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25日，天津寒风刺骨，法院外却聚集了数百名群众，他们在等待着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袁文会的最终审判。人群中没有喧哗，只有沉默与压抑的期待。袁文会，这个在日本侵华期间背叛同胞、协助侵略者的罪人，终于要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
然而，就在他被处决的几天后，一场意想不到的奢华葬礼轰动了天津。袁文会的追随者们竟为他准备了价值300万金圆券的葬礼，豪华的棺木、昂贵的陪葬品，是谁资助了这场荒唐的仪式？
袁文会与普安协会的成立
1935年，袁文会在日本特务的影响下，与青帮另一位势力颇大的头目在上海秘密会面，商讨了组建“普安协会”的细节。会议中，两人共同讨论了如何更有效地控制和整合青帮内部分散的势力，以及确保这些力量能够统一行动，响应日本的战略需要。
袁文会被任命为普安协会的行动部长，他的首项任务是通过青帮的网络，操控地方舆论，伪造民意，为日本在华北地区的侵略行动制造假象的支持。为此，袁文会组织了多次秘密会议，与各地青帮的头目进行沟通，散布日本支持的宣传材料，包括制作伪造的请愿书和支持信，声称当地民众支持日本的“保护”。
在普安协会的掩护下，袁文会的活动触角深入到了黑暗且残忍的交易之中。以窑子生意为起点，袁文会很快便辨识出了日军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特定需求和喜好，尤其是对女性的需求。
袁文会通过他在青帮的联系网，操控了数家窑子，这些地方原本是为了提供娱乐和放松的场所，但在他的手中，渐渐变质成了供应日军特定“服务”的渠道。
在袁文会的组织下，这些女性被秘密转移到日军兵营。通常这些行动都在深夜进行，以避开公众的眼睛。女性们被告知将会前往一个更好的地方工作，但实际上她们被送往的是兵营，那里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
一旦到达日军兵营，这些女性的命运几乎被封锁。她们遭受了极端的虐待和剥削，许多人因为无法承受折磨而死亡。
日本投降后的清算
随着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投降，袁文会的靠山瞬间坍塌。他那些年为讨好日本侵略者所作的一切，包括帮助组建普安协会、贩卖失足妇女等勾当，迅速成为他被追捕的理由。国民党政府很快发布了《惩办汉奸条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清算汉奸的行动。
袁文会当时虽有所警觉，但他长期以来依仗青帮势力庇护，认为自己在上海势力庞大，能够躲过这一劫。他开始逐步减少公开露面，想以低调的方式避开风头。然而，曾经与他有过血海深仇的青帮头目刘广海，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青帮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袁文会与刘广海常年明争暗斗，而在日本侵略期间，袁文会依仗日军的力量，进一步打压了刘广海的势力。如今局势逆转，刘广海看到了报复的契机。他迅速联系上了其他与袁文会有积怨的青帮成员，集结了几名可靠的心腹，开始策划逮捕袁文会的行动。
刘广海他们花了不少时间调查袁文会的动向，仔细摸清了袁文会的藏身之地和行动路线。在这一过程中，刘广海手下的人暗中监视了袁文会的住所，还贿赂了他的部分随从，以获取更精确的情报。袁文会当时藏身于上海的紫竹林饭店，他以为这家不显眼的饭店能够成为他的避风港。
刘广海没有给袁文会任何反应时间，几乎是破门而入。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袁文会完全措手不及，他的几名随从尝试反抗，但他们早已被刘广海的人彻底控制。袁文会本人则被一名大汉死死摁在桌子上，动弹不得。
法庭上的审理
1946年5月，袁文会的案件经过一系列的审查和取证，终于被移送到了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进行审理。
审判开始时，法院门外聚集了大量民众，他们怀着强烈的情绪，期待这位臭名昭著的汉奸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进入庭审阶段，控方律师列出了袁文会在日军侵华期间的种种罪行，特别是他作为普安协会行动部长的具体行动，其中包括迫害抗日人士、协助日军策划各类镇压行动，以及向日军输送中国女性供其军营享乐等骇人听闻的罪行。
然而，袁文会在庭审中一概否认所有与杀人、虐待女性、参与镇压等相关的指控。他的辩护律师试图为他争取减轻罪责，提出所谓“证据不足”的辩解，甚至声称袁文会在某些行动中并未直接参与。庭审现场气氛紧张，控辩双方你来我往，争论激烈。控方一再强调证人证词的真实性，并展示了大量物证，力求证明袁文会不仅知晓这些罪行，甚至是亲自策划和参与其中的主谋。
对于这些指控，袁文会表现得非常顽固，他一再坚持自己无辜，尤其是对于杀人和虐待无辜平民的罪行，他坚决否认，甚至几度情绪激动，向法庭大声喊冤。
庭审持续了数日，法庭外的民众越聚越多，舆论压力也不断增大。最终，法官经过长时间的审理，认定袁文会在二战期间的确参与了多项重罪，虽然在具体的杀人罪上没有明确的直接证据，但他的其他罪行足以构成严重的判刑依据。经过审判，袁文会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让许多关注此案的民众感到失望，他们原本期待袁文会能够被判处死刑，但法院却给予了相对轻的刑罚。
宣判时，袁文会不甘心地在法庭上大声疾呼“冤枉”，试图博得同情。然而，他的喊冤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法庭秩序很快恢复，判决也迅速生效。袁文会随后被押送到监狱，开始服刑。
令人意外的是，袁文会在服刑期间享受到了与其他犯人不同的待遇。一般犯人的牢房都是严密封锁，日常生活非常有限，但袁文会却得到了特殊照顾。据当时的监狱人员透露，他的牢房门经常是敞开的，他可以自由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甚至还能收到来自外界的食物供应。监狱中的伙食本来就十分简单，但袁文会却能享用到炒菜和米白面，这种待遇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质疑。
袁文会的最终命运
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新政权的建立，使得过去在旧社会横行的汉奸、卖国贼逐渐走向灭亡。袁文会作为典型的汉奸代表，最终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到1950年，人民政府对像袁文会这样的战犯进行了严格的清算和审判。
1950年12月25日这一天，天津的寒风刺骨，但这并没有阻挡大批市民前来法院门口围观袁文会的最终结局。法院外人潮涌动，队伍在法院外面排成了长达数十米的长龙，大家都等待着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随着法庭的宣布，袁文会被押上囚车。囚车慢慢驶向天津郊外的小刘庄刑场，周围的警戒非常严格，生怕出什么意外。沿途的街道上，不少人停下脚步，注视着这辆载着昔日风光一时的汉奸的车辆。人们议论纷纷，但更多的是对他罪行的愤慨和期待看到正义实现的心情。袁文会此时已然面容憔悴，不复当年威风，但无论如何，他的罪行都无法逃脱审判。
当囚车抵达刑场时，早已有数百人聚集在那里，寒风中，他们静静等待着最后的时刻。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周围的军警严阵以待，确保执行过程的顺利进行。袁文会被押下囚车，步伐沉重，脚步踉跄地走向刑场。他的双手被牢牢捆绑，几名士兵押送着他来到指定的位置。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执行时间终于到来。随着三声枪响，袁文会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袁文会的死亡并未立即终结他在社会上的影响。由于他在青帮内的地位和多年的经营，一些老旧势力和追随者并未完全解散。这些人为了表示对袁文会的“忠诚”，试图通过为他举办花费将近300万旧币的奢华葬礼来表达不满。袁文会的葬礼规格极高，棺木华丽，陪葬物品价格昂贵，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穿过了天津的市区，场面极为张扬。
国民刚刚从旧社会的压迫中解脱出来，对汉奸的恨意未消，而这些人却公然为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举办如此铺张的葬礼，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天津市的政府部门对此事高度重视，市委秘书处立即进行了全市通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注意，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
经过这次葬礼事件后，政府加强了对旧势力的打击和监督，尤其是对于那些仍然试图依附旧社会的残余势力，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在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以袁文会为代表的旧势力最终彻底瓦解。他的追随者们在新政权的打击下，不敢再继续兴风作浪，最终都如鸟兽散。
参考资料： [1]周利成.厚葬袁文会事件[J].天津档案,2007(6):3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