攻城之敌，而湘军闻讯亦挥师水陆来援，古隆贤等势单力弱，只能无奈撤走，并向正在皖南转战的杨辅清求救。

12月初，两军联手复临池州，韦俊携改编后的万余叛军踞城固守，此后半月，两万皖南太平军环攻城垣，日夜不息，杨辅清更豪掷千金悬赏求购韦俊首级，并发动政策攻势，号召误入歧途者早日迷途知返。

12月23日深夜，乘韦俊至城外巡营之机，池州东门守军突然打开城门，杨辅清挥师一拥而进。入援清军与部分叛军负隅顽抗被歼数千人，韦志俊眼见大势已去，收集残部狼狈逃往徽州。

池州叛乱虽然平息，然而韦俊的叛降，却给太平天国带来了相当糟糕的负面影响。

首先韦俊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元老，又是当时五军主将之一，此前无论顺逆成败，太平军中还从未出现过如此高级别的将领投敌，而韦俊之后，叛降变节之事开始屡见不鲜。

其次，1859年后，太平天国实力每况愈下，韦俊投敌使整个形势更为雪上加霜，而战火频仍的皖南地区，经历两个多月的战乱袭扰，也是一片狼藉、残破不堪。

只是客观分析，韦俊的叛降又充斥着走投无路者的悲情色彩，同样是天京事变的受害者，韦俊何其无辜，却因为兄长的暴行要承受种种无妄之灾。

武昌内外无援、水陆断绝之时，皖南流离失所、屡遭欺凌之际，这位悍将的忠诚经受了时间的种种考验，而在最终变节之前，韦俊深明大义一再忍让，可以说对太平天国已是仁至义尽。

但被清廷收编之后，韦俊自知身份特殊，需要战功才能得以立足，再加上内心深处对太平天国以及陈玉成、杨辅清等将领充满恨意，导致其日后在战场之上冲锋陷阵格外卖力，而对待昔日同袍战友时则是痛下杀手毫不留情。

1860年5月，趁皖南太平军回救天京之机，韦俊领兵连陷石埭、太平诸县，又配合湘军水师攻占池州殷家汇。

同年6月，安庆争夺战的最关键时刻，正是在韦俊的配合指引之下，湘军水师开挖堤坝，引水灌入后湖，随后水陆合围猛攻枞阳半月有余。

20日，枞阳守军无奈献城乞降，韦俊终于报了当年和州渡江的一箭之仇——枞阳沦陷，安庆外围最后的补给通道被彻底切断，而陈玉成的安庆大本营至此沦为孤城。

次年9月，韦俊复踞池州，1862年7月，参与攻陷皖南重镇宁国府（今安徽宣城），因功擢升副将加总兵衔。

就这样凭借昔日战友的淋漓献血，染红了头上顶戴，站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之上，韦俊一步步登临人生巅峰——1864年7月，天京城为湘军攻陷，而韦俊则功成身退，辞官返回老家广西金田。

但投降变节始终是令人不齿之举，尤其是在太平军的龙兴之地，韦俊降清投敌的行为更是令家乡父老深恶痛绝，衣锦荣归之际，其慷慨捐资准备修桥铺路，孰料不仅被乡邻严词拒绝，还得了个“反骨韦十二”的骂名，最终只得黯然远走宁国，郁郁而终。

穷则同生共死，富即自相残杀——韦俊的被逼投敌只是太平军画地为牢、争权夺利的一个缩影，却映射着太平天国分崩离析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