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禄曾1928年生于上海一个显赫的资产阶级家庭，曾祖父是晚清淮军名将刘秉璋，父亲为银行高管。她自幼接受西式教育，精通英语，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尽管家庭背景优越，但她心怀报国之志，早年因出身问题未能加入解放军文工团。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志愿军急需英语翻译人才，她抓住机会报名，成为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翻译。
初到朝鲜，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背负重物行军、啃食冻土豆的艰苦生活，几乎击垮这位从未吃过苦的娇弱女子。甚至因语言不通需恶补军事术语。但她以坚韧的意志适应环境，，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手上磨出老茧，背上压出血痕，逐渐从“娇弱小姐”蜕变为真正的战士。她说：“参军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必须要抓住机会。”
刘禄曾的战场不仅在炮火前线，更在审讯室与战俘营。面对桀骜不驯的美军俘虏，她以智慧和温情突破心理防线。一次审讯中，一名美军战俘因思乡哭泣，她反问：“你在美国有父母妻儿，为何要远渡重洋杀害别人的亲人？”对方瞬间哑然，最终交代情报。
最典型的是她与战俘詹姆斯·柏特纳的故事。詹姆斯因偷车入狱，被美国政府以“减免刑期”诱骗参战。刘禄曾抓住其矛盾心理，质问道：“偷车是犯罪，在朝鲜杀人难道不是更大的罪？”又在他高烧时请军医救治，安排乘车转移。詹姆斯最终忏悔：“当志愿军俘虏是一种庆幸！”
她还将战俘分类管理，对顽固分子施以“韩军战俘营教育”，迫使其低头合作。这种刚柔并济的策略，不仅获取情报，更重塑了战俘对战争正义性的认知，甚至让美军士兵感叹：“中国人不像宣传中那样邪恶。”
1952年冬，刘禄曾被调往三八线前沿，参与上甘岭战役的“心理战”。在399.8高地的坑道中，她手持喇叭，冒着炮火向百米外的美军喊话：“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夜晚，她用手摇发电机播放《铃儿响叮当》，用阵亡士兵的家书勾起敌军思乡之情。美军士兵震惊于这“夜莺之声”竟来自一名女兵，士气大受打击。
坑道生活极度残酷：缺水缺粮、硝烟刺鼻，如厕需在敌军炮火下冒险。作为唯一女兵，她还要克服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一次突击队全员牺牲，她强忍晕血为伤员清洗伤口；战士请求她唱歌提振士气，她含泪应允，深知“唱完这首歌，他们可能再也回不来”
战争结束后，刘禄曾转业至南京从事旅游工作，1979年随团访美期间，纽约一家餐馆中，一名男子激动询问：“您是刘女士吗？”竟是当年的战俘詹姆斯·柏特纳。两人相拥而泣，詹姆斯感慨：“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此时的刘禄曾已是中国国际旅行社经理，继续以“民间大使”身份架设中美友谊之桥。
这场跨越26年的重逢，印证了战争中人性的光辉。刘禄曾的广播不仅瓦解了敌军斗志，更播下了和平的种子。正如她所言：“我们从不称霸，只想维护和平。”
刘禄曾的故事是抗美援朝精神的缩影。她打破了性别与出身的藩篱，以智慧与勇气在“心理战场”立下奇功，更以人道主义超越了敌我界限。上甘岭战役被周恩来誉为“军事史上的奇观”，而刘禄曾则是这奇观中一抹温柔却坚韧的色彩。
今日的和平年代，她的传奇提醒世人：战争的胜利不仅靠武力，更靠对人心的征服；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即便身处绝境，仍能以良知照亮黑暗。
