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武林，鞭长莫及，忧灼如何！”

1861年11月，杭州为太平军所困，面对浙江巡抚王有龄“鹄候大援”的求救血书，两江总督曾国藩哀叹着写下了十二字的回复。

内心的痛苦不安，言词之间的惋惜无奈，似乎已跃然纸上，然而杭州摇摇欲坠之际、浙抚大难临头之时，曾大人恐怕比任何时候都要“心旷神怡”。

“鞭长莫及”之言，当然无可厚非，此刻曾国藩身在安庆，距离杭州千里之遥，而皖南崇山峻岭，沿途又有太平军阻隔，纵使立即挥师东进，援军也非旬月可至。

只是“忧灼如何”的感慨，却多少有些虚情假意——此时左宗棠正奉命在浙赣边境勒马等候，只要曾国藩一声令下，其麾下楚军即可领兵入援，但眼见杭州朝不保夕，湘军主帅的命令却始终只有一个字：

等！

远近失援、内外交困；粮饷断绝、四面楚歌——咸丰十一年（1861）12月29日凌晨，风雨飘摇中的东南重镇杭州，最终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攻陷。

城破之际，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殉节，杭州将军瑞昌举火自焚，其下大小官员及兵弁家眷计四千余人，悉数慨然赴死。

为时两个多月的杭州争夺战就此谢幕，而在这场生死较量的背后，却充斥着比枪林弹雨更凶险的明争暗斗，比刀光剑影更血腥的尔虞我诈——太平军如愿以偿拿下浙江省府，而曾国藩也凭借这场惨败，不动声色地铲除了东南官场上最后一个心腹之敌……

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何会坐视杭州陷于太平军之手而无动于衷，这其中既有长久以来的私人恩怨，更涉及到复杂曲折的派系斗争。

曾国藩其实与王有龄并无旧隙，或者说“区区”浙江巡抚，还不够份量成为湘军主帅的真正对手，一切的恩怨纠葛，其实都始于六年之前，主角也并非被抛弃的王有龄，而是两江总督何桂清。

清·两江总督 何桂清（1816~1861）

将时间回溯到咸丰五年（1855）前后，彼时清廷在整个上、下游战场的态势是：两湖地区有胡林翼运筹帷幄，苏常重镇有何桂清主持大局，只有曾国藩在遭遇九江湖口重挫之后，坐困豫章计无所出，还因筹措粮饷之事与江西的地方官员闹得形同水火。

为打开局面，曾国藩只有遣使向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求助，只是彼时的曾文正公，性格强硬又不善言辞，在求援书信中竟直言浙江富庶且未经战乱，尔等“平昔挥金如土”，何不为我襄赞军饷？

开口求人，不懂温言相商，反而恶语苛责，何况请援的对象还是在咸丰一朝平步青云、圣眷优渥的何桂清，最终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浙抚大人不仅分文未许，而且随即便密奏朝廷，指责“江左误于涤生（曾国藩）之胆小，竟是坐观，一筹莫展”。

大敌当前，朝堂上的两位顶级汉臣，却因言语不合而暗生芥蒂，而这还仅仅只是两人漫长恩怨的开始。

1858年，曾国藩守孝期满再次出山，此时湘军已克复重镇九江，又陆续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江西境内的大小州县。曾国藩认为，如果能再夺取浙江地盘，既足以控制皖南，防止太平军由此楔入赣省，进而侵扰两湖，又可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湘军最为苦恼的军饷问题。

而此时何桂清的官阶也更进一步，荣膺两江总督，节制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军政民务，连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亦要仰其鼻息，可谓权倾朝野，风头一时无两。

与曾国藩的想法不谋而合，何桂清在给好友、军机大臣彭蕴章的私人信件中，也毫无保留地展现着染指浙江、独霸东南的野心：

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

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

而唯一的阻碍便是浙江巡抚罗遵殿！

此人不仅出自湘系，且与曾国藩、胡林翼关系莫逆，其在浙抚任上倾东南之资对湘军大力接济，已令何桂清相当不悦，再加上何一直想让心腹党羽、江苏布政使王有龄取而代之，就更加视罗遵殿这个“异己”为眼中钉、肉中刺。

东南半壁山雨欲来，围绕浙江的最终归属，曾国藩与何桂清的恶斗已在所难免。而恰在此时，忠王李秀成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于1860年2月发起了“虚攻湖杭”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杭州战争，李秀成所部经水路出京，悄然潜至皖南，绕过江南大营的全面封锁，直扑其后方广阔纵深，皖、浙清军反应不及，顿时阵脚大乱。

太平军确实用兵如神，但客观而言，若不是时任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从中作梗，1860年东南地区的整个战争进程，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杭州的争夺最终鹿死谁手，还犹未可知。

当年2月底，太平军在皖南一带闪转腾挪，随后突然转而向东入浙，直扑省府杭州，此时江南大营才如梦方醒，忙遣提督张玉良率万余绿营精锐星夜驰援。

只是援军南下途经苏州之际，何桂清明知杭城危在旦夕，却依然以“视察城垣”为名，强令张玉良滞留三日，谁曾想正是这短短几天的延误，结果便是城破身死、天人永隔——1860年3月19日，李秀成在江南大营援兵赶到前两天，攻破杭州外城，浙抚罗遵殿仰药自尽。

太平军这边，“围魏救赵”的战略意图已经实现，李秀成自然不会在杭州与清军过多纠缠，于3月24日深夜主动让城别走。次日，张玉良收复浙江省府杭州，咸丰闻讯大喜，对参与救援的何桂清以及江南大营各级官员论功行赏。

只是间接害死罗遵殿后，总督大人还不罢休，又唆使御史参劾其守御杭州期间“一筹莫展，贻误生民”，导致清廷撤销了对罗的恤典，而何桂清的心腹爱将王有龄则在战后如愿以偿地接替了浙江巡抚之职。

在争夺浙江的“暗战”中，何桂清集团先下一城。但旧仇未报，又添新恨的曾国藩，又岂会善罢甘休？只是不同于此前在官场中事事刚强，锋芒毕露，再次出山之后，曾文正公已然是神形内敛，深藏不露，而意气风发的何桂清不会明白，树立这样的敌人，甚至比面对明火执仗的“发匪”更加可怕……

正在清军因克复杭州而弹冠相庆之际，李秀成率部悄然反旆安徽，召集皖南各支太平军部队后迅速北上，会同由皖北来援的陈玉成兵团，直扑江南大营。

此时的江南大营，因救援杭州兵力已十分空虚，而驻跸常州的何桂清为确保自身安全，还将闻讯回援的张玉良部强行留在身边，而大营所要面对的，却是太平天国最强悍的李秀成、陈玉成两大主力兵团，以及十余万气势如虹的太平军战士。

5月6日，清廷经营多年、号称“万里长壕”的江南大营，在太平军三路夹攻之下飞灰湮灭，正副统帅和春、张国梁仓皇遁往丹阳，随后相继殒命于逃亡途中。

5月11日，太平天国又乘势发起针对苏、常地区的东征攻势，而此时最应稳定局势人心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却在太平军汹涌而来之际，全然不顾东南半壁安危，竟以筹饷为名欲弃常州外逃苏州。

出城之际，当地父老士绅跪伏道边哀求挽留，无奈何桂清已丧心病狂，下令开枪驱散劝阻人群，造成十九人遇难，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

此后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常州、无锡、苏州，而何桂清亦如丧家之犬一路逃往上海，虽然随即被清廷褫夺两江总督之职，但适逢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仓皇北幸热河，因时局动荡，藏于租界的何桂清，这才侥幸未被缉拿回京问罪。

此时，江南大营化为乌有，绿营精锐也损失殆尽，湘军成为清廷在长江以南对抗太平天国的唯一希望——1860年6月，曾国藩当仁不让接替两江总督之职，治下除苏、皖、赣三省之外，更囊括原属闽浙总督所辖的浙江军务。

因为太平军“出手相助”，曾国藩坐收渔利，轻松扳回一城，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桂清虽然倒台，却并未彻底失势，朝中仍有大批官员为其奔走游说，何党骨干成员、江苏巡抚薛焕及浙江巡抚王有龄也在密谋促其复出。

曾国藩要报仇雪恨，铲除王有龄、薛焕之流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新任两江总督要独霸东南，对何桂清的反攻清算更是远远未到结束之时——派系斗争的残酷就在于，恩怨一旦产生，其结果必然是以你死我活作为终点……

时间来到1860年秋天，清、太双方的斗争形势愈发胶着。

东征胜利后，太平天国尽占苏南富庶之地，忠王李秀成更以苏州为中心，在天京侧翼开辟出苏福省后方根据地。

然而在上游地区，曾国藩也趁英王陈玉成参与东征的空隙，迅速完成了对皖省重镇安庆的合围。

安庆一失，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将无险可守，湘军兵峰也将直指天京，为解安庆之围，洪秀全于1860年9月授意陈玉成、李秀成两大兵团联袂西征，计划次年3月会师于武昌城下，攻敌所必救，迫使曾国藩撤围回援。

只是安徽向来是陈玉成的势力范围，已坐拥苏南膏腴之地的李秀成，并不关心西线战场的安危，在西征之初便一再迁延发兵，沿途更是招兵买马、闲庭信步。

而如约抵达武昌的陈玉成孤掌难鸣，最终无奈重返安庆战场硬撼湘军长围。三个月后，李秀成方才姗姗来迟，见英王撤军更加无心恋战，转而回师东趋江西，拉开了进军浙江的序幕。

入浙前夕，李秀成在江西境内收编了从石达开处脱离回京的大批部队，加上进军湖北途中所招揽的人马，兵力已达到惊人的七十余万。

1861年9月，李秀成挥师进军浙北，先后击溃萧山和绍兴清军，又连下桐庐、新城、临安、余杭诸县。10月下旬，就在西线战场湘军攻陷安庆后不久，忠王数十万大军也再次兵临杭州城西武林门。

眼见太平军兵峰将至，浙抚王有龄飞檄省内各路清军立即退保杭州，副将杨金榜、布政使林福祥、总兵饶廷选闻讯先后率军驰援。一时之间，杭城内外兵马云集，防务也渐次严密。

但王有龄奉行“不可远攻，只须待其来而御之”的消极防御方针，并未趁太平军立足未稳主动出击。反观太平军，与一年前“虚攻湖杭”时的浅尝辄止不同，这次手握重兵、专程而来的忠王李秀成，对于杭州是势在必得。

11月初，太平军尽破杭州城外清军营垒，彻底肃清外围抵抗力量，并环杭州城垣架设炮位，加强火力威慑。

7日，提督张玉良率万余人马自富阳驰援杭州，王有龄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几乎是哭着询问该如何是好，只是面对重围，这位曾经在第一次杭州之战中声名鹊起的悍将，此时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艰难道出“死战”二字，作为回应。

此后半月，张玉良统御水陆兵勇，“叠次出攻，内外夹击”，但均被太平军击退，21日，困境中的王有龄再遭重创，被其倚为长城的张玉良，在回城途中意外被流弹击穿右肋，伤重殒命。

面临胜利，李秀成仍然严谨部署最后的战事。一面督军持续进扰城垣，疲劳、瓦解守军斗志；一面遣队拦截清军运往杭州的军火物资，准备断绝接济，然后坐收其功。

而围城断援之举正中杭州要害，城中向无积蓄之粮，被围几十天后，粮秣渐尽，王有龄只得号令富户开仓赈灾救困，只是这民间的杯水车薪，又哪里经得起数十万人的日常消耗？

随着时间推移，守军开始杀马充饥，此后又将弓鞍、皮鼓、钉靴等革类之物泡软为食，仍是难以果腹，饿红眼的官兵索性持刀入室，向百姓索要粮草、搜罗食物，继而翻箱倒柜，劫掠金银。

面对粮食危机，富商士绅尚有余力携带家眷钱财，趁夜缒城外逃，而贫民饱受饥饿煎熬，只得捕蛇虫鼠蚁为食，或以豆壳米糠、草根浮萍充饥，待一切食尽，最后只能被迫取“观音土”下咽。但短暂饱餐之后，紧接着便是腹胀如鼓、坐卧不安，最终还会因无法消化、排泄而一命呜呼。

偌大的杭州城，白日难闻雀鸟之音，夜间无觅犬吠虫鸣，只剩倒伏路边的穷苦百姓拍胸呜咽、痛苦呻吟，更有无数因饥饿疾病横死的难民，暴尸街头，无人问津。

仅仅月余时间，昔日富庶繁华的天堂之城，便呈现出一派凄惨恐怖的炼狱光景。

杭州被围已岌岌可危，浙江兵力单薄又根本无能为力，王有龄更是一筹莫展，咸丰只得下旨邻省清军经海路接济守军。

但就南方整体局势而言，此刻真正能够解杭州于水火的，唯剩湘军挥师入援一途，因此清廷屡次严旨曾国藩发兵，王有龄也迫切渴望湘军东来，为此血书“鹄候大援”四字，寄往安庆行营向总督大人求救。

只是湘军刚刚经历安庆血战，师老兵疲亟需休整，更何况曾国藩的战略重心是沿江而下直捣天京，因此对上谕置若罔闻。

更重要的是，何桂清借太平军之手害死罗遵殿，曾国藩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机会。

此时，左宗棠正根据曾的部署在浙赣边界防堵太平军，若楚军挥师救援，杭州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正如前文所言，曾国藩觊觎浙江，更视何党骨干王有龄为心腹大患，因此一再告诫左宗棠不得出兵。

而杭州又屋漏偏逢连夜雨，12月中旬，太平军童荣海致信诈降，清军依约出城遇伏，损失惨重，更加难以抵御太平军的攻势。此后，武林、钱塘、清波诸门守军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

12月29日，太平军发起总攻，王有龄自知杭州已无法保全，便欲开启城门，放百姓逃生，但杭州将军瑞昌却以“弃民便是弃城”为由，加以阻止。只是大批难民眼见无以为生，纷纷拼死冲破城门外逃。

凌晨，忠王借百姓出逃之机，挥师一拥而入，杭州外城告破。王有龄服毒未死，返回巡抚衙内自缢而亡。两日之后内城亦被攻陷，负隅顽抗的瑞昌最终举火自焚，随即整个旗营次第火起，当日杭城烟焰蔽天，官兵、眷属殉城者八千有余。

“惊闻”杭州陷落，湘军主帅立即命左宗棠发兵入浙平乱，随即保举其出任浙江巡抚。此后因上海告急，曾国藩又适时推荐门生李鸿章组建淮军赴援，督办江苏军务，不久淮军主帅便因战功卓著取代薛焕，接替江苏巡抚之职。

李鸿章

浙抚王有龄身死，苏抚薛焕去职，曾国藩如愿以偿控制住整个江、浙地区，但其并未忘记最后的报复行动——李鸿章挥师上海之后，立即对藏匿于租界的何桂清实施了抓捕。

但何桂清久居官场，门生故旧众多，被押解入京之后，又广施钱财，遍馈要津，以至众多朝臣出面为其斡旋、说情，清廷只得暂缓刑部“斩立决”之议狱，改以“一品大员，用刑宜慎”为由，交还各部官员再陈所见。

何桂清案峰回路转，宿敌大有东山再起之势，1862年9月，曾国藩送出致命一击，上奏《查覆何桂清退守情形折》，直指何身为两江总督，不能保全东南平安，已失料敌之明，临战而弃城逃跑，又无效死之志，凭此两点便足以治其死罪。

条理清晰、证据确凿，外加湘军主帅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曾国藩的意见，朝堂又怎么可能置之不理——何桂清的结局由此一锤定音，1862年12月，前两江总督被押赴京西菜市口刑场斩立决，弃市。

围绕浙江的归属，前后两任总督的恩怨纠葛终于以何桂清的身败名裂而告终，只是杭城何其无辜，生民又何罪之有，却统统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和官场倾轧的筹码。往事已矣，今闻之，仍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