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著名作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均详细论述了井冈山时期的关键历史事件——“八月失败”。

这场失败发生于1928年夏，由于一些领导人对形势判断失误，决定冒进分兵进攻湘南，结果导致湘南和边界的双重失守，根据地遭到严重削弱。

1928年，为什么以毛泽东和朱德这么高的威望也阻止不了八月失败？

井冈山的特殊位置

井冈山“八月失败”是指 1928 年7月-8 月，在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指示的影响下，红四军在湖南郴州遭受惨重损失、井冈山根据地也被国民党军队严重破坏的历史事件。

那么为何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在队伍中有如此威望的两人，也阻止不了八月失败？

井冈山，坐落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山区，周围散布着湖南的茶陵、酃县和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及莲花等县。

这里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共产党的组织迅速壮大。

井冈山不仅地势险要，易于防守难以攻取，还因其红色基础雄厚而成为毛泽东选择的战略要地。

井冈山上活跃的绿林武装，如袁文才和王佐两部，不仅与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络，而且袁文才本人也是共产党员。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引领部队进驻井冈山，部分也是考虑到这里的革命潜力。

尽管井冈山的偏远地理位置使得中共中央最初未能充分认识到其战略价值，未曾过多干预井冈山地区的党组织结构，但随着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起义军抵达，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这一地区的重要性逐渐被提升，中共中央也开始加大对井冈山的关注。

特别是在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的会师之后，这里迅速成为了红色势力的重要聚集地，与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的关系也愈发密切。

1928年，随着长沙“灰日暴动”的失败和湖南省委遭受严重打击，一度与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失联。

但到了四月，两支部队在井冈山的重聚和红四军的组建，标志着中央对井冈山及其地区党组织问题的重新关注和整合。

不从则违抗，从则明知失败

在1928年春，失去湖南省委指令的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便开始了与同样关注他们动向的江西省委的频繁交流。

从4月至6月期间，江西省委不仅频繁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动态，还多次下达任务指令，并在5月正式批准建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从而实际上将井冈山的党组织及红四军纳入其领导之下。

与此同时，重组后的湖南省委于5月迁至江西安源，并通过杜修经与朱毛部队重新建立联系。

然而，就在江西省委于5月和6月遭敌破坏、联系中断之际，湖南省委加强了对红四军的影响，多次派遣杜修经前往井冈山，试图恢复对红四军的直接领导。

这虽然暂时增强了湖南省委的影响力，但忽视了红四军与江西省委已建立的联系，实际上导致了组织隶属关系的混乱。

造成了井冈山党组织和红四军在归属上的不明确，也为后来的“八月失败”埋下了隐患。

中共中央对此情况给予了重视，规定红四军在江西境内活动时受江西省委指导，湖南境内则受湖南省委指导，力求明确双方的关系和责任。

但不幸的是，这一指示直到年中才传达至井冈山，而此时“八月失败”已然发生。

1928年的4月下旬，毛泽东与朱德完成了战略会师。

在毛泽东和朱德的英明领导下，联合部队接连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此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这片广阔的土地包括了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的全部，以及吉安、安福的部分地区，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总面积达到7200平方公里，涵盖的人口超过五十万。

到了6月下旬，面对连续的失败，湘赣的敌军决不甘心就此退却，他们重新集结了六个团的兵力，准备对井冈山展开第二次“会剿”。

就在敌军蠢蠢欲动之际，意外到来了。

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携带两封充满紧迫指令的信件来到永新，一封是直接寄给红四军军委的，里面明确要求了要立刻向湘南发展，且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

另一封发给湘赣边特委，同样指示红四军攻占永新之后迅速南下湘南，同时要求留守部队武装当地民众，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施赤色戒严，用群众的力量抵御敌军的进侵。

这样的指令给井冈山的领导层，尤其是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困境。

若按照省委的指示行动，意味着要将红四军主力投入到与湖南军阀的正面硬碰硬的战斗中，这在当时形势下几乎是自寻死路。

若不执行指示，又似乎是在对抗上级的命令。

毛泽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曾表达：“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关键是要吸取教训

在1930年6月30日，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以及永新县委召开了一次关键的联席会议。

在毛泽东的强烈坚持下，会议最初决定暂不前往湘南，尽管如此，依照组织程序，这一决议还是被传达到了红四军的各个部门。

这项指示在部队中引发了不小的波动。

特别是对于那些湘南籍的士兵，他们的归乡心理被激发，同时井冈山存在的经济困难使得湖南省委的指示在部队内部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这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矛盾，也激化了关于是否前往湘南的争议，军中的氛围开始显著动荡。

在1928年7月底，赣南敌军派出了王钧的第三军五个团及胡文斗的第六军六个团，重兵进驻永新。

毛泽东通过巧妙的战略布局，指挥红三十一团联合永新的数万革命群众，采用四面游击的战术，持续对敌人进行日夜袭扰。

这种策略有效地将赣敌的十一个团限制在永新县城及其周围不超过十五公里的区域，持续了长达二十五天之久，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然而，情况在8月上旬发生了变化。

赣敌通过电台监听到红军主力已经转移至湘南的消息，随即发动了对根据地的猛烈攻击。

这场突如其来的攻势迫使红三十一团撤退至永新山区，使得井冈山的局势陷入极端不利的境地。

“割据的区域，只有井冈一块地方，宁冈也丧失了，山上是我们的势力，山下则为敌人的势力。”

毛泽东后来不无惋惜地评价道，若是七月没有去湘南这个决策，八月失败不仅不会发生，还能趁机和红五军取得联络。

为了挽救根据地面临的危局，毛泽东在8月中旬在永新西乡的九陂村紧急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对策。

就在此时，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抵达，并带来了省委的新指示信，主张红军应迅速发展至湘东。

到了这个时刻，毛泽东对此极为气愤，他在会议上激烈质疑湖南省委的决策，并对袁德生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质疑湖南的局势是否真的适宜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会议中，一位刚从湘南回来的挑夫带来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军大队在彬州遭遇重大失败，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

情急之下，毛泽东迅速做出决策，决定亲自率领红三十一团的一部前往湘南迎接散落的部队，同时留下红三十一团的其他部分与红三十二团共同坚守井冈山。

8月23日，毛泽东在桂东与陈毅会面时，他紧握陈毅的手，并保证将团结一致，不提及任何部队的过失，只从教训中汲取力量。

“打仗就如下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但关键是吸取教训。”

到了9月，毛泽东和朱德重新集结部队，成功回师井冈山，并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通过灵活运用游击战术，连续三次战胜敌军，逐步恢复并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井冈山斗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转入艰难的农村武装斗争。

那时距离党的成立仅仅六年，整个党在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上仍显得稚嫩。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如何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建立并巩固农村根据地，如何在连绵不断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如何打造一支能够代表人民意志、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军队。

这些问题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得到探索和解答，但过程充满了艰难与曲折。

尤其是在“八月失败”的事件中，这些问题被深刻地暴露出来，因战略决策的失误而被放大，直接影响了井冈山斗争的进程。

在1927年，红四军的形成标志了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重要转折。

这支队伍由毛泽东和朱德共同率领，队伍汇集了包括原国民党的部队残余、地方的工农武装、井冈山的绿林武装，以及在历次战斗中俘获的国民党士兵。

这种组成的多元性带来了不同政治素质和军事水平的兵员，内部充斥着复杂的小团体现象，对于建立“党指挥枪”的领导原则，无疑是一场挑战。

红四军内部的指挥体系呈现出军事与政治的双重结构，这一点在军委与前敌委员会的功能定位上尤为明显。

前敌委员会作为党的派出机构，理应负责军事行动和根据地建设的双重职责，而军委则专职军事行动。这种职责的模糊和重叠在红四军内部一直存在。

红四军还面临着地方主义和分团主义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由地方武装转变成的部队，例如由袁文才和王佐率领的红三十二团，他们倾向于留守井冈山，不愿意扩展战区，甚至在地方上压制其他非本土籍的革命活动。

此外，由湖南宜章农民主体组成的红二十九团，在经历了井冈山的艰苦后，逐渐有了返回故乡的强烈愿望，这种情绪也波及到了他们的军官，如胡少海和龚楚等。

再者，红四军的极端民主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管理挑战。

红军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旨在实现官兵平等，让士兵能参与到军队的经济管理和日常活动的监督中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委员会的职能愈发扩展，有时甚至涉足军事决策的制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党指挥枪”的原则形成了冲突。

这些问题在平静时期或许不足为外人道，但一旦形势紧张，这些内部矛盾便显现无遗，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在1928年8月，一场被历史铭记为“八月失败”的挫折深刻揭示了红四军在革命斗争中的若干根本性问题。

这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更是一次对红军建设和党的领导机制的严峻考验。

在这场危机中，红四军军委的权威显得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地约束部队的行动，以至于不得不通过书信向毛泽东求援，揭示了其在指挥系统中的重大缺陷。

特别是红二十九团的行为，他们在没有得到上级明确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召开士兵委员会，决定南下湘南，这一决策最终导致了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这种自主行为虽显示出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的民主精神，但也反映出红四军在实行“党指挥枪”原则上的不足，以及军事行动中对上级决策的依赖性不足。

在中共革命力量主要向广大农村扩展、尝试实施“党指挥枪”体制的大背景下，井冈山的红四军不可避免地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其实，“八月失败”的根源深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红四军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地理和战略位置的特殊性。

这场失败不仅是由于战术或策略上的失误，而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显示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可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从历史的视角看，“八月失败”虽然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但它对于中共地方革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这一事件及其后续影响是理解党在武装革命初期面临的内外矛盾和冲突的一个窗口。

事实上，井冈山的失败并非孤立事件，红四军在随后的“七大”和古田会议中，实质上继续审视和解决了“八月失败”暴露出的问题。

更广泛地看，中共在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也经常面临类似的挑战，这些经验教训成为推动党的成熟、完善革命战略的重要基石。

这种不断的问题发现与解决，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式、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模式，标志着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的自主创新。

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必经之路，也是党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关键历程。

参考资料：

从“八月失败”事件感悟毛泽东的政治能力 王梅莲 杨少华

对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历史必然性的思考 孙浩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